《离骚》为我们塑造了屈原这一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1、理解课文中诗人的“衷”、“怨”、“悔”的思想感情：
课文首章开篇就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句中的“太息”意为“叹息”;“掩涕”意为“掩面擦泪”;“哀”属形容词的为动用法，意为“为……哀伤”，全句意为“长声叹息而掩面流泪啊，哀伤人民生活多灾多难”。诗人开篇就抒发自己的哀伤，着一“哀”字，与前句中的“长太息”、“掩涕”相呼应，把概括叙述与具体描写结合起来，有形有声，有因有果，引人深思。这里抒发的哀伤之情，尽管包含着诗人被疏废弃的伤痛，但又丝毫不夹杂个人的荣辱得失，这是诗人热爱祖国、关心民生、革新政治、救亡图存的远大理想难实现时自然而然的情绪反映，其核心是诗人的爱国爱民的精神。
在简述了自己被疏废弃的经历后，诗人接着抒发自己的怨恨之情。从诗中看，诗人怨的是“灵修之浩荡”、“终不察民心”，恨的是奸佞小人的嫉妒谣诼以及“工巧”的时俗。这里诗人用简洁的笔墨，为我们描绘当时楚国君王昏庸，奸佞当道，群邪蔽贤，忠臣被逐，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社会现实。正是这种现状导致诗人被疏废弃，壮志难酬。在揭露了楚国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志向后，诗人在第八章写自己的悔：“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这句意谓“后悔自己当初选择道路时没有看清，我久久伫立而想返回”。这里的“相道”显然指诗人选择实现自己远大政治理想的道路。
在经历了被疏废弃的痛苦遭遇后，诗人终于认清了形势，明白了自己理想难实现的原因，于是他决定固守节操，特立独行。节选部分所抒发的这三种感情，连贯而一致，对民生多艰的哀，对君王荒唐的怨，对楚国善于投机逢迎的时俗的恨，对自己相道的悔，其实都源于自己理想的难以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用“灵修”喻指君心，表现了他对君王的依托之恨。这反映了诗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只把实现远大的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就使诗人的“哀”、“怨”、“悔”不免显得孤独和清高，也注定了他悲剧性的必然命运。
2、体味《离骚》的比兴手法及其表达效果：
比兴手法在《离骚》中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兴比喻”，而且还把比兴与要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了象征意义。比如通篇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品质就是这种情况。
《离骚》中的比兴，不像《诗经》那样只是一个片断，而是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充分表现了所要表达的内容。诗中诗人以女子比贤者，由此出发，又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妒贤，如课文中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以求媒比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这样一来，使所用的比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全诗也就因此而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
拓展阅读：历史上关于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争议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怀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 “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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