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唐朝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有“诗鬼”之称。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因疾病缠身，27岁英年早逝。他的诗既有怀才不遇的悲愤，也有对底层人民的可怜，悲悯之情，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极富创造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李贺的诗精选，欢迎阅读！
《马》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南园》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感讽五首 其五》
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
侵衣野竹香，蛰蛰垂野厚。
岑中月归来，蟾光挂空秀。
桂露对仙娥，星星下云逗。
凄凉栀子落，山璺泣清漏。
下有张仲蔚，披书案将朽。
《苏小小墓》
幽兰露，如啼眼。
无物结同心，
烟花不堪剪。
草如茵，松如盖。
风为裳，水为珮。
油壁车，夕相待。
冷翠烛，劳光彩。
西陵下，风吹雨。
《七夕》
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
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
天上分金镜，人间望玉钩。
钱塘苏小小，更值一年秋。
《咏怀二首 其二》
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
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
头上无幅巾，苦蘖已染衣。
不见清溪鱼，饮水得相宜。
《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天上谣》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
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缨。
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
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
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
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
扩展阅读：李贺诗词文学特点
李贺诗歌的总体特征,前人有的评,那就是奇诡。看他的《恼公》一诗,铺写人物形貌风神不遗余力,词语求新奇,华丽的藻绘触目皆是。前人论此诗,多说晦涩不通。其实李贺的这首诗,用了许多省略,许多暗示创造了一个隐约朦胧的境界,我们尽可以在不理解中欣赏诗里的清词丽句和奇妙的思致。“歌声春草露”妙在以春草上露珠状写歌声圆润清亮,妥贴切当。“发重疑盘雾,腰轻乍倚风”极能摹写美人的风姿绰约,娇绕万种。诗中的描写繁密跳断,又时有重复。这正如一簇野花,枝枝香气四溢,色彩艳丽,而花枝丛杂,缺少安排。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种丛杂中体味到触目皆春的美感。而《恼公》末四句从两方落笔,前二句写出丽人难近的怅惘(“汉苑寻宫柳,河桥阂惊钟”。)后两句写出家中妻室对诗人情遇难再的幸灾乐祸,更是奇特中带着诙诡。(“月明中妇觉,应笑画堂空”。)奇情幽思是李贺的绝大长处。我们看《苏小小墓》,诗人从幻想中的幽灵着笔,兰露如泪,兰花如烟,如茵绿草,松风水冷,组成了一个幽灵的世界。《湘妃》、《秦王饮酒》、《秋来》等都有与此相类的特点,成为李贺诗歌中一个很鲜明突出的现象。
中唐诗坛产生出李贺的这种具有鲜明风格的诗歌,一方面是唐诗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的。唐诗到李杜,题材的广泛、手法的变化、体裁的运用都达到了极高的境地。他们是丰碑,更是不易跨越的障碍。中唐诗人的境况即是为此:前辈诗人的辉煌成就可以给他们以借鉴,诗坛的喧嚣过后他们能够在师承之中冷静地有所扬弃,有所创新——形势逼着他们要有更细微的观察体会,更深刻的挖掘,更广泛的开拓。和李杜相比,中唐诗家调不那么流畅了,格不那么高了,气不那么浑厚了,胸怀也不那么宽广了,但他们的体裁、手法、句式也有了更多更大的变化,这种发展的结果即是中唐诗坛的百花齐放、各占风流。中唐诗坛上风格多样的诗歌,正体现了这种最可宝贵的独特性,所以也正是其个性和成就所在。
李贺生在中唐,少年时即蒙韩愈、皇甫赏识奖掖,他一生中也曾数次外出求学或赴试。身处时代的文学风气之中,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创新精神的影响,余冠英、王水照先生在《论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说:“从语言风格上说,韩愈、孟郊尚险怪。他们虽称善于学古,……在语言的刻苦推敲,追求新异,是当时的风气。……李贺诗的奇诡瑰丽,新辞异采,妙思怪想,固然也受韩孟诗风的影响。”
作为中唐多样诗风中奇异一束,李贺诗歌属于那个文学风格群体中的一部分,这个文学群体风格各异,体裁多样,但共同特征却都归结到了散文化、变体的形式和叙写铺张上来。我们这里的散文化包括诗句形式中的忽略对偶和篇章中的议论作风。变体指的是诗歌的结构、语言的反程式化等,而叙写铺张则是中唐诗坛上很常见的现象。韩愈的《南山诗》、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都有这个特点。中唐诗坛上韩孟诗风的出现,是对喧嚣一时的“元和体”诗歌的排斥和反动,在长庆、元和年间,元白以其古体诗、乐府诗的明白浅切一新时人耳目,他们自己的诗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后来仿效者却多卑下浮滑,没有气骨,渐趋末流了。其后韩孟崛起诗坛,以“务去陈言”“不平则鸣”为美学原则,务以新奇险怪矫其末俗。李贺诗歌,也正是在反“元和体”的风气中产生出来,他受到韩孟美学风气的影响,同时又在新变的过程中作为一个鲜明主体的“我”而树立了独特的诗歌风格和美学倾向。
我们还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的原因即时代客体的中衰气象和创作主体的自身原因,这一方面也正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兴盛一时的大唐帝国,经历安史之乱后,已露出衰败的迹向。当时藩镇割据严重,朝廷内朋党斗争激烈。喧嚣一时的永贞革新短命夭折了,元和时代短暂的中兴也并未使帝国再现辉煌,只好回光返照,转眼又呈萧瑟衰朽之象。这个时代的诗人们,一方面经历了,听说了前辈诗人没有经历过的政局动荡和贫困生活,思考的深刻,体味的沉痛也非前人可比。但另一方面,他们已少有前辈诗人的宽广胸怀和阔大气象。中唐诗坛上作品题材多琐屑细小,微观的挖掘是更深邃了,相比之下,宏观把握上即显得差些。中唐诗人的眼光常局限于自身的困顿遭遇,他们既不象具有蓬勃青春气息的盛唐人那样志向远大,也不象晚唐人那样近于一无所有后的悲哀。中唐人处在他们二者之间,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是那种欲说还休,失望和希望混杂的尴尬和无奈,这一点在李贺诗中则是常常贯注的凄恻,幽冷而又奇崛之气。他的诗歌中没有衰败到极点的深深叹息,而是绝望中仍有丝丝希望和寄托的激荡不平。这种忧愁,凄怆的气象正和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吻合,也分明体现了时代背景对李贺其人其诗的影响。
更主要的是李贺的身世,遭遇对诗人创作主体的影响,这是李贺诗作风格缘起的最具决定意义的一面,也将是理解李贺诗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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