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中对“风流”人物的品读

2020-08-27 李白

　　对李白的研究，前辈学人多集中在对李白生平交游的考辨、作品别集的辨伪、诗文的解读分析等方面，而缺少从其诗歌中涉及到的人物的角度人手来考察李白对当时人物的品藻。

　　一、李白诗歌品藻“风流”人物的涵义

　　对人物的品藻在唐以前早已有之。先秦至两汉，人物品藻的内容多局限于经学造诣、道德品行的范围之内。到了魏晋时代，开始注重人物的风韵、才情、格调、气度等内在精神之美，最典型的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专设《品藻》一门。而“风流”作为魏晋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本义是指风俗教化如风之行，如水之流;后来其词义有了发展具有众多意义：可指文学风格、可指男女关系、可指英雄豪杰等。而作为“人格美”意义上的风流，冯友兰先生认为乃是特指魏晋士人那种自由的精神、脱俗的言行、超逸的风度。其表现形式主要由三方面构成，即魏晋名士的玄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在魏晋之后，唐代虽也有像《世说新语》那样专门记载人物言行、品评人物的著作出现，但品评人物的文学因子更多地存在于代表有唐一代文学繁荣的诗歌之中。李白的一千余首诗歌，有大量的涉及到品藻人物的诗歌，其中提到“风流”的诗歌有14首。这些诗歌中《东鲁门泛舟二首》(其二)、《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濉湖》和《五松山送殷淑》三首诗中涉及到的“风流”主要指山水秀丽、风景美好。故李白诗歌涉及到对人物“风流”的品藻的诗歌有11首。其中的“风流”按其内涵可分为诗酒风流、隐逸风流和侠士风流，这对魏晋时期的“风流”有很大发展。

　　(一)“李白斗酒诗百篇”――诗酒风流

　　李白诗中的“风流”人物，首先与美酒酣醉、诗文才气联系在一起。涉及到的诗歌有《流夜郎赠辛判官》、《江夏赠韦南陵冰》、《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泛沔州城南郎官湖》、《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一)6首，其中的主人公有古人、有当时人，也有自己，但无不酒醉憨逸、才高八斗。首先他自己就是个诗酒俱佳、风流潇洒之人。如其《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中说自己因陪友人宋之悌之子宋若思夜饮南楼而“风流在武昌”;还如其《流夜郎赠辛判官》一诗：“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夸自己当年漫游长安，与王卿贵戚同醉酒花前柳下，“气岸凌乎豪士，鄙睨之下，旁若无人”，风度才华岂肯落在他人之后?其中又有醉酒、又有才华，是李白自身真实的写照。李白描述自己好酒、醉酒的状态及其酒后诗文风采说明“诗酒风流”是李白品评“风流”人物的很重要的一层含义。酒对李白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对此唐人在多处皆有记载。最典型的如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将李白醉酒后的憨态、豪迈及李白的诗文才气表现得淋漓尽致。还如李肇《唐国史补》曰：“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能稍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唐摭言・敏捷》亦有相似记载：“李翰林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这些都足以证明李白在醉酒之后挥毫万卷、豪放不羁、神情洒脱，迥异常人，于是就被冠以“酒中仙”的美名。有酒量、有才华、有豪放逸仙之气，是别人对李白的评价，也是李白自己所追求的诗酒风流之特点。

　　李白自己有此追求，故也欣赏具有诗酒风流气度的人。在《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一)中，李白回忆“风流贺季真”嘬典型的“风流”就是“狂”和“酒”。“四明狂客”在和他长安初次见面之时就“呼我谪仙人”，这是贺知章之“狂”，但“狂”中隐含着“才”：“谪仙人”是说李白雄才非世间人物可比，“超群拔俗如仙人也”。两位有才之人相互欣赏，恃才自傲方为“狂”。贺知章拿“金龟换酒”，与作者常痛饮“杯中物”，二人以酒会友均为酒中豪杰。诗文才气兼醉酒豪气，即是典型的“诗酒风流”。在《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中说：“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张翰乃西晋末年人，“黄花句”是指说张翰《杂诗》中的“青条若总翠，黄华散如金”。李白认为张翰此诗写的好很有才气，有“辞俊逸而意清新”@的风流。李白用张翰的典故说张十一亦有张翰的才气，五百年后继张翰之才气“风流”者非张十一莫属。这里李白认为有才气的人堪称“风流”。《泛沔州城南郎官湖》中的尚书郎张谓，也因“四座醉清光”而风流未减。《江夏赠韦南陵冰》中说：“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山公是指竹林七贤山涛之子山简。山简在镇守襄阳时“时出酣畅”，常喝的大醉而归：“日暮倒载归，茗芋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箸白皆篱”。李白认为，山简的风流是通过他的“醉后骑马”表现出来的。但魏晋士人的诗酒风流与李白及其同时代盛唐士人的诗酒风流有所不同。魏晋士人的诗酒风流给人一种沉痛的.压抑感，充满着人生的忧患;而李白及盛唐士人的诗酒风流给人一种壮美之感，有股豪气充溢于酒杯和高歌狂啸之间，让人觉得潇洒、飘逸、豪放。这是李白对魏晋风流发展与超越之处。

　　(二)“别有天地非人间”――隐逸风流

　　李白所赞赏的“风流”人物，除有醉酒豪气、才华横溢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出入老释、隐逸山林。涉及到的诗歌有《别山僧》、《答杜秀才五松见赠》、《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赠孟浩然》4首。在《别山僧》中，作者先写山僧飘忽的行踪：他舟赏水月、夜宿泾溪，平明又飞仙于云外山巅，然后说“谑浪肯居支遁下，风流还与远公齐”，认为只有支遁、慧远这样的著名高僧堪与其风流比肩。虽然李白没有明说此山僧是谁，但慧远被推为净土宗之初祖，支遁则“神宇隽发，为老、释风流之宗”。李白对他们这种“风流”的欣赏与推崇，为“风流”加入了隐逸的内涵。在《答杜秀才五松见赠》中，李白为了写杜秀才的才华人品及其与自己的友谊，分别从侧面例举了若干“异代风流各一时”的名人：才华横溢者有杨雄、蔡邕、袁宏、谢胱，隐逸者有商山四皓、陶安公、阮咸、陶渊明等人。这里可以看出，他在认同“风流”时将隐逸同才华横溢并举，为“隐逸风流”中加入了新的涵义――隐逸兼才气。而在其余二首中，李白又为隐逸风流注入了醉酒豪气。在《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中，作者叙述自己颇费一番周折找到隐逸的范居士，找到后，范居士备美酒、献果蔬，二人酒酣耳热、吟咏古辞，以十日之欢中尽享千载之期，尽显“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之态――便为隐逸风流中加入豪饮纵酒之涵义。还如较为著名的《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诗直解》云：“此赠孟浩然之风流而赞其隐德之清高

　　也。”应时《李诗纬》评“红颜”四句：“四句总言其风流处。然上二句叙事，下二句叙情。”李白爱孟浩然之风流，主要欣赏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隐逸风流。他从少年时候就对荣华仕宦不感兴趣，年老时归隐山林，醉酒邀月，迷花不仕，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孟浩然隐逸风流的主要内涵，是以隐来保持自己高洁的德行、清白的品格，独善其身，但其中加入了醉酒豪情的一面。

　　李白对隐逸风流的极度赞赏是有其时代原因的。唐代士人仕进多途，不参加科举考试甚至不以文字显示才华的人，仅凭隐居养望，也可求得仕进。《新唐书・隐逸传》曰：“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旧唐书・隐逸》曰：“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监回隐士之车。”也就是说唐代有才能的人都想谋求出仕，但也有一些隐逸者是为出仕而去隐逸，借隐逸之名行出仕之实走终南捷径。隐逸一般多在乱世，而唐代特别是盛唐，为什么还流行着隐逸呢，综其原因，“一是以退为进，以隐求仕。二是功成身退，以隐避祸。三是独善其身，以隐避世。”李白所欣赏的隐逸风流人物，具有“以隐求仕”和“以隐避世”的两个特点。

　　(三)“纵死犹闻侠骨香”――豪侠风流

　　“十步一杀人，千里不留名”的李白极其崇尚豪侠，他的思想中充满了任侠思想。李白的诗歌中涉及人物品藻时谈到豪侠风流的诗有一首――《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说他年轻时曾因好任侠而险遭不测：

　　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

　　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遨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

　　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门厄。

　　李白风流年少，仗剑远游，道遇凶险。后遇陆调“开万丛人”而获救，心存感激。他把自己的游侠行为称为“风流”，首先与其身世有很大关系。李白祖籍陇西，先辈们流亡边地，长期受边塞兄弟民族强悍民风的浸染，这对李白尚武好侠的性格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除此诗之外，李白没有用“风流”一词，但谈到豪侠之士的游侠诗有50多首，其中不论对古代游侠还是对当代侠士，都痴迷般地崇敬：赞赏的古代侠士有荆轲(《赠友人三首》其二)、高渐离(《少年行二首》其一)、鲁仲连(《古风五十九首》其十)、战国“四君子”(《扶风豪士歌》)、专诸(《结袜子》、《醉后赠从甥高镇》)、侯赢、朱亥(《侠客行》)、张良(《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剧孟(《白马篇》、《结交少年场行》)等，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行行且游游猎篇》、《少年行三首》等诗中，则表现了对当代游侠的赞赏。李白对他们侠义行为和精神的认同，更强烈地促成了他的侠义品性，而造就其生活中的许多行为就是侠行。如魏颢《李翰林集序》说他：“尘任侠，手刃数人。”《新唐书・文艺列传》也称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李白自己在《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等诗文中也多次提到自己的游侠行为。豪侠最可贵的品质是重信守义，重感情与气节，言必信行必果，慷慨相助、义薄云天。李白不仅以这些豪侠气概来品藻、赞美他所欣赏的豪侠，且自己身体力行，通过对游侠行为和精神的赞赏与认同赋予其更强的时代气息，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他“在侠的世界里喷涌而出的生命情调中融入自我侠风激荡下的理想追求和人格向往，在诗人、侠客的艺术整合中，创造了富有时代感、人格美的艺术境界”，此艺术境界代表着盛唐士人共同的审美理想与生命追求。这就是他对豪侠人物“风流”品藻体认的意义所在。

　　二、李白对“风流”人物认同的文化背景――盛唐气象

　　李白诗歌中对“风流”人物的品藻，原因众多。较为重要的是与其特定时代的文化背景――盛唐气象密切相关。

　　李白对“诗酒风流”的体认，与盛唐气象密不可分。李白及其同时代的盛唐诗人，不仅仅为饮酒而饮酒，而是借助酒精的力量，展现出一种才华之美：一方面促成他们勃发的狂傲之气;另一方面也使其在醉酒的状态中找到灵感，与心灵境界相契合，恣意地表现出诗歌中高超的艺术境界。李白及盛唐诗人表现着酒的情韵，将酒融入了性情、融入了诗歌，使其成为诗歌内容的一部分。这种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整体上都有的“诗酒风流”精神，是整个盛唐气象的体现。杨义在《李杜诗学》中说：“‘斗酒诗百篇’已经成为‘醉态’盛唐的旺盛蓬勃的艺术创造力的象征。象征着傲岸雄放、超越世俗的诗学激情，象征着强大自信的国力能以包容的广阔的自由创造空间。”李白及其所欣赏的人物，都带有这种在“醉态盛唐”中体现的盛唐气象与盛唐精神，这使其在自由的氛围中展现着高扬的个体精神，最大程度上发挥着诗酒结合的内涵。

　　李白所赞赏的“隐逸风流”，也是盛唐气象的体现。不仅李白欣赏隐士们的隐逸风流，而且他和同时代的盛唐诗人大都亲身体验过隐居的经历和生活。如岑参先后隐居嵩山、终南山，常建结茅于太白西峰，“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的李颀曾隐居嵩阳十年，李白本人也曾隐于嵩山、山东徂徕、庐山等地……盛唐人之所以如此喜好隐逸生活，与当时的社会风尚离不开。首先道教是唐代的国教，唐代皇帝以老子李聃的后代自居，求仙访道、隐逸炼丹在当时蔚然成风。唐人喜欢隐逸与此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唐代士人因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求仕，不参加科举而靠隐居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名气，走终南捷径，从而做官求仕建功立业，也不失为一条可取的道路。于是在盛唐气象极度包容的文化下，释、道的隐逸独善其身和儒家的治国达济天下在这里找到了完美的结合点。

　　李白对“豪侠风流”的认同也与盛唐气象相联系。在盛唐诗人心目中，侠士不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更是一种精神气质的象征，象征着自由与豪情，充满着朝气，这与林庚先生为“盛唐气象”所定义的“蓬勃的气象”与“蓬勃的思想感情”一致。李白对游侠行为和精神的“风流”体认，代表着他对这种理想化的侠义气质、人生境界与人格理想追求与向往。且作为盛唐游侠诗人的代表。他的身上几乎体现了盛唐时代所蕴含的尚武任侠精神。盛唐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盛唐气象就是在其滋润下形成的一种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盛唐人特有的风尚与气象。而游侠精神中的狂放、豪迈等气质与品质，在这种土壤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与最大限度的包容，使“少年侠士的形象成了当时人的偶像，强梁豪迈的气概成了当时人的时尚，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内心中期待自己成为具有这种风度的偶像”，于是他们重信守义，重感情与气节，重精神自由，率性豪迈……李白及其所欣赏的人物都具有相类似的特点，这是盛唐气象呈现的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

　　综上，我们认为，李白的11首涉及到对“风流”人物品藻的诗歌中，按其所品藻的人物类型可分为诗酒风流、隐逸风流、豪侠风流三类。其中诗酒风流的人物特点是酒醉狂放、才华横溢，隐逸风流的人物特点是德行高洁、兼善诗酒，豪侠风流的人物特点是快意恩仇、重节仗义。这不仅是李白对“风流”的人物体认，更是盛唐士人共同的人物审美理想与人格生命追求。这与当时特定的文化时代背景――盛唐气象息息相关。首先，盛唐人在醉酒中展现着才华美，在自由中体现着昂扬的、积极向上的个性精神，这便是盛唐气象所呈现的盛唐精神。其次，盛唐气象的文化背景极度包容，释、道的隐逸独善其身和儒家的治国达济天下能完美结合。再次，豪侠仗义不仅体现着盛唐气象“蓬勃的思想感情”，并也在多元文化的滋润下与盛唐主流文化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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