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季羡林说禅宗走到了佛教的对立面

2024-09-25 季羡林

  我晓得争论是件很无聊的事情,因为有偏见的人看到了依然不会改变。只是想说,佛教远没有那么简单,禅宗也远没那么简单。

  我不喜欢争辩,只是最高票霍真布鲁兹老爷的答案实在是误解太多。现在他的答案好像在下面了,欢迎看了他的答案再看我的答案。

  首先说一下佛教到中国后为什么会变,因为因缘变了。很多佛陀制定的戒律,在印度当时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到了中国以后,因缘变化,如果还死守印度的因缘,这也是一种愚痴。实际上,佛住世的时候,戒律也是根据因缘变化而一直有所改变。

  百丈清规,也是适应中国当时状况的一种变化。印度的供养修行者的风气很盛,中国相对来说会差一些,而且还会有社会上对僧人不事生产的批评。从魏晋到唐,这种社会意义上的批判从来没有中止过。

  “怀海禅师之前的一段时期,禅僧的人数大量增加,这给对寺院僧人通常执行免税制度的封建政权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因而统治者开始采取有关措施,限制佛教的发展。唐明皇时期就曾要求一些被认为是伪滥僧尼的人还俗。此后,唐统治者还一度取消了对寺院僧人个人田产免税的规定。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得大量禅僧的生活发生困难。禅宗僧团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采取一些先前佛教不曾使用或不曾普遍使用的措施。”

  “印度传统佛教寺院僧人的生活一般是由别人来供养的。例如印度著名佛教寺院那烂陀寺的僧人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佛法和修行,基本不用为生计所担忧。据玄奘和义净所述,当时那烂陀寺周围一百多个村庄的收入都用来维持此寺院的开销。每天有二百户来寺捐赠米、油、乳等。这就使该寺僧人能衣食无忧,集中精力来学习研究高深的佛教名相概念和理论。在中国,佛教最初的发展阶段大致是努力模仿印度的作法,但当佛教大发展,禅僧人数太多时,确实也很难让国家或广大民众从经济上承受相应的费用。”

  ——北大姚卫群教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与禅宗的发展》

  这是从经济和政治上来说百丈清规,从修行上来讲,担水砍柴,出坡作务,都要在作务的过程中,保持对身体和念头的清楚觉察,保持觉性,即正知正念,作为修行的一部分。甚至走路也是修行,要求时刻提起正念。打七的时候维那师父会在大众经行的时候大喝,“提起正念”,“不要妄想”,“工夫提起来”,这其实也是生活中的要求,无所住而生其心,善护清净念。

  关于呵佛骂祖的问题,必须是见性之后的大德才可以那么讲,挺立起自性的尊严,为示方便,才如此讲。一般人不可以这么讲。要是光执着这一点,就丢掉了禅宗最根本的精神。你以为祖师看书不多?看看其著述就知道了。更何况其修行的难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举例来说,大家都以为禅定很容易,很容易到初禅,但是证道初禅之前还需要经过九住心的过程,一住是入门,到第九住才接近初禅,如果你去修一下,就会知道到第三住第四住都很困难,更别说后面的境界了。我们只看到了公案,却没看到背后修持定慧的正精进和大毅力。

  佛教从来都是由证说教,自己证到才会说。禅宗从来都是上根器法门,上根人才可以证到,如果你听上根这个词有别扭,那么可说,每个人根器不同,佛说的法也就不同。法无高下,只是适应众生的根器。不喜欢禅宗,没问题,可以看看中观、唯识或者小乘法门啊。

  祖师点化,需要契机。看到时机到了,才说一句似乎不合逻辑的话,来点化你。或许你该想想,为什么祖师这么说。一个有智慧的人,说出明显不合理的话,必有其原因。时代变迁,后来因缘又有变化,公案之风渐少。现在你去正法禅林,那个禅师会跟你讲这些。因为你根本没有入门。

  当然,我必须强调是正法禅林,因为大陆正法禅林和正法修行的人比较难见。其实历来没有修证,却喜欢卖弄光景的人也不少,都会造成对禅宗的误解,流弊甚广。

  另外,见性后难到就不修行了?见性后才是修行的开始。六祖悟道后依然修行十余年才讲法。

  总而言之,看禅宗有没有走到佛教的对立面很简单,看是不是符合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就可以了。不去看这些核心内容,只执着表现出来的一些你无法理解的内容,也不符合理性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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