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贾平凹写给母亲的悼文，一个思念母亲的儿子的心声。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贾平凹散文献给母亲，欢迎大家阅读与借鉴！
贾平凹散文献给母亲（1）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妈就三周年了。
三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的呀。
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四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的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棣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她闭着的.眼是再没有睁开，但她肯定还是认为她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她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她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
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哩。
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
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得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么。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棣花来西安了？
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
整整三年了，我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
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
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
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贾平凹散文献给母亲（2）
人的身上了承载了文学的一切。这个道理虽已在经典作品中得到反复验证，但在我们今天的创作实践中，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那些所谓优秀作品，看见的只是思想（包括为了证明这个人的存在而罗列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影子而不是血肉之躯，或者说，他们总想着如何深刻地表现这个时代，想站到更高的地方……那些无意中丢失的正是关于人的.基本元素。
长期以来，文学负重太多，社会功能、审美作用被格式化，几乎成了一种手段，而在今天这个充斥假话的社会，运用虚构的“真实性”去打动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难了，因为我们难以确认自己的表达包含了多少真实性。
前不久去江苏参加施耐庵文学奖颁奖典礼，曾经和阎连科简单讨论了这个问题。此前，我很赞同他的一个观点。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阎连科表示，读了一批“80后”的作品，让他很受打击。“我发现他们可能是走了一条文学的捷径，而我们走的却是弯路。他们注重描写人的内心、欲望、情感，离人更近一些；我们却写人物性格、社会，从外部看人。他们被解放了，我们依然被现实和历史绑架着。”我觉得阎连科的反省，对当代作家具有重要意义。和西方作家、日本作家相比，中国作家在这方面的确有落差，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处在未启蒙状态，仍然在“弯路”行走，但走得志得意满。
文学从人出发，即是从生活出发。于是，我联想到自己的生活，过去我遇到不满意的事情，一定要弄清楚，不行的话，还要和人辩解。这实际上是远离了我自己。最近，我才稍微明白了一些，因此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简单、直接一些，在处理人际关系，观察社会问题时，学会用心而非耳朵去“倾听”，否则，将有陷入形而上泥潭的危险。比如遭朋友误解的时候，我不再“非要搞清楚为什么”，真的不需要，因为世界本来就是模糊的。他误解你只是你的看法，而他有自己的视角，有自己的理由，你必须理解他；其次，也有可能，他的解释还会导致你误解他，这样的话，你实际上就离他更远了。人往往被欲望左右，没有人能够战胜它，因此有时候需要宗教来拯救我们苦难的灵魂。懂得这些，人才有望摆脱失败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性对人的束缚是无法彻底割断的，这也是“疯子”、“精神病患者”反复进入文学作品的缘故，他们彻底割断了与社会的关系，完全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但最好写的，往往最难写好。
文学再回到人，要有旷达之心，不计较，不啰嗦，而臻人生高远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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