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这首诗的篇幅虽小，然所包含的道理重大。
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 宋/黄庭坚
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
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
【题解】
本诗于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作于礼部试院，为李公麟所画严子陵钓滩而题。但全诗并不以题画为主，却是以议论为主。前二句颂扬严光并不因为与刘秀系少年之交就出山做高官，而始终隐居保持自己高尚的名节，这种蔑视富贵利禄的精神品格是值得崇敬的。后二句借画面上严光垂钓进一步引发感慨，谓正由于东汉多名节之士，而严光绍其始，致使汉家天下如九鼎之固。诗中以一钓丝之轻而系国家九鼎之重，对比鲜明，意象新奇，深含言外之意。王安石推行新法，许多政治投机家趋炎附势，营私结党，诛除异己，致使政局扰攘，山谷借严光事予以讽喻。
【注释】
①李伯时，宋时画家李公麟，字伯时，安徽舒州人。详见前苏轼《伯时所画王摩诘》摘句注。严子陵钓滩，《太平寰宇记》：“严子陵钓台(亦称钓滩)在(浙江桐庐)县南大江侧。”严子陵，严光，字子陵，东汉初会稽余姚人，曾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光武即位后，严光变姓名隐遁。刘秀派人觅访，征召到京，授谏议大夫，不受，退隐于富春山。事见《后汉书·隐逸传》。
②平生久要：语出《论语·宪问》：“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要，旧约，旧交。刘秀，字文叔。
③渠：他。三公，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此泛指高官。
④九鼎：相传夏禹铸九鼎，《史记·武帝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为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后用以比喻分量之重，《史记·平原君传》：“毛(遂)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
⑤桐江：即富春江。一丝，指鱼竿上的钓线。古诗文网:http://www.gushibaike.cn
【译文一】
平生和刘文叔虽然是旧交，也不肯为了他就去作三公。能使汉家天下有九鼎之重，全仗桐江垂钓的'亮节高风!
【译文二】
生平早就与光武帝约定：你发迹了，我一定不会为你担任三公。能够使汉家山河像九鼎那么稳重，都因为桐江上这一根钓丝，一点微风。
【赏析】
此诗作于元祐三年(1088)春，时苏轼知贡举，画家李公麟(字伯时)、山谷等人为考校官员。公务之暇，伯时作画，苏轼、山谷题诗，此事当时就传为佳话。严子陵，名光，又名遵，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少有高名，与汉光武帝刘秀(字文叔)同游学。秀称帝，欲授子陵高官，辞不就，耕钓于桐江(钱塘江中游自建德至桐庐的别称)，年八十余卒，事见《后汉书》本传。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历来是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诗人以九鼎之重与钓竿一丝之轻相并列，构思奇特，远出常情之外。然诗人执正以取奇，云子陵志节系乎国运，辞高意深，然后为工为奇，后人亦视为千古名句。史称刘秀称帝后，子陵变易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下令寻访，后齐地上书，云有男子披羊裘钓泽中。经三次征召而后始至，司徒侯霸与子陵素相知，遣使奉书，劝其主动见帝。子陵口授答曰：“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帝亲临馆舍，犹高卧不起。后引入宫畅叙故旧，因共偃卧，子陵以足加帝腹，可见眷顾隆盛，前无古人。除谏议大夫，仍不屈志，归隐桐江。
志是自我认识、自我设计、自我支配行为的意向，有大小之分，有方向之别。
山谷认为：子陵怀仁辅义，符合儒家“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政治主张，思想上已达到理想境界。他不像世俗文人那样，以投机钻营、阿谀顺旨为能事，而是矢志隐逸，不屈服于帝命，“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高风亮节。为当时士人所钦慕，蔚为社会风尚，故东汉多名节之士，皇祚稳固，享国近二百年。他的事迈在后世流传，成为文人吟诗作幽的好题材。
黄庭坚高度评价子陵志节及其作用，是有事实根据的。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就是外戚、宦官和士族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土族官僚集团，上起望族，下至广大学生，包括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特别是鲠直派官僚与名士在坚强地攻击宦官中，造成很高声望，其代表人物是李膺、陈蕃、范滂、郭泰等人。古诗百科~他们崇尚气节。嫉恶如仇，言行刚劲，对人民有同情心。虽屡遭禁锢杀戮，但视死如归，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在东汉末年已是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当然，在我们看来，东汉之兴衰自有其经济上、政治上的原因，而不系乎子陵的隐逸。但也不可否认，他的志节对东汉士人确有很大影响。
诗人赞赏子陵志节是有感而发，是想抨击当时官场丧节败行的不良风尚。例如知开封府蔡京，原为变法派中坚。元祐更化，司马光废募役法，复差役法，限期五日，同列皆云太局促，独蔡京如期复命。又如杨畏，因尊王安石之学而任提点刑狱。元结年间，先后依附旧派吕大防、刘挚、苏颂，复又一一倾危之。绍圣年间，力斥元}右之政。人称“杨三变”.谓其“进于元丰，显于元祐，迁于绍圣”。再如邢恕，原出入司马光、吕公著之门，受荐予朝，竭力反对新法。以后见变法派势盛，而攻击司马光。元}右、绍圣年间俱为高官，而政见前后判若二人。其时旧派亦同样，他们在得势后分为洛、蜀、朔三党，互相攻讦，争权夺利。山谷政治上属旧派，视“孝友忠信”为立身之本，想实施儒家仁政。在王安石执政时，对他印象很好，可他并不奉迎。在司马光执政时尽废新法，官场上过去以荆公为是，而现在则以荆公为非，而他则以为荆公的经学和诗文是不朽的，后辈只用其短处，任意穿凿附会，与荆公无关。
他认为新旧两派中都有名节之士，也都有阿谀钻营的小人，用人要包新旧，不应有派别成见。他特立独行，不党同伐异，表现了正直的品格，由此我们也可了解他为何赞赏严子陵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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