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下面小编为大家搜索整理了韩愈关于读书的古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符读书城南
〔唐〕韩愈
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
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
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
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
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
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
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
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
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
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
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
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
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
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
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
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馀。
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
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
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
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
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
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
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
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
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
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
恩义有相夺，作诗劝踌躇。
【注释】
（1）符：韩愈子韩昶小字名符。韩昶生于徐州的符离，故小名曰符。城南，韩愈别墅。
（2）提孩：即孩提，指二三岁之间，尚未离开襁褓的幼儿。颜师古在注《汉书·王莽传》中“孩提之事”一句时说：“婴儿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提”与“挈”同义。
（3）一龙一猪：一是龙，一是猪。比喻同时的两个人，高下判别极大。
（4）马前卒：旧时在马前吆喝开路的兵卒差役。现在比喻为人奔走效力的人。
（5）潭潭：深邃的样子，后因称他人居宅为“潭府”或“潭宅”。
（6）菑畲（zi yu）：初耕的田叫菑，开垦了三年的熟田叫畲，喻耕耘。
（7）马牛而襟裾：意谓马牛穿上衣服华而不实。襟：衣领；裾：衣袖。这两句说，人如果不通古今，就像穿了衣服的马牛一样。
【赏析】
这首诗作于唐元和十一年（816），是韩愈写给他儿子韩昶的劝学诗。韩昶小字符，读书于城南韩氏庄。
前六句为第一层，也是全诗的中心，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诗歌一开始就以木料作比喻，形象地告诉人们：同是木料，经过匠工不同的加工，有的就做成了车轮，有的则做成了车厢，成为形状完全不同的两样物件。然后，诗人以木喻人，指出同样是人，由于所受的教育不同，有的读书，有的不读书，于是便出现了差别，分出了贤愚，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人，只有读了书，才能以诗书的规矩要求自己、规范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由此说明读书的重要。那么如何来读书呢？韩愈提出一个字，就是“勤”。这是韩愈体会很深也多次提到的一个词，我们今天对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还非常熟悉。韩愈“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的诗句，与《进学解》中讲述的是同一个道理。
接下来，韩愈对比了读书不读书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韩愈认为，“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人在一生下来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到了十二三岁，就有些不同了，到了二十岁，这种区别就非常明显了，到了三十岁，“一龙一猪”已成定局。“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这是造成不同前途的根本原因。
韩愈继续从学问的重要来论述（这是以议论为诗），诗人指出，人们都以为金银是宝贵的，殊不知文章比金银更宝贵；大有金璧有限，学问无穷之意。诗人还指出一种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钗；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这就是说，贫寒人家的子弟因为苦读、勤读，并因此而脐身于公相之列，而沿袭多代的公相子弟，则懒于读书疏于思索，最后家道衰落，以至出门无驴。
读书不但贵勤，而且贵多。诗人从反面来说，“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潢潦”是又浅又小的水池。这种水池，因无源头活水的不断朴充，因此，即使早晨注满了水，经过一天的阳光照射和蒸发，晚上就会干涸了。读书亦然，读得太少，知识太浅，在实际运用中很快就会捉襟见肘，深感不足，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如果读书多了，知识积累深厚，那么，在实践中就可以左右逢源，应付裕如。一般说来。“勤”与“多”是统一的，能勤读就能多读，因此，若要占有丰富广博的知识，归根到底还是需一个“勤”字。而不读书就等于是穿着衣裳的马牛，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人。诗中“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一句所表达的含义是，人要知晓历史，否则就和禽兽牛马没什么两样了。韩愈的这句诗源于《孟子·滕文公上》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意思就是说：人所以为人，与禽兽不同，吃饱、穿暖、住得舒适如不给以道德教化，就和禽兽相近了。韩愈取孟子的话，目的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来教育他的儿子。
诗歌最后提出对他儿子读书的要求：“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垆。灯光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这几句话也成了韩昶读书的标识。明代徐渭《四时读书乐题壁》按春夏秋冬取了四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符读书，秋月随。新凉入，亲灯火”便是写韩昶的。于谦《示冕》：“好亲灯火研经史，勤问庭闱奉旨甘。”也是把韩昶读书作为他儿子学习的榜样。
韩诗历来是以深险怪僻为其主要特征，但他的哲理诗却多为通俗之作，这首赠儿诗明白如话，体现出另一种风格。这或许与他喜欢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有关吧。这首诗从思想内容上说，它宣扬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陈腐观念。这一点，古人也早已指出，黄庭坚读这首诗后，跋了几个字：“或谓韩公当开后生性命之学，不当诱之以富贵荣显。”洪迈《容斋三笔》说：“符读书城南一章，韩文公以训其子，使之腹有诗书，致力於学，其意美矣。然所谓‘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等语，乃是觊觎富贵，为可议也。”但是，诗中也不乏闪光的哲理，对今天的读者仍有一定的启发。
拓展：韩愈简介
韩愈诞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的长安，出生仅仅三年之后，他的父亲韩仲卿便去世了，自那时开始，幼年的韩愈便开始随长兄韩会生活，视兄嫂一如父母，并在韩会的辅导下读书学习。
到七岁时，韩愈身上已经能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天赋，所谓“七岁属文，意语天出”、“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受到当时有名的文人萧存的赏识。
大历十二年(777)，韩会因在官场上受到牵连，被贬韶州刺史，韩愈也随韩会南迁。不幸的是，抵达韶州不久，韩会即因病去世。韩愈先随长嫂郑氏送葬于安阳，再一同避居江南，从处理丧事，到往返奔波、抚育子弟等一切重担，都被郑氏一人挑起，而其维持不易，自然可以想见。
经济的重负使得韩愈早早成熟起来，当他十九岁时，便独身前往长安，要在仕途上有所进取。但与他所预料截然相反的是，自己不仅未能“一战而霸”，且连续参加三届考试均无成果。长安米珠薪桂，大不易居，而考试的挫折与对长嫂的愧疚，更使得他“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然而他仍然勉力支撑，始终不肯效溜须拍马之辈四处活动。
随后，他打道回府，在宣州住了一年，贞元七年(792)再度入京考试。这一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兵部侍郎陆贽，他是中唐时期有名的骈文家。陆贽以骈文名世，同时对古文也极为在行，并尝试将古文文法融入骈文。韩愈虽然为了考试违心的习学骈文，真正偏好的却是古文风貌，所写文章恰投考官之好，终于一举得中。
考中进士意味着韩愈获得了入仕资格，但要想真正得到官职，还要再经过一次吏部的考试。贞元八年(793)年，韩愈返回河阳老家与卢氏女完婚，并取得吏部博学宏词考试的资格，随即赴长安应试。
这段时间里，韩愈曾尝试与官员交游，写过《与凤翔邢尚书书》、《应科目时与人疏》等文字，他有名的“相须”、“相资”之说就是在此时提出的。他的干谒书函，始终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那就是健全国家发现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
在第一次博学宏词试中，韩愈在被中书省复审后驳下落选。这一则是因为他不肯效仿“浮嚣之徒”游于公卿之门，专事干谒的举动，二则是他的古文主张及文风依旧不能被接纳。随后的考试依然如第一次一样失败，韩愈生活的窘困也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马厌谷》、《苦寒歌》都是他在此时的作品。
长安十年，未得一官，韩愈在愤懑忧伤的心情中回到河阳，与卢氏相守。乡居生活诚然清苦，却给了他思考的时间。这段时间中，他的思想开始真正涉足一些深刻的问题。贞元十一年(796)九月，他去往洛阳官员云集之处，想要看看是否能在那里得到一些机遇。从贞元十一年到贞元十八年，韩愈的仕宦生涯不过是两入军幕，在官职上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但他一生学问道德的理论基础，却是在此阶段打下的。著名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及《师说》、《答李翊书》等文章，都是他这段时间的成果。
贞元十七年(801)，韩愈再入京选官，得到祠部员外郎陆傪的引荐，授四门博士。四门博士是四门学的学官。这一职务，与韩愈“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的理想相去甚远，但他对工作也极为竭力尽心。当时，韩愈在京师已经有些名声，学校学生以外，慕名而来，求学问道者也往往有之。他有问必答，凡登门称弟子者，他一概不回避师徒名分，这又大悖于当时士子耻于求师的风气，因此招致许多非议。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的文名愈盛，由此升迁为监察御史。但当年即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连州阳山。
阳山处岭南穷荒之地，韩愈在当地关心教育，兴办学校，有许多惠民之政，甚至在他离去时，当地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
贞元二十一年(805)，韩愈得到命令，离开阳山，于郴州等待新的任令——即江陵府法曹参军。这一职务实则属于职掌猥杂的俗吏，因此韩愈对此愤愤不平，极为不满。
判司江陵未满七月，朝中的政局人事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韩愈感到有了回归长安的指望。到元和元年(806)，他领到朝中“国子博士”的任命，至元和三年(808)，正式担任此职。元和四年，改官都官员外郎，但他在任上因祠部事务与宦官发生激烈的斗争，随后为息事宁人，被改官为河南令。
任河南令不足一年，韩愈在繁剧的政务中坚定地与不法军人斗争，兴教育，整顿风俗。元和六年(811)，韩愈调任职方员外郎。自此时到元和十三年(818)，韩愈一直在长安为官，达到他一生仕宦的顶峰。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预备奉迎法门寺佛骨，这是宪宗朝最隆重的一次礼佛活动。历来坚持反佛的韩愈感觉无法坐视倾城的崇佛狂潮，于是上表切谏，即后世极为有名的《论佛骨表》。言语辛辣，充满轻蔑嘲讽。这篇上书恰恰是在佛骨已迎入长安，长安士庶的佛事活动达到最高潮之际写的，文中更有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一类的话，宪宗见书而盛怒，韩愈则因此被贬八千里外的潮州。
被贬时，韩愈已在晚年，且体弱多病，又在荒僻之乡，境遇极苦。但他在任中勤于王事，忠于职守，去害除弊，安定百姓，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历代潮州官员中，在职仅半年的韩愈不过是来去匆匆的一个，但他在潮州人文史上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也是最为潮州百姓爱戴的。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移袁州，次年十一月，又回到长安任职。长庆四年(824)，他因病去世，在长安靖安里私第离开了人世，这一年，他五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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