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说到古诗，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狭义的古诗，是指产生于唐代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歌体裁。古诗的类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战国策的原文及翻译的古诗文，欢迎大家分享。
原文
楚围雍氏，韩令冷向借救于秦，秦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将救韩乎?其不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于南郑、兰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军于南郑矣。”公仲曰：“奈何?”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谋。楚威王攻梁，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韩固其与国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劲魏。’于是攻皮氏。魏氏劲，威王怒，楚与魏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也其将扬言救韩，而阴善楚，公恃秦而劲，必经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于公相支也。公战胜楚，遂与公乘楚，易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恶其事。司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与昭献遇于境，其言曰收玺，其实犹有约也。”公仲恐曰：“然则奈何?”对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以公不如亟以国合于齐、楚，秦必委国于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仪而已，其实犹之不失秦也。”
文言文翻译:
楚国围困雍氏，韩国派冷向到秦国借救兵，秦国为此派公孙昧来到韩国。公仲说：“您认为泰国将会救韩国呢?还是不救韩国呢?”
公孙昧回答说：“秦王的话是这样说的，请你们取道南郑、蓝田去攻打楚国，我们出兵进驻三川，等待您。这样恐怕秦、韩两军永远也不能会合了。”
公仲说：“怎么办呢?”
公孙昧回答说：“秦王一定会效法张仪以往的计谋。楚威王进攻魏国，张仪曾对秦王说：‘我们同楚国一起攻打魏国，魏国就会掉头投向楚国。韩国本来就是魏国的盟国，这样泰国就孤立了。因此不如假意出兵使魏国变得强硬起来。’这时楚国一定围攻皮氏。魏国态度强硬，楚威王大怒，楚国和魏国展开大战，结果秦军夺取了西河之外的土地满意而归。观在秦国表面上声畜救韩，而暗地里与楚国亲善，您依仗秦国态度强硬，一定轻视同楚国的战斗。楚国已暗中得知秦国不会帮助韩国，一定很容易同您相抗衡。您如果战胜楚国，秦国就会同您一道乘楚国之危夺壤土地，攻占三川而归。您战不胜楚国，秦国就会阻塞三川全办拒守，您不能自救。臣下厌恶这样的事。司马康三次往反到楚阁的郢都，甘茂又同昭献在边境上会面，他们声称楚国收回了军印，不再攻打韩国，其实在这背后仍有盟约。”
公仲忍惧地说：“既然如此，那么该怎么办呢?”
公孙昧回答说：“您一定要先考虑韩国的实力，而后考虑秦国的援助，先用自身的计谋，而后考虑张仪的帮助，您不如赶快让韩国同齐国、楚国联合在一起，秦国一定会把国家托付给您，以解除可能遭到的进攻。这样您疏远的不过是张蚁罢了：，而实际上仍没有失去秦国的邦交。”
内容简介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共245年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或者说记录了当时的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内容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战国时期占有绝对比重，不记载前代旧事。有人认为刘向选取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起止时间。由于曾历经包括宋、元、明多个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补，加之传抄和翻刻时的错讹。现存版本与最初版本差别可能很大。
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的“策”论。约十五万字。
《战国策》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或主线，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据称形成之初便有多个版本。
据说西汉刘向在校理皇家书库时，对所见的“中战国策书”，包括六种记载战国纵横家说辞的作品，即所谓的中书六种，包括《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语》《修书》，和“国别者八篇”等材料进行了编撰。因书所记载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狂相轧倾夺之说也”，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名称沿用至今。[2][3]
书名战国指时期，这点并无多少异议。争议点主要在“策”字上，刘向在给皇帝呈奏的《书录》中云，该书是有关“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因而定名，书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谋”之意。可有部分后世学者依然对书名的含义产生了质疑，如叶德辉和王国维认为“策”应为“简策”之意，“策”有长短，故又名《短长》。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是“策略”。[4]
《战国策》成书以后，东汉学者高诱曾为其作注。但由于此书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到了北宋时，已经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访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补足了三十三卷的简数。南宋时期，姚宏搜罗了尚能见到的版本，在曾巩版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整理并加注释，被称为“站本”。和姚宏同时的鲍彪也进行编订并注释，元代学者吴师道为其作补正，一同流传，但鲍本质量上并不如姚本。现今所见到的版本，多属姚本。
创作背景
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用刘向的话是“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这个时期，井田制度被破坏并最终被废弃，铁制农具和畜力出现，私田大量产生，产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农，“公田不治”，“私田”开辟，冶铁业和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和手工业产能快速增长，传统的社会秩序被不断打乱、打破，社会底层的民众与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随的赋税制度动摇，私有工商业严重冲击着“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束缚手工业、商业的体制失去支撑。冶金业、制盐业、手工业、交通业繁荣起来。商业打破地域、行业、人员限制而逐渐兴盛，商人的经济诉求突破了国家地域，扩大到各个区域，有些商人凭借经济实力还跃身高层，导致“小农经济成为立国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叹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
这种社会经济基础发展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国家联盟逐渐解体，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旧有的奴隶制度宣告瓦解，社会制度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争霸战争频繁，整个社会已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时代的变易，导致了原先春秋时代天子与霸主共同维持的诸侯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消失，当时的各国，“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各诸侯国也相继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拉开战国变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全面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变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试行“胡服骑射”，开始变法。经过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禄制被废除，按勋封爵、选拔官员制度被确立。
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和新兴社会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阶层的崛起。战国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迅速瓦解，奴隶主阶级日趋衰亡。经济上的改革使得原来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获得了自由，自主意识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层贵族开始下移，下层庶民则有了上升机会，地主阶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也使部分农业生产者产生了文化的要求，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有可能通过读书积累知识进一步上升为士，战国时“朝为素衣，暮为卿相”的情况时常发生，这进一步鼓励了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时，武士为求得政治上的发展也将眼光投向文坛。同时，各诸侯国和各个势力集团基于各种目的也在千方百计搜罗人才。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一些饱学之士开始更多的关注政治和自身发展，并将眼光聚集到时代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现象上，率先打破旧的传统，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横议之士”。他们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变革，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之后，为其出谋划策，从而获得生存的条件。“策士”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产生了剧烈的动荡，宗法制解体，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与宗法制的解纽相应，盛行五个多世纪的礼乐制度逐渐衰落。礼制崩溃，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诸侯大夫的宴会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钟鼓赋诗的雍容风雅。“法治”代替了“礼治”，毕竟在这一时期，“法治”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礼治”已经行不通了。如刘向所言“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侍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关系尚可通过盟会加以协调，而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谋相夺。而各诸侯国君和贵族们也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或合纵，或连横，明争暗斗，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斗争。顾炎武评价这一时期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在这一时期，统一的趋势代替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战争以空前的规模展开。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军事科学和战略思想，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应运而生，而设计或运作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纵连横的游说之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司马迁则认为“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长短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换言之，他认为“长短纵横之说”的兴起使得各诸侯国之间出现誓盟不信、符信失约的现象，而纵横家就是这些“长短纵横之说”产生的主体。），左右了战国中后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这些游说之士抓住历史机遇和主君的心理进行各种游说，他们的说辞普遍具有注重饰词，喜好激扬，崇尚铺张的特点。目的是要破坏各诸侯国间的均势，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业。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敢把自己的脑袋赌上，毕竟策士面对的是能够随意操控生死大权的人，他们的游说是有一定的冒险性质，稍有不慎即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说，游说人主某种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们要胆识过人才行。不提对着秦王敢说出“布衣之怒，天下缟素”的唐雎，即使是“诈伪反复”之如张仪，也具有这种过人的胆识，这也正是这个时代让后人钦佩的原因之一。
不过游说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耍嘴皮子和赌命，毕竟，游说的对象普遍是各国的高层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动对方，必须对游说对象，所在国或势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当了解才行，没有平时积累的知识和较为自如的交流，获取和运用这些信息是很难的。这意味着要成长为合格的游说之士，需经过长时间专业的学习和培养。幸好战国时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礼崩乐坏”之后，春秋时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发生了变化，“旧法世传”分解为私门之学，“道术将为天下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各家各派讲学兴盛，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各家之间也相互批判辩论，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也成为了谋臣策士进行游说的一大助力。他们可能是这样锻炼自己：一是锻炼实用主义思维，通过借鉴兵家思想等诸子百家对战争的态度准确分析当下复杂的列国形势，寻求最佳的游说方式，养成尚奇通变的逻辑思维；二是培养游说技巧和谋略，当时私人讲学和授徒之风盛行，游说之士可能通过研读揣摩某些谋略典籍和拜师学艺来学习论辩方法、技巧谋略。《战国策》的原稿或者说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这些游说的个人或团体使用的教材或讲稿，内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在对象顽固坚持己见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
《战国策》，又称《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记载。原书名不详，书中文章作者也不知是谁，成书推断也并非一时。刘向编撰后，删去其中明显荒诞不经的内容，按照国别，重新编排体例，定名为《战国策》。
全书共三十三卷，分十二国的“策”论。内容以战国时期，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一些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传统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书中不少篇章内容荒诞，缺乏历史依据，说是历史，其实更多是文学故事，有趣的是这部分作品反而语言以及逻辑相当精彩，有较强的文学性。而另一部分则文采稍逊，却依托历史事实，对研究战国历史有着较大的史料价值。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与当时的史书等截然不同。刘向序认为“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不可以临教化”。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描写人物形象逼真，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有相当影响。
全书现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得以校补。后又经多次修订。现今所见《战国策》已远非东汉时期版本。
拓展延续作品目录
今本共三十三卷。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
编者简介
刘向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末年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奉命领校秘书，撰《别录》，其后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提要】
张仪毕竟是具有远见、富有智慧的人，他预测的事情的未来发展几乎都能与事实吻合。这些都建立在他对事理的正确认知和判断上。
【原文】
楚攻魏。张仪谓秦王曰：“不如与魏以劲之，魏战胜，复听于秦，必入西河之外；不胜，魏不能守，王必取之。”
王用仪言，取皮氏卒万人，车百乘，以与魏。犀首战胜威王，魏兵罢弊，恐畏秦，果献西河之外。
【译文】
楚国攻打魏国，张仪对秦王说：“您不如帮助魏国，以便强化魏国的势力。假如魏国能战胜，从此就会更加听命于秦，一定送来西河之外的土地；假如魏战败，那魏国就不能守住边塞，大王就可以将魏国夺取过来。”
于是秦王就采纳张仪的献策，调派皮氏之军1万人和战车100辆，支援给魏将孙衍。结果魏国战胜了楚威王的军队。得胜的魏军已是疲惫不堪，害怕秦国，就果真把西河之外地方献给秦国。
【评析】
说服他人的根本还在于打消对方的各种疑虑。要将事情的各种可能性都讲出来，如果各种可能性都是有利于你的观点的，那么对方就不得不对你心悦诚服。
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
【提要】
张仪有时扮演的角色很不光彩，他时常喜欢玩弄些阴谋诡计。聪明过分，就显得奸诈，如何对付这些智商很高、富有心计的人物，确有一番学问。看看陈轸（著名辩士，初在秦国作官，后离秦去了楚国）是如何对付张仪对他在背后的诽谤的。
【原文】
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曰：“轸驰走楚、秦之间，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轸，然则是轸自为而不为国也。且轸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听乎？”
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陈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也。”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吾不之楚，何适乎？”秦王曰：“善。”乃止之也。
【译文】
张仪又在秦王前面诽谤陈轸说：“陈轸奔走于楚、秦之间，但现在楚国不见得对秦友好，反而却和陈轸的关系非常亲密。如此看来，陈轸一切举动都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秦国。况且陈轸又企图背叛秦国而投奔楚国，大王为什么不明察此事呢？”
于是秦王就问陈轸说：“我听人说你准备背秦而去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回答说：“有这回事。”秦王有点生气地说：“那么张仪所说的话是真的了？”陈轸回答：“何止张仪知道这件事，就连路人也知道这件事！常言道：‘由于孝已（著名孝子，殷高宗之子）孝顺他的父母，因而天下父母都希望孝已做自己的儿子；由于伍子胥忠于他的君王因而天下的君王都希望伍子胥作自己的大臣。卖仆妾时如果能卖到本乡，那就证明是一位好仆妾；被休的妻子如果能改嫁到本乡，那就证明他是一位好妻子。’如果我不忠君爱国，忠诚于秦王，那么楚王又怎么要我做他的大臣呢？忠心耿耿尚且被遗弃、被放逐，我不去楚国又去哪里呢？”秦王感动地说：“贤卿言之有理。”于是就把陈轸挽留下来。
【评析】
“谣言止于智者”，陈轸没有在秦王面前直接指出张仪是小人，是在造谣，而是迂回曲折的讲了许多民间流传的谚语，以说反语的方式打消了秦王的猜忌，使张仪的谗言不攻自破。如果陈轸一开始就指责张仪，那么效果反而不好，给人一种犯错之后为自己推卸责任、辩护的感觉，倒会加重他人的疑心，而如果先是主动承认谗言是对的，他要去楚国，然后再说出去楚国的复杂缘由来，揭示出与他人所说的谗言的本质不同之处，这样就会消释他人的敌意和误解，并且显示出自己的光明磊落出来。
陈轸“欲擒故纵”、先顺着对方的话语展开然后反戈一击的辩解技巧，实在高明，令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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