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诗史”性

2023-06-14 杜甫

　　在平平淡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一定没少看到经典的古诗吧，古诗是古代中国诗歌的泛称，在时间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诗歌作品。古诗的类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吗？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杜甫诗歌“诗史”性，欢迎大家分享。

　　导语：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生逢乱世，大唐由盛转衰，兵戈扰攘，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生逢乱世，大唐由盛转衰，兵戈扰攘，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尽管诗人个人举步维艰，命运多舛，但是他有如圣哲巍然耸立在黑暗现实之中。他以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时刻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关心国道的兴衰、人民的苦难，把一腔忠诚孤愤都凝聚在其如椽巨笔之端，其诗歌不但具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时也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充满震撼人心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自唐以来，杜诗被公认为“诗史”①，诗人被誉为“诗圣”，绝非过誉。“致君尧舜上”，是诗人一贯的政治理想;“穷年忧黎元”，是诗人人生理想的核心; “济时肯杀身”，是诗人坚持的一贯精神。正因为这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使杜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诗人。

　　诗人理想中的政治蓝图是：“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力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②但现实却与诗人的理想相悖：皇帝玄宗早已不是开元盛世之初有作为的唐明皇了，而是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昏聩腐朽的败国之君。朝政完全由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一些奸佞权臣、宦官、悍将把持。这些奸佞设藩镇、宠边将、改兵制、起宦官、嫉贤妒能、聚敛贪财，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玄宗仓惶出逃，造成了社会急剧动荡的万方多难的政治局面。

　　在这次大动乱的前夜，诗人踏上长安求仕的艰难旅途。天宝五年诗人来到了京师长安，准备参加玄宗的特科考试。但是，这次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纵之下，以欺下瞒上的伎俩大搞政治骗局，没有一个人中选，杜甫当然也不能例外。这次落第，对于关心政治、爱国爱民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接着，诗人的生活也达到穷困潦倒、挨饿受冻的地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③但穷困并没有吓住诗人。为了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他甚至忍辱献诗韦济、张埴等权贵，以求援引提携，但毫无结果。天宝十年前后，又直接向唐玄宗献赋自荐，玄宗惊异诗人的才华，命他待制集贤院。第二年“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④这时朝政已由杨国忠执政，诗人的自荐，依旧是泥牛入海。他怀着出仕从政的迫切愿望，在长安困守了十年。这时期诗人亲眼目睹了达官显贵的专横、贪婪，而荒淫昏聩的玄宗，一面开边扩土，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了人民骨肉离散，田园荒芜，“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山万落生荆杞。”“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另一面，加紧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造成千村万户“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的破败景象。在贪官污吏巧取豪夺之下，人民的生活临绝境，真所谓“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越是见到这一切，诗人越是希望有机会能一展鸿图，为国为民出把力。但是当朝廷任命他为河西县尉时，诗人又不愿做直接鞭挞百姓的官，固辞不受，后来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对于忧国忧民、胸怀大志的诗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嘲弄。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长安危急，皇帝携贵妃、大臣，向四川仓惶避窜。这时诗人回奉先携妻儿向白水避难。是年八月，诗人只身北上灵武去投奔新即位的肃宗李亨，以期报效朝廷。但诗人刚启程，就被叛军俘获，押送至沦陷的京师长安，一直在这里被囚困了八个多月。“中宵焚九庙，银汉为之红。”长安在燃烧; “是时嫔妃戮，连为粪土丛。”长安在流血;“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人民惨死，敌人在狂欢。诗人亲眼目睹了京师沦陷后的惨状、敌人烧杀抢掠的暴行，亲身体验了国破家亡的哀痛。

　　至德二年肃宗迁驻凤翔，五月诗人为了报效国家，冒死从沦陷的长安，投奔肃宗的抗战政府，“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接任左拾遗后，决心忠于职守，促进中兴大业的完成。他积极推荐人才，使“识度清远”的岑参能够为朝廷所用。为救宰相房罢相，他仗义执言，触怒了肃宗，多亏张镐营救，才免于刑狱，但为肃宗墨制放还州，变相贬斥了他。如此等等，充分表现他忠公谋国的优良品质。

　　仕途的艰辛，生活的磨难考验了诗人;社会的动乱，民生的多艰，教育了诗人。杜甫拿起了现实主义的诗笔，把“安史之乱”前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内心的感受、对时局的看法等都写入了他诗章。诸如《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吏》《三别》《悲陈陶》《述怀》《丽人行》《兵车行》等。在这些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芒的诗篇

　　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矛盾。诗人对安史叛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愤笔声讨;对酿成“安史之乱”的最高统治者进行无情的揭露，谴责他们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行。笔锋所向，上至皇帝，下至后妃、贵戚、奸相、宦官、将帅，乃至贪官、暴吏，等等。正是这些“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轻肥”，“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攀龙附凤势莫挡，天下尽化为侯王”的奸佞小人们，专横跋扈，趋炎附势，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破败不堪。诗人亲眼看到了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亲身经历了幼子“无食致夭折”的巨大悲痛，因此他更加理解人民的痛苦，更加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诗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问题：“彤庭所分帛，本处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子实不得吃，货讪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道破当时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特征。残酷的压榨，使农民濒临绝境，对此诗人赋予极大的同情：“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正是通过对这些昏君、佞臣的口诛笔伐，诗人深刻揭示了国家动乱衰败的根源，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成为诗人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不久，洛阳、长安相继收复，肃宗驾幸长安。杜甫也携家小赶回京师，继续任职左拾遗。这时他本想在朝中发挥政治作用，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但终因房罢相一事，被肃宗逐出京师，改任华州司功参军。这一打击，使其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了。为了生计，他弃官携家踏上了漂泊西南的旅途。“无食向乐土，无衣思南州”，最后到达四川成都。“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这几年，诗人陷贼，逃难，奔波迁移，饱尝忧患。政治上遭受冷遇，几次被贬谪，但诗人并没有忘情现实，脱离政治;反之，其政治热情却空前高涨，战乱、天灾、人祸，迫使他与人民一道流浪，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加贴近，诗人更希望人民不再碰到这种不幸。当自己的茅草屋为秋风吹破，屋漏雨打，居无定所之时，他更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能这样，诗人情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为民生奔走呼号，几乎达到忘我的程度。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诗人关心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是一贯的。天旱时，他想到了“雨降不润物，良田起黄埃”;洪水泛滥成灾之时，他想到了“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诗人自己“三年奔走空皮骨”，由梓州回到成都草堂的时候，生活稍有安定好转，他却忧念那些比自己更苦的农民，“敢为故林主，黎民犹未康。”就在诗人临终前一年，自己早已是病魔缠身、生活无着之时，他还强忍病痛，拄着拐杖，沿着“右樵路”去一个小山村亲自造访比自己更苦的农民。诗人看到了“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的一片残破荒凉景象。叛军余孽还没根除，各路藩将拥兵割据，诗人不禁大声疾呼：“谁能扣军门，下令减征赋?”但是，诗人这些美好善良的愿望，在黑暗现实面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唐代宗大历五年，早已是重病缠身的诗人，在耳聋失听、周身不能转动的情况下，伏枕写成绝笔之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最后抒发了“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世事感慨，叙述了自己贫病交加的悲惨处境，不久便与世长辞，结束了他伟大而悲剧的一生。

　　纵观诗人的一生，他嫉恶怀柔肠，笔锋刺向国蠹民贼、外敌、悍盗、蒙上视听的宦官尤物，以及拥军叛乱的藩镇军阀，诗人总以“豺虎”隐喻揭露他们，把他们的丑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中。如 “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上天铄金石，群盗乱豺虎”，“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纵横”，等等。他又“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始终关怀民生疾苦，一身忠贞正气义薄云天。这一切虽不为朝廷所纳，但诗人一腔孤愤，充塞天地，上射斗牛，与日月星辰一样辉映天地之间，真可谓：一腔君国，满眼江山。命运多舛，穷忧黎元。世上疮痍，笔底波澜。民生疾苦，诗中圣贤。

　　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

　　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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