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世纪作家冰心以“爱的哲学”见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见证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近百年以来，冰心“爱的哲学”主题――母爱、儿童之爱、大海(自然)之爱，已经成为几乎所有批评家、作家、学者、读者诠释冰心的思维定势。
无处不在的母爱
由于从小生长在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冰心切身感受更多的是祥和的亲情之爱和深切的母性之爱。母爱是冰心生命深处最真切的体验，是冰心毕生歌颂和追求的主题。同为“五四的女儿”，和庐隐笔下“新女儿”与“旧母亲”之间剧烈的母女冲突不同，冰心与母亲的关系永远是和谐的、完美的。在《繁星・八十》中，冰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母女图：
母亲呵!
我的头发，
披在你的膝上，
这就是你付与我的万缕柔丝。
这样的母女正是女性主义者在“母亲的花园里”追寻的最理想化母女。在冰心的意识里，母亲永远是女儿的避难所，是最坚实的依靠，“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往事一》)③冰心笔下，母亲不仅是风雨来临鸟儿归巢时的偎依，而且是忧伤时“灵魂的安顿”(《繁星・三三》)，最后，要抛弃心外的湖山，归依母亲，与母亲融为一体(《春水・九七》)。
在母爱的这种独特经验下，冰心感受到了自然的母性情怀：
小小的花，
也想抬起头来，
感谢春光的爱――
然而深厚的恩慈，
反使她终于沉默。
母亲呵!
你是那春光么?(《繁星・一零二》)
由此，“自然之爱”是“母爱”的表现形式，“自然”即“母亲”的化身，“我”与“自然”融为一体，而“自然”又与“母亲”融为一体，“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零五》)冰心试图向我们传达她形而上的人生感悟――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母体，就是回归生命，母亲则是生命的起源。
而自然的本质是纯真，纯真的最好体现只有“婴儿”，“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可爱的》)在孩子身上，冰心再一次印证“母爱”的无私与伟大。
冰心笔下的“童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作家直接讴歌儿童纯朴、率真的天性，如《繁星・四三》：
真理，
在婴儿的沉默中，
不在聪明人的辩论里。
另一方面，作家通过“孩子”这一形象寄寓自己的“母爱”理念，“孩子”只是“母爱”表现的客体。她的“孩子”形象以“童真”的形式，却如母亲般成熟地给予人们生存的理想和信心。譬如在《超人》中，十二岁的孩子禄儿的深夜呻吟，使“冷心肠”、信奉尼采“超人”哲学的青年何彬从没有爱的孤独生活中产生了对过去尤其对慈爱母亲的追忆，从而震撼了未泯的善心。如果说何彬对禄儿的帮助“里面不含丝毫的爱和怜悯，不过是拒绝你的呻吟，拒绝我的母亲，拒绝了宇宙和人生，拒绝了爱和怜悯”(《超人》)，那么，他灵魂的真正复活、爱的最终实现则始于禄儿成人般理性的一封信：
“……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
“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超人》)
禄儿成为何彬母亲的现实体现者，引导何彬完成了成长的道路。《最后的安息》中，城里小女孩惠姑对素昧平生的乡下小姑娘翠儿的同情与关爱，也是建立在一种 “母爱”式的情怀上。同样，在《世上有的是快乐与光明》中两个在海边玩乐的孩子，之所以能让一个在社会现实中绝望寻死的青年放弃走“那条黑暗悲惨的路”，源自他们身上对他人具有的母亲特征的关爱和智慧。这类“小母亲”形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小桔灯》中，仍然依稀可辨，她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和感召着处在迷惘中的人们。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童真、自然，在冰心的爱心文学体系中，其实都是冰心“母爱”意象的延伸。④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冰心以“母爱”为核心探寻永恒的存在，在自然万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母爱”中，“世界便是这样构造起来的!”(《寄小读者》)
“母爱”的文化资源
正如吴文藻所言，冰心是一个“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⑤，她的“母爱”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中。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崇孝道、重秩序， “在这样一个差序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关系是由内及外、由下及上、由母及父的。”⑥母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社会秩序的象征受到格外尊崇，如剜肉救母、沉香救母，以及佛教中目连劈山救母等即为古代尊母、孝母的极端体现。在这里，母亲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存在，而是源于儒家文化“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祭祖、拜祖意识，“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⑦所以，在“凯风”⑧般母爱情怀的沐浴下，孟郊《游子吟》唱出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母子深情。究中国儒家“尊母”文化的内在原因则在于，母亲在“相夫教子”的功能上潜在地维护了封建等级秩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在一定意义上传达了母亲在国家人才培养和个人成长中所起的决定作用，从而建构了国家、社会的秩序。正是基于这一点，近代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提出了“强国保种”论，近代妇女先驱吕碧城、何香凝等提出了“国民之母”论。冰心作为一个女性，无论在温儒敦厚的母亲杨福慈身上还是在自己的切身生命体验中，都感受到了中国母亲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并将其推广为民族的推动力量，尤其为个人得以拯救的源泉。
“母爱”的政治资源
如前所述，由于母亲在文化建构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解放妇女的目的之一就是欲通过受教育的女性培养救国救民的下一代。在此背景下，解放妇女、歌颂母亲，就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母亲形象无论在男作家笔下还是女作家笔下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美国学者夏丽(Sally Taylor Lieberman)在《母亲与现代中国的叙事政治》(The mother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8)一书中指出，“母亲”在20世纪早期的作品中“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形象代表，她代表的不仅仅是母亲，而是现代知识分子想象的、在理想社会中心的人际关系”，“这个理想化的母亲实际上是构想中的中国现代性的中心形象”。⑨
如夏丽所述，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对男女的“自然性”深信不疑，“母爱”被看成“最自然”的爱，是未来“自然而正常”的社会基础，与中国传统社会人为的、虚假的人伦关系格格不入。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母亲的形象就这样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她是种族进化和社会进步的化身，她的爱为创建有人格的人和现代人际关系奠定了基础，她将正确地抚育未来中国民族的建设者”⑩。
在男作家笔下，“现代儿子”在同“传统父亲”反叛的同时是对“母亲”的迷恋，对从压迫的家族关系中解放妇女的强烈呼唤。夏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产生了史无前例的“俄狄浦斯”故事，如陈白尘的《报仇》、庐隐的《父亲》、茅盾的《动摇》、曹禺的《雷雨》等，基本情节都是儿子爱庶母。
在五四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冰心一方面响应着时代的号角，赋予“母亲”新时代的特色，一方面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书写无所不在的大母精神。这个母亲是“新母亲”，“除了治家”外，她有“现代人的头脑”，“对新文化运动感兴趣”，“对于政治也极为关心”。(《关于女人・我的母亲》)“新女儿”见到了“新母亲”，如同鱼儿见到大海，是母女一体、神人合一的境界。
“母爱”的宗教资源
冰心对母亲的歌颂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最终上升到了宗教信仰。钱杏�对冰心的母爱进行了经典性升华：具有为生命立基的唯一性、超越时空的永恒性、灵魂奔趋的神圣性、分担苦弱的救世性。11据此进一步认为，“冰心话语中的母亲，不是人间母亲，而是神圣母亲。她是上帝，是基督，是弥赛亚。到此，冰心爱的诗学中的爱是母亲，母亲是爱，就转化为了：爱是上帝，上帝是爱。”12母亲成了冰心心目中的神，成了冰心的上帝。“又试问鸿蒙初开时，又哪里有贫富贵贱，这些人造的制度阶级?遂令当时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寄小读者十二》)这里自由、平等的鸿蒙之初是《创世记》第一章上帝创造万物之时的隐喻，母亲就是上帝。她创造生命，“谁无父母，谁非人子?”她无所不在，和谐的自然、纯真的婴儿都是母亲在场的体现。她就是“爱”，“上帝创造了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关于女人〉后记》)而“爱”就是上帝，就是基督。在冰心的意识里，母亲和上帝像乱丝一样彼此无法解开，因为母亲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母亲：
太阳怎样的爱门外的那棵小树，母亲也是怎样的爱我――“母亲”?这两个字，好像不是这样说法的，只是一团乱丝似的。这乱丝从太初就纠正了我的心;稍微一牵动的时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的眼睛就酸了，但我的灵魂那时候却是甜的。这乱丝，世上没有人解得开，上帝也解不开――其实上帝也是一团乱丝，母亲也解不开。(《疯人笔记》)
由此可见，冰心所赞美的母亲与宗教的上帝之间所反映的是一个母系宗教的问题。13从女性主义神学的角度看，冰心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歌颂母亲，乃是因为母亲是上帝的一个维度、一个位格，换句话说，就是上帝是一个母性的上帝，歌颂母亲即是歌颂无所不在的上帝、歌颂无所不包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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