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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概论的论文1
1 中国哲学资源在《原理》教学中运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把中国哲学资源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是可能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1]教学学术性和教学实效性的基本要求。同时，对学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承担传播中国哲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1.1可能性：深厚的理论研究基础
长期以来，关于《原理》教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资源在教学中的运用，学术界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当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当代的革命实践活动也是《原理》教学当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回顾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的运用，大体有三个角度：（1）类比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契合之处，主要围绕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方面，指导学生在学习中自觉地掌握和领会；（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中国哲学资源的吸收，及其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3）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借鉴、融合，应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中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引导学生自觉地承担起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
既有的研究为《原理》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教师也在教学中能有意识地运用中国哲学资源进行良好的教学引导，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把中国哲学资源运用到《原理》教学中，是可能的。
1.2.必要性：现实的意识形态教育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从西方引进而成为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应对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形势，必须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不仅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也需要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当代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具体革命实践做注解，也不是把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当代文化当脚注，而是有机地、合乎历史和逻辑地解释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代大学生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的成长经验和生活年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新事物接受速度非常快，获得信息的渠道也比以往多，同样，受到的困惑和诱惑也相应增加。所以，肩负着意识形态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对于塑造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人文教育相对匮乏、崇尚应用型知识的传播的当代大学，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通过富有学术价值，同时不缺乏趣味性和针对性的《原理》课程教学，使大学生群体信任、信服并学以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课程的迫切任务，也是落实教学实效性的关键。
2 中国哲学资源在《原理》教学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虽然中国哲学资源在《原理》教学的运用研究成果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由于受到《原理》课程教学教材的多次改动、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哲学契合点的误读、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哲学知识的储备不足，以及教学中面对不同学生群体可能出现的教学深浅程度的错误认识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中国哲学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的谨慎运用研究还比较缺乏，尤其是对存在的问题缺少足够的重视。以下选取三个典型的教学案例进行研究。
2.1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在《原理》课程教学中，群众观点应当结合以人为本进行讲解。在讲解中，通常会引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作为辅助教学，加强学生对人民地位和作用的理解。例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书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又如：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有积极的意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民的作用，但仍是封建社会的治国要术，是在君与民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进行论说的。这种以民为本的观点与我们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当中的以人为本有着实质性的区别。马克思的关于人的观点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理论基础上的。所谓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马克思强调，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要求人们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一定群体或个人的本质和作用。在一定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上或者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教师在进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章节的教学中，可以使用孟子、荀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观点进行教学，但要注意严格区分民本与人本，要向学生明确中国传统思想中民本观点的历史局限性，同时，进一步加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观点的理解。科学发展观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不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更是要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当中就说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
造成 人本与民本混肴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汉语的演变中，人与民的意思发生了变化，我们通常把人民连在一起使用，而在中国古代，人与民是有着不同内涵的词；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人的观点缺乏更加全面的理解，主观臆断，脱离了马克思的原著。
2.2气论
恩格斯总结和概括了哲学发展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并吸取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有关思想，第一次明确地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4]根据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究竟谁是世界的本源这一标准，把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对立的基本派别。教师们在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学时，从理论的历史发展角度，应当向学生介绍辩证唯物主义之前的朴素唯物主义。除了列举出西方哲学史中的泰勒斯的水本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等理论之外，通常会举出一些学生熟悉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例如阴阳五行学说（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构成），王充的元气说，再如王夫之的气本论。气本论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之外，没有别的物质。气只有聚散，没有增减、生灭，提出太虚，一实者也。并把王夫之的思想与西方古典哲学中的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本论相提并论。阿那克西米尼认为，万物产生于气，气是无限和永恒的。由于气的不断运动而产生万物然而，王夫之等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气，与西方古典哲学中的气，是非常不同的两种理论，根植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土壤，把他们进行简单的类比，是非常不可取的。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本论思想，是对古希腊传统的本体论思想的一种发展，是对物质世界的组成、运动和变化的一种解释。而王夫之的气论思想，不仅仅有对物质世界的组成和变化的某种层面的理解，更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对气理解的发展和深化。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谓的气，不仅仅指的是物质世界中的气，有可能指向道德境界层面，甚至带有神秘主义或宗教意义。所以，虽然在某些层面上，中西哲学有很多相似性，但并不能够简单地从字面地意思去理解。
造成这种错误教学的原因，最主要是教师对中国和西方两种哲学的理解和认识不够深刻，没有认识到根植于两种不同文化土壤当中的思想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同时，这也是由于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大学才建立起来的。这些在学生高中时代形成的定式思维，有传统高中教材和影响和应试教育的导向在发挥作用。
2.3矛盾
讲解矛盾的概念时，教师通常会引入古代的矛盾典故进行解说。这个故事学生都非常熟悉，是矛盾这个词的来源。然而，这个典故中，自相矛盾的是卖家对矛和盾的描述，体现的是形式逻辑的矛盾，并非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在形式逻辑中，有一个不矛盾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例如，小明不能既是小明又不是小明。但是在现实中，虽然小明这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仍然可以用小明这个静止的概念来称呼这个变化着的人。为了容纳变化，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把A理解成A和非A的对立统一。非A不断否定A，这就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变化。这更符合辩证法的矛盾观点：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范畴。对立和统一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对立属性又称斗争性，矛盾的同一属性又称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5]如果在讲解矛盾观点的时候，不注重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论述中，不注重区分中国古典文化中概念的特殊性，会给学生理解唯物辩证法造成很大的偏差。
因此，教师在进行课堂讲解时，一定要对所选取的案例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不能仅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资源作为工具价值来解释《原理》的教学内容，而应该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相辅相成。
3 中国哲学资源在《原理》教学运用中应当遵循的原则
鉴于当前的《原理》课程教学对中国哲学资源的运用存在着诸多问题，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实效性，通过《原理》课程的教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弘扬中国文化，我们在教学中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3.1回归经典，以本为本
《原理》课程教学所用的教科书是20xx年最新修订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几经修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系统化和体系化，是学生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直接的途径。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教学体系，但这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就没有逻辑和系统，相反，马恩的经典有很深的的内在逻辑性和实践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除了马恩两人的思想之外，后人对马恩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当中也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苏联式的教科书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到李大钊为中国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到我国自主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材，再到现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科书，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以说，目前的《原理》课程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相对成熟，但也存在问题。因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尤其是一些基本的原理和概念的教学中，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引导学生去阅读这一类经典，可以让学生从枯燥的教科书中解脱出来，避免片面化理解，真正领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
同样，当我们在教学当中引入了中国哲学的资源进行阐发时，一定要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更不能脱离中国哲学经典的语境。中国传统的哲学资源是非常讲究语境的。例如《论语》就是一部不仅需要了解其内涵，也需要学习其对话体的论述结构的文本；再如前文中所提及的人与民的内涵的变化。因此，在教学当中，教师应当对经典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在备课和教学研讨时注重将经典作为基础，充分地发挥经典原著的论述在课堂中的作用。
3.2有历史的、发展的眼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哲学也在被马克思主义改造。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界定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被用来作为划分中国哲学的标准。人们发现，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漫长的中国哲学史中，属于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仅有几个人，很多中国哲学家有时候似乎可以被划分为唯物主义哲学家，有时候又可以被划分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生硬地肯定唯物主义，否定唯心主义，导致很多伟大的哲学家的理论变得一文不值。这使人们开始反思问题之所在。在《原理》课的教学中，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向。一种是在讲解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完全避讳谈及中国哲学，并且弱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另一种则强化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去划分中国传统哲学。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在教学中，教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应当有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哲学隶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传统，发展的起源是不同的。对恩格斯的这种划分应当回到原著当中去理解，特别是注意的是恩格斯的划分中强调了这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而非所有时代；对学生的讲解也应当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让学生理解思维发展的基本规律；把中国哲学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只具有工具意义，实现中西哲学融会贯通。
3.3变革解读模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育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并且解决问题。以学生为导向，根据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水平，改进教学方法，变革解读模式，引入一些适当的教学手段，使《原理》教学既不因为过于理论化而变得枯燥不易掌握，又不因为为了迎合学生口味而失去基本的学术性和理论的深刻性。坚持这个原则，方法应当多元化。例如选取一些经典易读的文本，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原著，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一些新的发展的代表人物的作品，还有中国哲学中的一些重要经典论述，在学生当中开展读书分享会等活动；在学生感兴趣的领域，例如电影、动漫、漫画当中挖掘出哲学意味深厚的作品，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分析和讲解；开展学生自觉地拍摄微电影微视频等活动，引导学生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和中国当代文化，加强学生的参与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践着的理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最好的教学方法，一定是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坚持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地回到实践去检验教学方法，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中国哲学概论的论文2
摘要：中国哲学以独特的学术发展理路而在人类文明文化史中独具一格，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这种独特理路不能仅仅作为“独特”而存在，否则，就像珍禽一样，只具有参观价值，岂不可悲？因此，必须经过反思和批判让世界认识到它的价值之所在。该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反思。
关键词：创新；中西比较；出路
1、创新
中国哲学到底如何创新？这是每一个中国学者都应该考虑的问题。“中国哲学是一个以注释圣贤经典为独特发展理路的哲学。”这句话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
下面逐条分析：我们不引入西方哲学家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上的评价，我们承认中国哲学是哲学，承认了这一点，2、3点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那么，圣贤经典为何？先秦诸子，特别是以儒、道两家影响最大。我认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思想直接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生活模式以及伦理观念。而对他们的著作的解读成了后来思想者的主要工作，这种传统在儒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既然以注释作为其独特的学术发展理路，那么，所谓“创新”也只能在经典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否能为人所接受要依赖于解读者对经典的把握程度，否则，就会被指责为误解、误读。这种观念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他们一直想恢复圣贤之“原意”，然而，到底是否有“原意”？圣贤真的说（say）出了他们的意图（mean），他们真的意图（mean）了他们所说（say）的么？没有人反思这个问题。其实，文本一旦产生，就成了既不同于物，也不同于心的另外一种东西（如果有所谓二元对立的话），独立于作者，提供了巨大的意义解读空间。如果在这么广阔的意义空间中只寻求所谓“原意”，岂不是一种最大的误读么？再者，“原意”是不存在的，说什么是作者之原意呢？他意图（mean）的还是他写（say）下的？这中间有很大差别，书写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无法真正写出我们意图的东西，通常是What we say is not what we mean；what we meanis not what we say。因此寻求恢复“原意”的努力其实恰恰误解了“原意”，作者肯定说出了他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而对这些东西的揭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寻求“原意”的努力使得中国哲学自身缺乏有力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后来人对前人的'批判只是指出前人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圣贤之“原意”，没有说出自己的回应的努力，总是“托古言志”。
然而，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即那种由易学精神充分体现的“大宇宙”视野以及历代思想家一直追求的“成圣”“成贤”的生命境界的提升直到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对生命人生的了悟，从来都与认识论无关；从一开始就参透了人生宇宙的一体合流之道，这是西方人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才体会到的。不过，他们经历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造就的昌明的科学成果，当然也经历了科学成果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是，经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已经能够在自己文化内部找寻解救之道，显然与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以提高生命境界至上追求具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里不能说哪种文化优劣的问题。但是，由两种文化产生的文明是可以有标准来评价出其高下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详尽阐述。
2、中西哲学的比较
“比较”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两种在同一范畴级别的东西或人难免碰到比较的处境，中西哲学以前面临过，现在面临着这个问题，将来很有可能继续面临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两种哲学的异质性使得我们必须先问这个问题：比较如何可能？然后，若可能，采取何种视角何种方式进行比较？比较的意义、意图何在？
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中西哲学是异质文化的产物，不同的精神气质、不同的发展理路，甚至有不同的问题。这使得很难把握比较二者的分寸，不留神就会陷入用其中一种哲学来否定另一种哲学的境地。因此，要选择一个很好的立场。如何选择呢？设想我们比较猫和狗两种动物，比较的前提是它们同属于哺乳动物，我们在“哺乳动物”这个高一级的范畴内比较猫和狗两个次一级范畴，能够看出猫之为猫的特色之处和突出特点。再设想我们比较猫和桌子，有意义么？猫和桌子甚至没有共同点，所谓比较就只是分别列举猫和桌子各自的属性而已，不能通过二者的比较使得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到猫的特点，这不是真正的比较。因此，中西哲学比较的前提也必须是中西哲学的共同、共通之处，在这种共同、共通的基础上再谈比较才来得更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就像比较猫和桌子一样荒谬不堪。二者是否有共同、共通之处呢？有，同是人类文化的产物，都关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但是，差别从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两种哲学沿着不同的路向发展：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伦，以及人与万物在宇宙大背景下的和谐相处，最高境界当然是天人贯通之道。这一点在《易传》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大衍筮法”通过蓍草这种祖先认为有灵性的植物进行占筮，向全幅视野下的宇宙开放，感通天、地、人三才的格局，纳入阴阳二气以及由阴阳二气生发的宇宙万有，宇宙万有都存在于宇宙大化的特定时段——四时、年月等，通过感通就进入了与宇宙大化一体无隔的生命状态以及对未来了如指掌的精神豁然状态。这种初始状态体现的精神使得中国哲学表现出向原点回归的圆而神的品质。西方哲学自发端之处就有一种知识理性的倾向，苏格拉底将人的道德理性的建构诉诸“知识理性”。“美德即知识”、“认识你自己”，当然这里的“知识”、“认识”不同于由笛卡儿开始的二元对立模式下的“知识”和“认识”，也决不同于中国哲学的内省工夫。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的真正开端。亚里士多德一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道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精神——不断的超越。西方哲学家们在很长时间内都把对真理的追求作为自己的目标，把确定性作为知识的坚固基础，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巨大缺陷，于是对传统哲学展开了猛烈批判，试图寻求走出这种思维模式的出路。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国家概念，而“西方”则是一个地域概念，这种比较可能会遭到很多非议。我们可以自豪于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我们要看到，今天传统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因此，我们必须反思这种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中国哲学以及传统思想只是在线装书中存在的东西，那么她的生命力已经很脆弱了。
3、中国哲学如何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是第一次遭受异质文明的冲击，之前的佛教还是同属东方文明的范畴，因此没有对中华文明造成什么影响，反而以独特的存在形式在中国发展壮大。
前面提到了文化与文明的不同，这里具体展开一下：
作为文化中西没有优劣之分，但是文化造就的文明可以做出高下的衡量，标准是人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表现。一种文明如果能够为人提供更多的闲暇时间和生活、思想空间，我们可以断定这种文明的质量要高，因为这种文明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角度是具有很大合理性的——很明显，西方文明的质量要高。中国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阶层，抱有一种“优雅”的怀旧情结，思念所谓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声称羡慕中国农民那种“无忧无虑”的“浪漫”的田间地头的生活，自己却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一切便利，如果真的让他们回到那种生活，他们大多是不愿意的，对以西化为特色的现代化的批判不能通过回复所谓“前现代”状态而彻底完成，不能一味追忆逝去的东西，而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和西方都在批判现代化，中国如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很明显发出声音不是说再建古代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而是要使得世界上能有更多的人发现中国传统思想的可贵，并且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发展出有助于全球问题解决的路径，才不至于出现在世界哲学会议上没有中国人的声音的悲哀局面。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批判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但是后现代的破坏性以及消极的特征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方案，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可贵的思想，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另外一种积极的批判。
然而，如何找到这样一个路径是最大的问题，是当前和今后的重要任务。出路还得从圣贤经典中发掘，但不再是紧紧追索圣贤原意的解读，而是创造性的“误读”，譬如，《庄子》一书的最独特之处不在于他表达了什么思想，而在于庄子的言说方式本身，完全可以对庄子进行这种暂时剥离内容创造性的“误读”，因为哲学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言说方式的选择，语言可以成为思想的桎梏也可以成为思想的完美表达，因此找到自己的言说方式就是创造性的重要一步。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以优美的对话体为特色，后又经历了近代多种形式，有几何公理式的也有其他一般论文文体，德国古典时期哲学职业化之后哲学著作的书写与其思想一样枯燥、严谨。尼采反对传统哲学的武器除了其思想本身之外还有其一反传统的写作方式，他采用格言式的表达，使得哲学思想再次灵动鲜活起来；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寻求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他知道“语言是存在的家”，认为只有艺术和诗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并且也写了很多诗歌，尽管被诗人们认为是蹩脚的，不过我们可以从海氏的努力方向获得启发。语言一旦选定就会携带着思想向前流淌，至于是否顺畅取决于二者的协调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处之所以剥离思想和语言，即内容和形式，是为了强调语言对于创造的重要性，实际上，内容和形式永远无法分离，不是想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思想就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的，思想的特质也能制约语言的选择。不过，我们可以在这种“短暂”的剥离中获得启发，因为出路通常在普通判断认为没有出路的地方。（作者张洪杰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下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6
[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
[3]颜炳罡。四书通解。学苑出版社。1999
[4]庄子
[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xx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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