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万三全家为何从浙江南浔沈家漾迁居江苏昆山周庄，很可能这是沈万三研究中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据现在大多数研究者众口一词的说法，沈氏全家迁至周庄的目的是为了垦殖发家。这种说法有着相当有力的支持：一是沈万三的孙子沈伯熙《故沈伯熙墓志铭有序》称“其先世以躬稼起家。曾大父祐，由南浔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二是沈万三的亲侄沈汉杰《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说“其大父祐，徙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仆，因家焉。人遂以所在污莱未田者归之，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
墓志铭是记述亡者生平行状、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似比白纸黑字更具说服的震慑力。于是不少研究者就此张开想像的翅膀，围绕沈家“垦殖致富”写下了大量文章。如南京某教授曾撰文引述沈伯熙墓志铭的说法，盛赞其“颇具真实性”、“当不虚假”，接着又辅之以沈汉杰墓志铭内容，最终得出沈万三“是以力田致富”的结论。这样沈万三到周庄种田发了财的说法——“垦殖致富”论，几成“定论”。
然而，这“定论”经不起推敲，稍加疑问，它就会露出破绽，很难自圆其说：既是垦殖，南浔同样有的是地方，为何非到周庄？难道是周庄地价便宜？更加深入的追问则是：周庄为一水中小岛，耕作土地面积不大，到这样的地方垦殖发展农业，地理环境恐怕还比不上沈氏原住的沈家漾——笔者曾到那里实地考察过，为何还要迁周庄，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恐怕是第一次提出，不知“垦殖致富”论者将会如何解答。
其实，只要放开视野，能够结合元代社会的具体情况，并了解周庄、南浔的具体地理位置，不单纯地就事论事，沈万三迁周庄的原因还是相当明白简单的。元代较为开放，较为支持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海外贸易的发展，很优待商人，开创出规模空前的海外贸易。特别元至治三年（1323年）曾颁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政策，完全开放民间海外贸易，此时沈万三约27岁，精神与体力正是旺盛之际，他完全可能利用这“利好”时机，“变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要注意明代孔迩在这一记载中用的“变”字，有研究者称沈万三“善于抓住机遇创业”，确是有根据的结论。
由于是内外贸易兼于一身，巨量商品物流与庞大船队来往，沈万三迫切需要一个水域宽广、交通便利的地方作为自己贸易扩张的基地。而沈万三原先居住的浙江南浔沈家漾及周边很多地方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周庄不仅是水中小岛，而且更重要的镇外的急水港水面开阔，西通京杭大运河、太湖，远及长江中下游的徽、池、宁、太、常、镇诸地区，东经淀山湖接浏河可以直接出海，最优势的水运环境条件是急水港周庄段串连多个湖泊，水天浩瀚，可以停泊沈万三进行大规模贸易所必需的`庞大船队，便于巨量物流进出，于是沈万三毫不犹豫地全家走进了周庄。
沈万三迁居周庄的这种决策与行动，和现今的经济开发区都要靠近高速公路或者港口码头，以取得物流成本最小化的道理相同。事实也正是靠周庄这优良的港口与“黄金水道”，沈万三最终聚集了“二十万万”这—封建社会里空前绝后的商业资本。这一财富积累过程，同时也推动了周庄的发展——清《周庄镇志·第宅》称“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实沈万三父子之功”。
那么既是这样，上述沈万三后人的墓志铭又为什么只说自己祖先是到周庄种田的，而绝口不提经商致富的事实呢？
沈伯熙是沈万三次子沈旺的次子，卒于洪武十九年，他的墓志铭作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沈汉杰是沈万三弟弟沈万四的次子，卒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但他的墓志铭却迟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才作的，今见于明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两者都是在沈万三“倒霉”之后的文字。同时，明代与元代有很多不同，其中最大不同之一是朱元璋对商业严加打击，大力贬低商人，于是经商再度成了“不光彩”之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后人为昭示自己出身的“清白”，对祖先经商致富讳莫如深，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种情况并不单是发生在沈氏一家，阅读明清时期的各类墓志铭、谱牒，都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不能责怪古人，关键是现在的沈万三研究者们不要因之“头晕”而发出错误信息，作出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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