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学术发展可谓举世瞩目，SCI数据库2016年收录我国的科技论文32.42万篇，占世界份额的17.1%，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2位。在2016年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国际合著8.3万篇，占我国发表论文总数的25.8%［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参与国际化学术互动的效果是令人振奋的，为我国的学术国际话语权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反观我国学术出版机构在这方面的表现相对落后——我国现有的300余种国际期刊，绝大多数是与国外学术出版机构合作的刊物。我国学术出版机构应当“不忘本来、吸取外来、面向未来”，切实融入国际出版领域，支持我国学术话语权的建设。学术出版是一个系统性的事务，抛开学术编辑出版而谈技术是本末倒置。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学术传播的链条缩短，学术出版机构要更加敏锐地捕捉学者对内容资源的需求。因此，除去技术带来的变化，学术出版机构对内容的考量和组织方式也与传统出版不同。本文从国际学术出版的基本制度入手，探寻信息化时代我国建立学术国际话语权的进路。
一、学术出版的纸电之争
从1971年MichaelS.Hart将美国《独立宣言》输入计算机制作成第一本可在因特网查阅的电子书开始，电子书开启了出版业的新时代［2］。1996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提供通过SpringerLink网站阅读、下载电子图书和期刊的服务，1999年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标准技术局发布了基于XML的OpeneBook（OEB）格式标准，这就是至今学术出版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数字内容标准。学术出版的根本目的使得纸电之争毫无意义：学术出版的意义在于促进学术传播和交流，其价值在于学术本身而非承载媒介。学术出版的发展遵循适用于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路径——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方式进化、替代、升级。以欧洲最大、最古老的大学图书馆之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为例，其主图书馆和80多所分馆共藏有250万种纸质书刊，拥有185.3万种电子书和5万种电子期刊的使用权，需要334名图书馆员向超过170万读者提供服务（2014年数据）。如果进行数据化处理，如此庞大的馆藏资源完全可以轻松地储存在一台台式计算机中。学术科研过程中，检索查找知识点的需求远远大于阅读需求。数字内容在检索方面相比纸质书刊具有先天优势，利用出版平台的检索工具或第三方搜索引擎可以进行词组和语义的快速准确查找，甚至可以定位到文献的行间段落，极大地提升了文献检索效率。在DOI、Crossref等第三方学术服务平台的进一步支持下，文献检索、参考文献的跨平台跳转链接通过简单的鼠标点击就可实现，这是以往任何出版方式都不具备的服务能力。数字内容还具有随时上架、更新等优势，不需要图书馆员从事日常的借阅、回收和上架工作，使得图书馆经费可以更多地用于学术资源的采购，减少了硬件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数字出版主要有数据库和数字出版平台两种形态。数据库主要以已经出版的内容为基础（类似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的回溯数据库），能够以在线远程访问或离线镜像安装的形式提供服务。这种出版模式对编辑周期和信息技术要求不高，出版的时效性不强，因此不需要使用全程线上处理方式。数据库的传播销售类似传统的纸质出版物，需要依靠传统销售渠道的支撑，内容资源的网络可见度较低，可简单地理解为传统出版内容在数字应用方面的延伸。数字出版平台是目前国外主流学术出版机构提供的服务，使用征订模式向客户预售产品（如未来1年），保证向客户提供一定数量的内容资源。这种模式对编辑出版流程和线上处理流程要求较高，需要较大的成本投入。但是，鉴于学术内容的`实效价值远远高于回溯内容，收益也相对更高。数字出版平台的互联网可见度较高，通过网络检索引入读者资源。因此，数字出版不是对出版行业的挑战，而是学术出版的机遇和回归。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出版传播时代，以往固有的传播壁垒被技术撬动，数字化带来的成本下降为中小型出版机构带来了腾飞的机遇。
二、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出版回归出版
学术出版作为学术界紧密的盟友，是学术传播和交流的桥梁，如同制药厂是药学研究的转化机构一样。学术出版机构作为学术成果的转化机构，如果不能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出版回归出版，就如同药厂弄虚作假生产出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物，并让其流入市场。在现代科学同行评议之父英国哲学家HenryOldenburg（1619—1677）的影响下，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自然科学会报）在1665年采用同行评议框架并在19世纪30年代形成了系统的同行评议流程，同行评议逐渐成为甄别学术质量的重要标准。同行评议是由数名与作者研究领域相同的专家学者通过双盲、单盲或开放的方式对学术质量进行评审。一些出版人甚至会请评审专家就书稿的组织结构、明显缺失、研究方式乃至数据问题提出完善建议，从而使同行评议成为协助作者完善著作的服务。同行评议是学术出版机构让学术回归学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与学者建立紧密联系的有效方式。国际出版道德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对学术出版的最基本要求——透明度原则（Princi-plesofTransparencyandBestPracticeinScholarlyPub-lishing）做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刊物声明并使用恰当的同行评议机制和避免相关方利益冲突作为学术出版的最基本需求。近年，不少学术期刊被打上掠夺性的烙印，大多是因为其违背了COPE的透明度原则，从而不被国际学界和检索数据库认可。目前，我国有316种期刊成为COPE的会员，约为知网收录期刊种数的5%。迫于经济效益的压力，国内学术出版机构大多以补贴款作为是否出版的硬性标准，严格使用同行评议的出版机构并不多。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方式，使得我国的学术成果评审被隔离在学术界之外，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受到偏见。国外同类学术出版机构基本上会相互认可学术质量，然而我国大多数学术出版机构的出版物需要经过外方评审，不被信任的原因是双方采用不同的学术质量甄别制度。我国学术出版机构要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必须重视学术质量，最简单的证明学术出版物质量的方式或许就是执行COPE的透明度原则，与国际学术出版机构采用相同的学术质量甄别制度。
三、信息技术撬开国际渠道的进路
互联互通是互联网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学术无国界，那么互联网更无国界的限制。信息通过互联网可以抵达世界任何一个网络终端，成为撬动历史悠久的出版巨头传播发行渠道壁垒的有力工具。特别是随着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在学术出版中的普及，PLOSONE、eLife、Hindawi等新兴出版机构快速崛起，它们通过网络出版形式对老牌出版机构成冲击。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总量的快速增长使得有效信息难以被发现。2002年，互联网产生的数据就等同于人类历史上所记载文字的总和。截至2012年，人类生产的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量为200PB，全人类历史上记载文字的数据量大约是5EB，仅2011年产生的互联网数据就达到人类印刷数据的近1万倍。因此，数字出版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可见度、可用度和可被引用度。面对这种挑战，以往的传播推广渠道变得基本无效。如果要用数字出版形态突破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的销售推广渠道壁垒，就必须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特性，使内容能够被读者简单获取。换句话说，传统的纸本销售形式是说服中间渠道商、图书馆员购买并向读者提供内容，而互联网下的数字出版则要求学术出版机构对内容进行甄选、加工以更符合读者的喜好，并跨过中间渠道商向读者提供内容服务。已有众多图书馆凭借读者试用数字资源的数据来做出是否采购的决策。由此可以看出，学术出版已经从渠道为王过渡到内容为王的阶段。那么，如何组织、准备和生产内容资源，通过何种技术加工才能够适应当下的互联网学术检索阅读模式？
1．借助专家和数据库确定科研热点互联网时代，学术检索阅读方式变为读者主动获取内容的方式，出版内容直接面对终端客户这一挑剔的群体。在互联网信息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读者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查找网络信息，因此学术内容的研究方向就成为数字出版可被阅读的基础。要保证期刊的内容符合读者需求，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主编和编委机制。专家学者是最了解科研方向和热点的人，主编应当为期刊的前行把握航向，不仅要确定期刊内容的录用标准和范围等，还要积极参与文章评审，邀请同行和领域专家积极参与期刊投稿事务，并在期刊发展过程222018年3月上总第311期特别策划VIEWONPUBLISHING中不断评估期刊的状况，调整内容方向使其切合读者需求。特别是计划走向国际的期刊，更应注意出版内容不仅要吸引我国科研学者，还要符合国际科研趋势，因此邀请国外专家学者对内容的国际化进行把关就显得尤其重要。学术出版机构的任务是维护期刊正常的出版运营，而学术出版的方向和质量则需要科学家来把握。无论是出版机构还是科学家，在期刊出版过程中，都需要不时评估期刊是否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为此需要借助一些分析工具，比如科睿唯安的WebofScience（WoS）、Elsevier的Scopus、GoogleScholar的PublishorPerish等。WoS最著名的就是每年出版收录期刊的影响因子，除此之外，它也对文献的作者、引用、地域等多项指标做出分析。用户通过WoS可以了解科研趋势和热点，包括找到某科研领域最高产的作者、最活跃的作者及科研机构等。这些功能可以帮助办刊人员掌握科研热点，计算期刊文章的引用量，从而评估期刊的影响力。
2．选择合适的同行评审人，让同行评议更加有效同行评议是学术回归学术最直接、最彻底的方式，也是把控出版内容质量最可靠的手段。同行评议的方法和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其中包括学术道德规范和执行规范。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同行评审同样需要主编和编委的参与，毕竟他们才是最熟悉学科领域的人。在选择评审人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地域——如果是需要满足国际科研需求的内容，就需要国际评审人的参与，类似WoS的文献平台可以为寻找合适的评审人提供重要参考。
3．根据检索引擎优化确立标题、关键词与摘要互联网检索大多是通过搜索引擎来完成的，每一个独立出版平台的内部检索都会参考这些搜索引擎的标准。为增强文献内容的可见度，标题、关键词和摘要的规范就显得尤其重要，在面向国际的内容中还要添加英文关键词和摘要。在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转变为采用关键词搜索的数字阅读环境下，标题、关键词与摘要必须符合搜索引擎的算法，否则就很难在搜索结果中排在前面。这就要求办刊人员了解搜索引擎的基本算法，以提高期刊关键词和摘要被检索到的命中率，并和一些常用的搜索引擎沟通，形成长期合作关系。比如，GoogleScholar的检索结果对文章标题的长度是有限制的，一般为50个字节，超过此长度的内容不会显示。这种情况下需要将文章标题和副标题限制在规定长度以内。另外，一些工具可以帮助你写出反映热点、容易被检索到的关键词。比如GoogleTrend，它可以对比一组近义词并显示这组词随着时间被检索的趋势和效果。由此可见，学术出版规范需要根据最新的数字阅读环境做出调整，并运用电子环境中的现代工具以适应电子出版的要求，增强文献的可见度和可用度。
4．使用XML数字内容生产的主流格式数字内容生产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行业标准，基本是按照XML格式来进行制作，包含元数据和内容两个部分。内容资源不多或者在技术方面投入不大的学术出版机构，通常会预先制作好XML及PDF文件存放在数据库中供读者阅读和下载。XML文件拥有良好的跨平台支持能力，因此大多学术出版机构为了适配各种阅读设备，在数据库中只存放XML文件，当读者下载时文件可自动转为相应平台支持的文件格式进行储存。但XML文件的制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元数据包含的信息和内容的拆分层级等。有的出版机构仅将作者、书名等基础信息放入元数据，有的出版机构却在元数据中放入数百条信息。支持Crossref的出版机构还会将参考文献单独拆分按照要求上传至Crossref数据库，从而实现跨平台文献转换。
5．优化搜索引擎据国外出版机构统计，有超过半数的阅读来源是通过搜索引擎引入的，每一家学术出版机构都将诸如GoogleScholar此类的学术搜索引擎看作商业生命的根本。由于系统资源有限，并非所有网络上的内容都会被搜索引擎抓取，如GoogleScholar就有明确的学术文章抓取规则，对出版平台网站建设的技术、学术内容的格式、元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以及格式提出了要求。中小型出版机构自行设计和建立出版平台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和财力，因此GoogleScholar建议此类出版机构使用其现有的期刊主机服务，如Atypon、HighwirPress、MetaPress、JSTOR或SciELO等，这些服务足以支持大多数学术搜索引擎实现内容资源的互联网可见。学术出版的搜索引擎优化是针对学术内容资源的，而比较流行的搜索引擎竞价则是针对某一关键词进行的，这种方式比较适合网站整体宣传，对其中的资源并没有意义。对读者而言，吸引其阅读的是内容资源而非网站，因此竞价排名并没有太大用途。
6．内容流程的在线支持目前，国外主流学术出版机构和国际期刊均使用信息化的投约稿编辑系统，大幅减少编辑部的沟通成本。目前国内也有一些期刊使用线上投稿服务，但像国际主流的EditorialManager和ScholarOne这样能提供完整投稿、评审评议、检测学术不端乃至对刊物栏目进行调整和设置特刊的系统并不多，大多还停留在单一的投稿功能。近两年有一些出版机构注意到这一服务的便利性，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自主开发的投约稿网络编辑管理系统（IntelligentEditorialOnline，iEDOL），就是参考众多国内外主流的同类系统，结合国内学术科研和学术出版的特点以及学者的计算机操作习惯所开发设计，并将未录用的稿件建立论文池对所有系统编辑部开放，避免了优质稿源流失。在数字内容渲染制作方面，一些预出版平台已经开始使用自动渲染系统，只需要将学术出版规范嵌入投约稿编辑管理系统，即可制作出符合数字出版需求的内容文件。后期借助数字内容标引入库工具，可以大大减少时间、人力和财务成本。
四、学术期刊国际化的资源聚合和服务升级
学术期刊国际化不仅是为了传播我国优秀的科研成果，支持国家学术国际话语权建设，也是为了建设我国学术出版机构主导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使国内外学者能在平台上进行学术沟通和互动。学术出版机构是为学术界提供服务的机构，出版传播高质量的学术内容是立足之本，提供高质量的阅读、检索和科研服务是凝聚学者的根本，但这仅是打通互联网国际渠道的基础，要提升读者的凝聚力和忠实度，将国际读者变为学术期刊的作者，必须把第三方学术服务机构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1．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学术不端是学术界长期存在的问题，虚假评审人乃至作者问题近些年尤其严重，国外学术出版机构几次大规模的撤稿都与虚假评审人有关。使用过WebofScience数据库的学者应该知道，重名问题是判断科研成果归属的难题。ORCID通过一个4段共16位的身份唯一码解决学者认定问题，并通过Crossref等第三方机构提供一系列的延伸服务。ORCID的注册学者可以通过改号码直接登录支持其服务的期刊和出版机构系统，不必添加额外的注册信息，这极大地便利了学者发表和使用内容，并能够通过该号码自动整理出版和发表的成果。目前，全球有430多万学者享受到该服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为中国第一家出版机构会员已经率先向国内学者提供ORCID服务，目前我国已有超过16万学者使用了该服务。
2．引入参考文献管理工具参考文献管理是学者阅读和撰写文章时的难题，梳理文献内容的工作是非常繁杂的，撰写过程中时常会出现引用不当、标注参考文献错误等问题。EndNote、Mende-ley等文献管理工具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期刊出版平台如果能提供支持这些工具的文件格式导出，会极大地便利学者的引用，提高内容的使用效率。如Crossref可通过数字内容识别码（DOI）和文章的元数据进行参考文献匹配，从而实现参考文献跨平台跳转链接。这不仅能帮助读者快捷便利地梳理知识脉络，而且其他Crossref会员和出版机构的出版内容也会被引入文章的阅读流量。目前国际主流的学术出版机构均已成为Crossref的会员，国内大多数合作英文期刊也通过国外学术出版机构成为其会员。Crossref服务非常成熟且发展迅速，内容越多的出版机构越早加入越能享受到良好的服务效果。
3．突破语言服务壁垒英语是国际学术通用语言，但大多数中国学者仍然很难掌握。学术期刊及学术出版机构应当尝试提供不同的语言服务，如人工智能机器翻译，Nature、Edanz等高质量的人工润色等，对不同内容元素区别对待，使语言不再成为阻碍学术国际化的壁垒。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需要改变在国际上文化大而不强的现状。学术期刊和出版机构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与相关服务机构建立合作，通过国际支持融入国际学术界，借助信息时代的机遇建立我国的学术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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