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鲜汉涛到新罗时期，基于罗唐友好外交关系、留唐宾贡生等积极因素，其创作空前活跃，迎来了汉诗的成熟期。崔致远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在入唐留学期间与罗隐等唐代有名诗人有过交流，创作了很多很有影响的作品。朝鲜汉诗在成熟期的发展中，受到晚唐诗风和中唐派等其他诗风的综合影响，形成了带有现实主义，感伤主义，脱俗归隐等特点的诗风。
关键词：朝鲜汉诗诗风；现实主义；感伤主义；脱俗归隐
一、新罗学者——崔致远
崔致远(857-?)，字孤云、海云，生活在新罗末期，庆州人。入唐滞留16年(869-885年)，874年及第，881年创作《檄黄巢书》，在中国文坛享有一席之地。崔致远现存的个人文集有《桂苑笔耕》20卷。《新唐书》记载有《四六集》1卷和《桂苑笔耕》20卷，在《三国史记》列传和《桂苑笔耕》自序里也记载有不少文集。但均已失传。
崔致远入唐是在晚唐(827-906年)中叶，根据崔致远现传的诗题与《三国史记》的记载可知崔致远与罗隐、高骈、裴瓒、张尚书、于慎微长官、李展长官、进士杨赡、吴峦、顾云、张乔、吴瞻、女道士等很多唐人有过交流。
其中，与晚唐诗人罗隐有师徒之说，崔致远的汉诗风格充分证明与罗隐的交流之深。
《三国史记》列传记载：
始两避畴，舆江東詩人羅隱相知，隠負才自高，不輕許可。人示致遠所制詩歌五軸。
恃才高傲的罗隐，见崔致远之后，拿出自己的“五轴”的诗给崔致远看，这说明罗隐对崔致远的赏识。
罗隐(833-909)，字昭谏，余杭(今属浙江)人，有《罗昭谏集》。
《旧五代史》罗隐传：
“罗隐‘詩名于天下，尤畏於泳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第’……”。
罗隐善于咏史，诗又多以讽刺世俗为材，由于此原因他屡次不中第。他生活在国家势力日益削弱的晚唐时期，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罗隐感叹怀才不遇，作诗也带有咏史、讽喻、感伤等的特点。
崔致远与罗隐有较深交流，崔致远生活年代也处于国家衰落时期。在他生活的新罗末期，国情混乱，官场又有骨品制的限制。因此，崔致远无法按自己的意愿施展才华，深感怀才不遇。于是辞去官职，选择了游山玩水、逍遥自放的生活。这种怀才不遇、厌恶社会政治和讽刺、感伤的情怀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在朝鲜文学史上崔致远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汉诗作品的诗人，他的汉诗风格多样而独特，内容丰富而深刻，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汉诗水平，被称之为汉文学的“开山鼻祖”。留唐宾贡生以崔致远为代表，新罗诗坛又以这些留唐学子为主体，因此，崔致远的诗风在新罗诗坛具有主导性的作用。
二、以崔致远为代表的朝鲜汉诗诗风
1．现实主义诗风
匈牙利著名文艺理论家卢卡契认为：“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作为人们的意识形态。是现实的反映，但这种反映是一种能动的反映。”现实主义文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特定的创作人来完成的。
崔致远生活在衰落的新罗末期，他的汉诗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诗风。这种诗风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的讽喻和咏史上。
(1)讽喻
崔致远与罗隐有较深的交往，诗风上受罗隐影响颇多。在晚唐时期罗隐的诗风属于浅俗派。浅俗派“宗奉白居易”，继承“浅显通俗”的中唐诗风，善于“讽喻时事”。咏物诗中的讽刺与对社会政治的讽喻是罗隐最明显的创作风格。如《鹦鹉》：
莫恨雕箭翠羽残，江南地暧隴西寒。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轉难。
诗中诗人把无法施展才华的自己比作笼子里的“鹦鹉”，嘲讽自己不得志的命运。
在与罗隐的交往中崔致远的讽喻手法也日益突出。从崔致远汉诗与罗隐诗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风格上的相似之处。如《蜀葵花》：
寂寞荒田侧，繁花压柔枝。
香輕梅雨歇，影帶麥風歌。
車馬誰風赏，蜂堞徒相窺。
自慚生地賤，堪恨人棄遗。
诗人把自己比作“车马”不“风赏”、只有“蜂蝶…‘相窥”的蜀葵花，自嘲为“自惭生地贱”，描述了自己不得志的愤闷遭遇。关于崔致远的讽喻水平，《小华诗评》作了如下评价：“詩可以達事情通諷喻也。”
(2)咏史
罗隐“长于咏史”，他的诗以咏史、讽刺为主。如《咏史》：
蠹簡遗編試一尋，寂寥前事似如今。
徐陵筆砚珊瑚架，趙勝賓朋玳瑁簪。
未必片言资國計，只應邪說動人心。
九原郝此何由起，虛误西蕃八尺金。
崔致远咏史诗中较有代表意义的是《熊津公山城诗》：
襟帶江山似畫城，可憐今日静消兵。
陰風忽倦驚濤起，猶想當時戰鼓聲。
诗人望着经历一场战争的旧址，为那场战乱遗留下来的心理上的恐慌而担忧。崔致远的这类咏史诗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
留唐学习，尤其是与罗隐的交流，使崔致远诗突出了讽喻与咏史的特点。崔致远被罗隐现实主义的风格所浸染，打破了晚唐的形式主义框框，在诗篇上增添了现实主义色彩。
2．感伤主义诗风
晚唐诗坛在国家即将衰落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感伤主义诗风。李日刚在《中国诗歌流变史》中提到：
此為一黑暗擾攘之叔季，一切學術文化已成衰落現象。詩壇主潮，全為唯美主義所支配，即由人生文學改為藝術文學，不重實質而尚工巧，外表無非綺羅香澤、内容不外月意雲情。大率氣格卑靡，頗多亡國哀思之音。
晚唐诗带有“唯美主義”、“不重實質而尚工巧”、“頗多亡國哀思之音”等特点。晚唐的特定的历史背景，给诗坛铺盖了一层浓厚的悲伤气息。
感伤情怀在罗隐的诗句里很明显。罗隐有才华，却受到了一些人的轻视。正如《五代史补》记载：“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為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他的“恃才傲物”和对世态的大胆的讽刺受到“公卿”的轻视，甚至导致他“六举不第”。罗隐虽继承中唐诗风，但身处其中也只能以诗歌来表达悲伤情怀。因此，怀才不過的感伤情怀也成了他的诗风之一。如《焚书坑》：
千載遗蹤一窖塵，路傍耕者亦傷神。
祖龍算事渾乖角，將谓詩書活得人。
崔致远留唐时间正是晚唐时期，受晚唐诗风的影响，他的诗感时伤事的个人感情色彩比较浓厚。不管是晚唐还是新罗末期都处于国家逐渐衰落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崔致远的文学观与罗隐的感伤、怀才不遇极相似。如崔致远的'五言绝句《秋夜雨中》：
秋風唯苦吟，世路少知音。
窗外三更雨，燈前萬里心。
多用“秋”、“苦”、“少”、“雨”、“心”等带有低落感情色彩的字句来表达感伤情怀。
又如《行次山阳续蒙太尉寄赐衣段令充归观续寿信物谨以诗谢》：
自古雖誇晝逍校長卿翁予占虚名。
既傳國信兼家信，不獨家榮亦國榮。
萬里始成歸去計，一心先算卻柬程。
望中遙想深思處，三朵仙山目畔横。
这首诗是诗人临归国写的，对高骈祝贺诗的答诗。诗人描述了归国的喜悦与对第二故乡依依不舍所困扰的矛盾心情。崔致远还有一些诗是表达乡愁、离别和悲哀等游子思乡之情的。如《山阳与乡友话别》：
相逢暫樂楚山春，又欲分離淚滿巾。
莫怪臨風偏悵望，異鄉難遇故鄉人。
这首诗描述了在身处“异乡”的一个浪子难得遇到“故乡人”，却又面临离别的遗憾与惆怅。
留唐学子基于六朝的浮夸风和晚唐的伤感迷离和唯美主义。结合亲身经历，为新罗诗坛创作出了感时不遇、沉吟历史、游于思乡的伤感与来自对世态的理性认识的相结合的独特的民族文学风格。
3．脱俗归隐诗风
崔致远斥责贪得无厌的凡夫俗子、追求淡薄而选择隐居的心态反映在他的五言《寓兴》和七言《人山诗》里。
《寓舆》
願言扃利門，不使损遣體。
争奈探珠者，輕生入海底。
身荣塵易染，心垢非難洗。
澹泊與誰论。世路嗜甘醴。
在《寓兴》里诗人责骂“探珠者”的“心荣”与“心垢”，表达人自身的“澹泊”的心态。
《入山詩》
僧乎莫道青山好，山好何事更出山。
試看他日吾蹤迹，一入青山更不速。
《寓兴》中体现的厌恶世俗的戒备心态促使诗人有了《人山诗》第3、4句所表达的人山隐居的决心。
崔致远诗的脱俗、归隐思想也与罗隐诗风有相似之处。如罗隐的《偶兴》：
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
如今嬴得將裹老，閑看人間得意人。
诗中“避车尘”表达诗人要远离世俗，第3、4句是从一个隐居者的立场看破红尘的一种感慨。这几首诗是罗隐与崔致远处在相似历史环境中的相似遭遇的缩影，表现出两人情感的相似点。
三、结束语
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尤其是罗唐文学的交流，促使了朝鲜汉诗的创作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的朝鲜汉诗具备了与唐文学许多相似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主要体现在朝鲜汉诗的诗风上。崔致远作为留唐多年的朝鲜文人，主宰了新罗末期朝鲜诗坛的诗风。以崔致远为代表的留唐学者们的经历与创作形成这一时期的创作风格，即现实主义，感伤主义，脱俗归隐等汉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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