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礼仪之邦

2021-06-24 礼仪常识

　　导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素以重“礼仪”而著称。古代时，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友人，看到这里的人们普遍接受礼仪的教化与……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素以重“礼仪”而著称。古代时，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友人，看到这里的人们普遍接受礼仪的教化与熏陶，在言行举止上以礼仪为美德，以至于人们待人谦恭温和，相互间关系融洽，心里钦羡之余，发出由衷的感叹，称中国为“礼仪之邦”！

　　欧洲18世纪的几位大思想家：英国的坦布尔、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等，都非常推崇以礼仪为主要内容的孔子学说。坦布尔认为孔子学说是一部伦理学，涉及政治道德、经济道德、公众道德和私人道德。他说：“政府无道德，老百姓无法安居乐业；老百姓无道德，政府无法安定与正常运转。”伏尔泰认为孔子礼仪中所宣扬的都是高洁的道德，非常实际，他要求欧洲人面对中国文化一要赞美，二要自惭，三要模仿。他们由于有如此鲜明的学术取向，被他们的同胞戏称为“欧洲孔子”。

　　孔子毕其一生制礼作乐，是着眼于社会的稳定和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为此他要通过礼、乐把大家往文明之路上提升。他的努力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得到很多外国同行的高度评价，是其思想魅力导致的结果。由此亦可令我们相信当年他们给予中国“礼仪之邦”的称誉，绝非溢美之词，而是对我国古代精神文明所达到的较高水平的肯定。

　　在我国历史上，礼仪规范出现得很早，商朝的时候就有礼仪了。当然，那时候的礼仪还比较粗疏，比较简单。但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萌芽，有几个特点是值得后人思考的：

　　一是商殷的礼仪不会凭空产生，它的出现基于物质条件的丰富。《周易·序卦传》中说：“物畜然后有礼。”这里的“畜”，就是“储存”的意思。物质丰富，有了若干储存了，才有可能关注礼仪。后来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在思想上与此一脉相承。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先于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的'观点也是颇近似的。

　　二是最早的礼仪并非某个帝王或圣人所制定，而是老百姓集体地约定俗成，它往往与民间的习俗相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以民俗为根基的行为规范。活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文史专家刘师培就说过：“上古之时，礼源于俗。典礼变迁，可以考民风之异同。”（《古政原论》）学者李安宅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根据社会学的研究，一切民风都是起源于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某种应付方法显得有效，即被大伙所自然无意识地采用，变成群众现象，那就是民风。等到民风得到群众的自觉，以为那是有关全体福利的时候，就变成民仪了。直到民仪这东西再加上具体的结构和框架，它就变成制度。”（《〈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这就把俗与礼的关系以及俗如何入礼说清楚了。

　　三是最早的礼仪规范还不是在人际交往层面上进行规范，而是人神关系上的规范。也就是说这作为民风起源的“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中的“生活条件”，当时还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条件，而是人们精神领域中信仰生活之条件。因此，《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这对确证商殷时代就有了礼仪文化很有帮助。

　　在上边的句子中，“鬼”与“礼”是指当时殷人事神的两种不同方式：“鬼”是一种以神的威压使人为之震慑的方式，而“礼”则是一种较为文明的与神交流沟通的方式；“先鬼后礼”的结果就如同“先罚而后赏”一样，对神只心存敬畏却不觉得亲近。总之，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礼，是祭祀神灵的规范，与社会学范畴的伦理还未挂上钩。

　　到了周朝，“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原来周人比之他们的祖先商殷人来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把礼纳入实用的范围（“尚施”）。当然，他们还不至于先进到否定鬼神的存在，但在“事鬼神”的同时又与鬼神拉开距离（“远之”）；于是这“礼”便成了人间社会之礼，这“仪”也就是人际交往实用之仪。在西周时，礼仪为社会划定等级秩序，定名分，成制度，规定好人们在生活的不同领域、不同场合所必须恪守的准则等等。礼仪作为治国的手段为西周确立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比起商殷的奴隶制社会来，历史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所以生逢东周礼教衰微乱世的孔子，才满怀向往之情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在周礼的基础上使整套的礼仪进一步完善，并创造性地用“乐”（音乐，也指广义的艺术）与之相配合，使理性的规范与情感的内化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由此可见，“礼仪之邦”不仅是给予我文明古国的一种美誉，同时也是对人类精神建构与其间蕴涵的普世性价值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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