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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晖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节选自《荀子·天论》，有改动
【参考译文】
大自然运行变化有一定的规律，不会因为尧统治天下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桀统治天下就消亡。用正确的治理措施适应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办得好；用错误的治理措施对待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会办糟。加强农业生产而又节约开支，那末天不可能使人贫穷；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末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末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不可能使人生病，自然界反常的现象不可能使人遭难。农业生产荒废而又开支浪费，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富裕；生活资料不足而又不勤于生产活动，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保全；违背事物规律而胡乱行动，那末天就不可能使人得到好结果。所以水旱灾害没有到来就发生饥荒，严寒酷暑没有迫近就发生疫病，自然界反常现象没有出现就发生祸害。遇到的天时和太平时期相同，可是遭到的灾祸却与太平时期大不相同，这不能埋怨天，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所以说，明辨了自然界的规律和人应采取的行动，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
社会的太平和动乱，是天决定的吗？回答说：日月星等天体运行和历法现象，这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这样的自然条件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太平和动乱不是天决定的。是时节变化决定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夏都生长茂盛起来，在秋冬则收获储藏起来，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它把国家治理好了，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治乱不是时节变化决定的。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土地便生长，离开土地就死去，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它使国家大治，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所以治乱不是土地决定的。……
流星坠落，树木爆裂作响，国都里的人都惊恐。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答道：没有什么。这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事物较少出现的现象。对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的，害怕它就不对了。日蚀月蚀发生，刮风下雨不合时节，怪星偶然出现，这是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的。君主英明、政局安定，就是这些现象同时发生，也没有危害。君主昏庸、政治暴虐，即使这些观象一样也不出现，也没有好处。所以说，流星坠落，树木作响，这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事物较少出现的现象。认为它奇怪是可以的，害怕它就不对了。……
举行求雨的祭祀便下了雨，这是为什么？答道：没有什么，就如同不举行求雨的祭祀也下雨一样。出现日蚀月蚀就敲击锣鼓去抢救，天旱就举行求雨的'祭祀，先占卜然后才决定大事，不是用它来作为得到所祈求的东西的手段，只不过用它为政事作装饰。所以君子把它看作是一种文饰，可是普通百姓却把它看作神灵存在的具体表现了。认为是一种装饰手段就会有好处，认为有神灵就有害处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显明的；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显明的；在万物中，没有什么比珠玉更显明的；在人类所具有的东西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显明的。所以说，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悬空中，它的光辉就不会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起来，它们的光辉和润泽就不会广大；珠玉的光采如果不显现在外面，王公贵族就不会把它们当成宝贝；礼义如果不用在国家的治理上，执政者的功绩和名声就不会显赫。所以人的生命受之于自然，国家的命脉决定于礼制。统治别人的人，推崇礼制而又尊重贤人，就可以在天下称王；重视法治而又爱护人民，就可以在诸侯中称霸。如果贪图私利、多用欺诈，就很危险；如果使用权术、颠覆、阴险等手段，那就彻底灭亡了。
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一样蓄养起来而控制着它呢？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哪里比得上控制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呢？与其盼望、等待天时，哪里比得上适应天时而役使它呢？与其依顺万物的自然繁殖而求它增多，哪里比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按着人的需要有所变化呢？与其思慕万物而使它成为能供自己使用的物，哪里比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掉它呢？与其希望于万物能自然生长出来，哪里比得上掌握万物的生长规律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只是寄希望于天，那就不能理解万物的本性，也就不能去利用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