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是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狱中杂记》原文及翻译，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原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社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牗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
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之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惟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其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
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译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间，我（关押）在刑部监狱里，看见犯人死去而从墙洞里拖出去的，每天有三四个人。（狱中）有个原洪洞县的知县杜君，站起来说道：“这是瘟疫发作了呵。现在气候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这时候）多到每天十多人。”我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杜君说：“这种疾病很容易传染，传染上的人，即使是他的亲属，也不敢同他一起居住。而狱中有老监四座，每座老监有五间房子，看守们住在当中一间里，在房前的墙上开有窗户，用来通光，屋顶也开有天窗，用来透气。旁边的四间牢房却没有开窗，可是关在里面的犯人经常有二百多人。每到傍晚便落了锁，犯人的尿尿也都封闭在牢房里，同食物的气味混在一起。再加上严冬时节贫穷的犯人在地上睡觉，等到春天地气上升，很少有不生病的。监狱里有个老规矩，天亮了才开锁，当深更半夜的时候，活人跟死人脚靠脚头靠头地躺着，没有办法避开，这就是传染上的人多的原因。更值得奇怪的是，那些大强盗和犯案多次的贼，杀过人，案情重大的囚犯，精气特别旺盛，染上这种病症的十个当中没有一两个，有的即使染上了，随即也就好了。那些接连死去的，都是因为罪轻被押以及被牵连的，被当作人证而不该受法律制裁的人。”
我说：“京城里有顺天府的监狱，有五城兵马御史衙门的监狱，为什么刑部衙门监狱里关押的犯人竟多到这种程度呢？”杜君说：“近年来的诉讼案件，（只要）案情稍微重一点，顺天府、五城兵马御史衙门就不敢专擅判决；再加上掌管京城九门守卫工作的步兵统领访查、缉捕、检举、盘查出来的犯人，统统归刑部监狱关押；而十四司的郎史、员外郎当中的那些喜欢多事的，以及官署内管文书的小史、典狱官、看守们，都以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稍微有点牵连的，就一定用尽方法捉来。如果进了监狱，不管有罪无罪，一定给戴上脚镣手铐，关在老监里，使（他们）痛苦得无法忍受了，然后就劝导他们去找保人，放他们出狱住在老监的外边，估计他们家里拥有的财产作为勒索的标准，而得来的钱就由官和小吏瓜分了。中产以上的人家，都竭尽自己的资财来找保人，家产少一点的，要求去掉脚镣手铐住到老监外面的板屋里，费用也要好几十两银子。只有（那些）非常贫穷无依无靠的犯人，才戴上刑具关押，一点也不宽容，还把他们做为标本警告其余的犯人。有的同案被囚的人，犯罪情节严重的反而出来住在外面，而罪轻的、无罪的却遭受那披枷戴锁的痛苦。他们心里积聚着忧愁愤恨，睡眠饭食又违背常规，等到生了病，又没有药物治疗，所以常常造成死亡。”和我同案被关押的朱老先生、姓余的书生及早在狱中的同官县的僧某人，先后传染上瘟疫死去，他们都是不应该受到重罚的。又有个姓什么的用不孝的罪名控告他的儿子，（他）左右的邻居（受牵连）被戴上刑具关进老监，整夜大哭大叫直到天亮。我对这些事有感触，就拿杜君的话普遍询问狱中的人，大家说的都一样，于是便写了下来。
凡是判了死罪地案件上奏（以后），刽子手就先等在牢房外面，支使他地同伙进去勒索财物，这叫做“斯罗”。家中富有地犯人，同伙就找他地亲属（谈），对贫穷地犯人就当面告诉他。（对）其中受凌迟碎剐地，就说：“要是顺从我，就先刺心脏；不然四肢砍完了，心还不会死。”（对）其中受绞刑地，就说：“要是顺从我，开始一绞就能断气；不然绞三次（还要）加用别地刑具，然后才能死去。”只有对那些砍头地，没有什么好要挟地，但是还要留下他地脑袋做抵押品。因此，有钱地贿赂往往要花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没有钱地也要把自己地衣服卖光；一点财物没有地，就按照说过地那样来惩处他。负责捆绑犯人地也是这样，（犯人）不能顺从他地心愿，捆绑时就先折断他地筋骨。每年秋天集中处决犯人时，勾着姓名立即执行地占判死罪囚犯地十分之三四，留着暂不执行地占十分之六七，都被捆绑到行刑地西市去等待命令。那些在捆绑时受了伤地，即使侥幸保留了性命，也要病上好几个月才能痊愈，有地竟然成为残废。
我曾经找一个老年管文书的小官询问过这件事：“他们跟那些被处决、被捆绑的人，不是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希望得到一点财物而已；果真没有，最后也就宽容宽容他们，这难道不是一种善行吗？”回答说：“这是为了立下规矩以警告其余的犯人，而且也用来惩戒后来的人；不这样，那就人人都会有侥幸的心理。”专管给犯人戴手铐、打板子的人也是这样。跟我同案被捕用木制刑具拷打审问的有三个人：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结果）骨头受了点轻伤，病了一个多月；一个人给的（比他）多了一倍的银子，（只）打伤了皮肤，二十天就伤愈了；一个人给（的是他）六倍的银子，当天晚上走起路来就跟平时一样。有人问他们道：“犯罪的人贫富不一样，你们已经从各个犯人身上都得了钱财，又何必还要按出钱多少来分别对待呢？”（他们回答）说：“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孟子说过：“选择职业不可以不慎重。”（这句话）真对啊！
拓展：
作品简介
《狱中杂记》是清代文学家方苞创作的一篇散文。作品散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两段为第一部分，写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甚众的情况和原因。第三、四段为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险恶。第五、六段为第三部分，揭发奸吏贪赃枉法的罪恶行为。第七段为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狱卒和奸民相勾结牟利的事实，说明当时的监狱阴森可怕。这篇散文记叙具体真切，富有说服力，行文简洁有序，却不失生动。
创作背景
康熙五十年（1711年），方苞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南山集》为桐城人戴名世所著。戴名世在《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一文中提出写历史时应给明末几个皇帝立“本纪”。此事被御史赵申乔揭发，戴名世全家及其族人牵累定死罪者甚多。方苞也因《南山集》序文上列有名字，被捕入狱。开始在江宁县狱，后解至京城，下刑部狱。两年后出狱，被编入汉军旗，以奴隶身份入值南书房。康熙皇帝死后被特赦，解除旗籍。后累官至礼部侍郎。这篇文章是方苞出狱后，追述他在刑部狱中所见所闻的记录。
作者简介
方苞（1668—1749年），清代散文家。字凤九，号灵皋，晚年又号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1662—1722）进士。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文字狱牵连入狱，得人营救，两年后出狱。后官至礼部侍郎。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当时颇有影响。主张写文章应讲究“义法”，“义”指文章的内容，要符合封建的纲常伦理；“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要结构条理，语言雅洁；从而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所作文章多宣扬封建礼教，有的也很有思想意义。有《方望溪先生全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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