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史西域传》反映的明朝士人西域观论文

时间：2021-05-27 16:06:52 论文我要投稿

　　《明史·西域传》(以下简称“传”)是由官方编修的一部正史，其中自然会有官方对西域在思想观念上的认识。如何认识西域直接关系到明朝对西域的经营政策。当时，西藏、西番、哈密处于明朝的实际控制之下，与明朝有明显的臣属关系，而西域地区并未处于明朝的统治之下，它们和明朝的关系更多只是建立在贸易上，是一种较为明显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笔者认为，从《传》中所反映的西域观应从两方面来:一是明朝政府以国家的利益为主，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西域观念;一是以明朝官员为代表，明朝士人的西域观。

浅析《明史西域传》反映的明朝士人西域观论文

　　《传》中最能反映明政府对传统西域地区认识的主要是两方的外交文书，在《传》中比较集中反映的有四篇，在此——列举:

　　洪武二十四年别失八里来使，太祖遣命主事宽彻、御史韩敬、评事唐证使西域。以书谕别失八里国王黑的儿火者曰:“联观普天之下，后上之上，有国者莫知其几。虽限山隔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也(求同存异)。皇天眷佑，惟一视之。故受天命为天下主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但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君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皇天监之，亦克昌焉。囊者我中国宋君，奢纵怠荒，奸臣乱政。天监否德，于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至于后嗣，不修国政，任用非人，致幻纲尽弛，强陵弱，众暴寡，民生怨，上达于天。天用是革其命，属之于联。联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诸乱雄擅声教违联命者兵堰之，顺联命者德抚之。是以三十年间，诸夏奠安，外蕃宾服。惟元臣蛮子哈刺章等尚率残众，生衅寇边，兴师致讨，势不容已。兵至捕角儿海，故元诸王、驯马率其部属来降。有撒马儿罕数百人以贸易来者，联命官护归已三年矣。使者还，王即遣使来贡，联甚嘉之。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特遣官劳嘉，其悉联意。”

　　洪武三十年，因别失八里拘宽彻，太祖再次遣使书谕曰:“联即位以来，西方诸商来我中国互市者，边将未尝阻绝。联复救吏民善遇之，由是商人获利，疆竭无扰，是我中华大有惠于尔国也。前遣宽彻等往尔诸国通好，何故至今不返?昔于诸国，未尝拘留一人，而尔顾拘留昔使，岂理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境者，亦令于中国互市，待彻归放还。后诸人言有父母妻子，昔念其至情，悉纵遣之。今复使使谕尔，但知朝廷恩意，毋梗塞道路，致启兵端。《书》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憋不憋。’尔其惠且憋哉。”

　　永乐年间，因哈烈发生内乱，成祖命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贵救谕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但各遂其生。联统御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屡尝遣使谕尔。尔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檄，联甚嘉之。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联为恻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庆，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

　　宣德七年复命中官李贵通西域，救谕哈烈酋沙哈鲁曰:“昔联皇祖太宗文皇帝临御之口，尔等尊事朝廷，遣使贡献，始终如一。今联恭膺天命，即皇帝位，主宰万方，纪元宣德。小大政务，悉体皇祖奉天恤民，一视同仁之心。前遣使臣贵书币往赐，道阻而回。今已开通，特命内臣往谕联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还往，同为一家，但商旅通行，各遂所愿，不亦美乎?”

　　所摘录的这四篇主要的外交文书分别是洪武、永乐、宣德三个时期对别失八里和哈烈的文书，在文书中都提到了“一视同仁”，这表明政府在官方范围对其公平对待。

　　官方对西域的表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当时明朝的主要对手是北方的蒙占势力，无暇西顾，所以对西域地区的国家和部落都是以一种“主抚辅制”的态度来沟通，带有明显的利益驱动。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驱动的西域观从西汉经营西域之初就已显现出来。汉武帝通西域的最初目的就是联系大月氏夹击匈奴，而后因对匈奴的战争的胜利，“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之右臂”。而后，东汉初年，西域郑善、焉等十八国派来使臣，并带来质子，要求内属，光武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而暂不西顾。

　　政府的西域观念如此，那么在《西域传》中反映的明朝士人的西域观又是如何?这里，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西域传》中体现的明朝士人的西域观。

　　一、从经济的角度认为明朝经营西域有亏于中国，伤中国之体成化元年。

　　礼官姚夔等言:“哈密贡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国有限之财，供外蕃无益之费，非策。”阁臣梁储等言:“……亏中国之体，纳外番之侮，无一可者。……”嘉靖二年，贡使又至。礼官言:“诸国使臣在途者迁延隔岁，在京者伺候同赏，光禄、邮传供费不费，宜示以期约。”

　　二、从文化的认同上认为西域之民乃化外之民，用比较鄙夷的口吻中伤其民

　　阁臣刘吉等言:“阿黑麻背负天恩，杀我所立罕慎，宜遣大将直捣巢穴，灭其种类，始足雪中国之愤。或不即讨，亦当如占帝王封玉门关，绝其贡使，犹不失大体。今宠其使臣，厚加优待，又遣中使伴送，此何理哉!陛下事遵成宪，乃无故召番人入大内看戏狮子，大责御品，夸耀而出。都下闻之，咸为骇叹，谓祖宗以来，从无此事。奈何屈万乘之尊，为奇兽之玩，但异言异服之人，杂迎清严之地。况使臣满刺上儿即罕慎外舅，忘主事仇，逆天无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马，谋犯肃州，名虽奉贡，意实巨测。兵部议羁其使臣，正合事宜。若不停张莆之行，彼使臣还国，阿黑麻必谓中上帝王可通情希宠，大臣谋国，天子不听，其奈我何。长番贼之志，损天朝之威，莫甚于此。”

　　礼官耿裕等谏曰:“朝廷驭外番，宜惜大体。番使自去年入都，久不宣召，今春三月以来，宣召至再，且赐币帛羊酒，正当谩书投入之时，小人何知，将谓朝廷恩礼视昔有加，乃畏我而然。……狮木野兽，不足为奇，何至上烦变舆，屡加临视，致荒檄小丑，得勤圣颜，藉为口实。”

　　阁臣梁储因反对中官刘允到西藏去请活佛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经。我祖宗朝虽尝遣使，盖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导愚顽，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后，累朝列圣止因其来朝而赏责之，未尝轻辱命使，远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幅，朝野闻之，莫不骇愕。”

　　三、从战略性保境安民的方向上认为明朝经营西域的目的是为了保有陕

　　詹事霍韬言:“……臣则保哈密所以保甘、陕也，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若以哈密难守即弃哈密，然则甘肃难守亦弃甘肃乎?昔文皇之立哈密也，因元遗孽力能自立，因而立之。彼假其名，我享其利。今忠顺之嗣三绝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今于诸夷中，求其雄杰能守哈密者，即界金印，但和辑诸番，为我藩蔽，斯可矣，必求忠顺之裔而立焉，多见其固也。”

　　明朝士人的这种西域观，是西汉经营西域就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这种观点在明朝以前的正史资料中都有所反映。《汉书·西域传》有“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和“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之言，有汉章帝的“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及迎还戊已校尉，不复遣都护”的治理态度。《北史·西域传》有“汉氏不保境安人，乃远开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复加百姓矣!”的帝王之训。对于唐朝经营西域，先有作为唐朝之名臣的魏征不同意经营高昌，上言:“陛下即位，高昌最先朝竭。俄以掠商胡，遏贡献，故王诛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抚其人，立其子，伐罪吊民，道也。今利其上，屯守常千人，屯士数年一易，办装资，离亲戚，不十年陇右且空。陛下终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国费，所谓散有用事无用。”后有诸遂良的言论:“占者先函夏，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争荒逛。今高昌诛灭，威动四夷，然自王师始征，河西供役，飞米转色，十室九赓，五年未可复。今又岁遣屯戍，行李万里，去者资装使自营办，卖款粟，倾机杆，道路死亡尚不计。罪人始于犯法，终于惰业，无益于行。所遣复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牵。有如张掖、酒泉尘飞烽举，岂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发陇右、河西耳。然则河西为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华，事无用?《隋书·西域》的最后评语更是认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如同儿戏，认为隋场帝的江都之祸是由于经营西域而得，言:“自占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赛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场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昔、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敝哉!占者析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革相望，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狠狈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催其毒。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狠之贡，则七戎九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

　　从前朝史书所记载的中原士人对西域的观念可窥得其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第一，自占以来，中原的士人对西域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流沙之地”、“荒芜之所”、“民风无教化”、“中原王朝西北边境的战略屏障”上。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西北边境是以玉门关、嘉峪关为止的.，此外都是外番，不足为据。其次，中原主体文化与西域的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原主体文化总体说来是农耕文化，是儒家文化，并在不断的发展之中融合了道家、佛家及其他文化，而西域文化主体是游牧文化。这两种文化的主体差异是很大的，在千百年来，这两种文化在对立上的表现又远远多于合作表现，所以中原士人对游牧文化的抵触也是其西域观形成的关键之一。第三，自然环境的限制也是其原因之一。在《尚书·禹贡》中，对占时之天下范围是如此描述的:“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盛教讫于四海。”在《汉书·西域传》中就有对西域自然环境的生动记载“……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门!，赤上、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由此可得，西域的生存环境大不如中原的生存环境，出玉门关、嘉峪关向西都是戈壁、荒漠，出四川向西，就是青藏高原，这种自然环境让中原士人认为，这种地方是不值得经营的，也是不值得占据的。第四，与明朝通贡的各国来使的无礼表现也对当时士人西域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在《明史·西域传》中，东来通贡的西域使臣中有些无理殴打明朝百姓或贩卖人口，有些不满回赐，有的要求超出规格的接待，有的以次充好，有的不遵守明朝法律，有的与明朝官员勾结，甚至与北方蒙占合作在明朝收集情报。这些行为，都影响了明朝士人对西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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