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适合神经质女人的地方论文

时间：2021-04-24 16:03:11 论文我要投稿

一个“不适合神经质女人的地方论文

　　关键词：澳大利亚丛林女性丛林社会关系丛林神话男性中心

一个“不适合神经质女人的地方论文

　　摘要：丛林一向是一片男性的世界。对丛林的描写，甚至是对丛林女性的详述，也多是从男性的角度观察的。但本文着眼于一份19世纪澳大利亚丛林女性的日记这一第一手资料，从生活在丛林中的女性的角度，分析她们的文本，解读她们与丛林的关系，理解她们对丛林的感情；从她们的日记中审视当时丛林中的各种关系：阶级关系，男性与女性的关系，黑人与白人的关系。

　　一、丛林：一个“不适合神经质女人的地方”

　　亨利·劳森曾经在作品中把澳大利亚丛林比喻为一个“不适合女人的地方”，而一群生活在丛林中的女性，则把自己的日记命名为“不适合神经质女人的地方”。劳森，作为一个深谙丛林的男性作家，曾经从男性的角度对丛林中的女性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的描摹，而范妮·芭柏及其他几位丛林女性，凭借自己多年的丛林生活，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丛林女性自己的心声。

　　“天哪，我真是个爱丛林的女孩，我确实是为丛林，而不是为城市而生。”1887年的某天，范妮·芭柏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在澳大利亚北昆士兰州写下了这样的日记。从这些话里，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边远地区的丛林生活给她带来的自由与活力。在范妮·芭柏的眼里，丛林是自然的社区，而城市则象征着堕落的文明。作为澳大利亚第一代国民，范妮·芭柏用自己的笔描述了19世纪末的丛林，澳大利亚人神秘的中心。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丛林贫瘠荒凉，是男性英雄抗争、征服、胜利的场所，也是澳大利亚国民个性形成的场所，不是个适合女性生活的地方。这一切都可以从澳大利亚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略见一斑。然而，范妮，一位丛林女性的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一些丛林中生活过的女性，在丛林这一男性空间虽无地位可言，更不可能去分享其平等观、价值观或“伙伴情谊”，却用她们的笔在日记或信件中为我们今天审视丛林，理解丛林及其神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19世纪20年代末，澳大利亚人开始从东南部和东部沿海向中部地区扩展，最先去居住的是拥有大片土地的牧场主。到了五六十年代，政府鼓励本国其他土地上的选地农前往中部地区并允许他们拥有一小块土地。60年代末到70年代，牧羊场主和选地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同时，许多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被迫离乡背井。在这片以男人为主宰的土地上，充满了肮脏与野蛮。也正是此时，构筑丛林神话的各个因素渐渐形成。人们对丛林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点是：那里是男人的世界；因此丛林神话也形成了一套男性价值系统。Russel Ward 在他的《澳大利亚神话》中不无夸张地这样写道：“19世纪40年代，巴文河两岸三百英里一个白种女性也没有。”(Ward, 94) 一位当时的作家J. G. Byrne在1844年这样评价：“如果有更多女人存在，丛林道德状况也许会比现在好多了，但这是不可能的。”(Ward, 95) 这是因为当时的丛林生活艰苦，条件简陋。丛林工作的季节性决定了它所需要的只是一支流动性强的男性劳动力。因其流动性，也就缺乏许多基本的服务机构和设施，从而使丛林生活对女人和孩子来说，不仅是艰难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诸如此类的种种困难，在亨利·劳森的小说《赶牲口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中有所描述，我们从中可体会到丛林女性生活的艰辛。然而，却有一些勇敢的丛林女性，不仅深入丛林，而且记载了一份截然不同的丛林生活，同时也对丛林的男性神话提出了挑战。

　　二、全新的自由

　　19世纪的澳大利亚妇女地位低下，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没有自由可言。但是，丛林妇女的生活却相对自由许多。虽然丛林生活意味着比以前繁重得多的劳作，但丛林妇女们却十分享受这里相对自由的空间。妇女们必须不停地工作，干一些从没干过的活，很多人因此疲劳不堪。以另一位丛林女性安妮·拜克斯特为例，她每天必须养家禽，打理果园，做饭，挤奶，做奶油，照看孩子。但是，她们的作品中却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对丛林生活，对这一全新的环境的喜爱之情。许多人在日复一日的劳作和生活中慢慢地了解、亲近丛林，最后也几乎都选择了丛林，而不是那个早先她们渴望回去的旧生活、旧世界。同样，安妮·拜克斯特这样表述她对丛林的感情：“周围每个地方都如此之美，每个角落对我都充满魅力……”

　　丛林生活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对疏远，因此，丛林生活必然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社会关系的松弛。尽管要干很多苦活，但佩内洛普·瑟尔比却对这种全新的自由和丛林生活的灵活性欣喜若狂：“为了我享有的自由感，我宁愿忍受（物质上的苦难）……从前我总是得注意自己的仪表和举止，但现在，我才不管谁来了，他们有多富有，也不关心他们的生活方式。”瑞切尔·海宁在丛林中的家没有窗玻璃，她也不希望有，因为她喜欢“这种轻松的户外生活”，时髦的衣服不适合丛林，而且因为距离和与世隔绝，妇女们也远离了时尚。当佩内洛普·瑟尔比打算去墨尔本时，她写下了下面的话：“我……当然不知道应该穿什么衣服。自从我离开伦敦到现在，我还没看到过一个打扮时髦的人，或是一件最新款式的衣服，而墨尔本的女士们可都是打扮入时的。记得过去我在墨尔本时，曾经见过一位显然是在丛林里住了好几年刚到墨尔本的妇女，我还曾嘲笑过她的打扮。所以，如果我也一样遭人嘲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还能有如此心境调侃自己，我们不能不承认丛林女性的坚强和勇敢。

　　三、丛林中的社会关系

　　1.丛林中不同阶层女性之间的关系

　　19世纪，前往丛林的妇女中，有很多来自英国的中产阶级，她们去丛林是为了和父母或丈夫一起建立一个牧场。因此，她们和丛林其他阶层有着天然的矛盾。当贫苦的丛林女子们在为寒衣而发愁时，中产阶级女子们却正为能摆脱胸衣的束缚而高兴。丛林中的阶级关系虽然在殖民时期有些变化，但仍然明显存在着阶级等级。中产阶级女子们抱怨说：“她们（指她们的仆人们）是非常独立的一群人……在丛林里如果想找到并留住一个好女仆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你责备她们，她们就会来找你要工钱，辱骂你，然后立刻走人……因为她们知道：没有你，她们照样可以生存，而你却离不开她们。”由此可见，丛林中不同阶层女性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丛林外那样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

　　2.丛林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

　　丛林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也颇为复杂。丛林中有许多劳动妇女，她们不是在牧场里充当廉价劳动力，就是在家中为丈夫、孩子和家庭整日操劳。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丛林妇女们，无辜，无助，没有自由，只有无能的丈夫和幼小的孩子。萨拉·达文波特写道：“靴子和鞋子是我们最需要的。……在丛林里住了六个月以后，我们现在已经没什么衣服可穿了。”但是她那只知挥霍的丈夫却没什么办法。又生下一个孩子之后，她病倒了，病得很重，有四个月无法干重活。当她要求她的丈夫出去找活干时，却被他断然拒绝了。丛林中辛苦劳作的女性，面对的除了困难就是贫穷，而她们唯有靠自己的坚强与勇敢去抗争，而不是依赖她们自私的丈夫。丛林对于男子来说是自由的，他们可以从一个牧场迁到另一个，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孤零零地扔在丛林中。可见，丛林的自由是相对的；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这种自由，只是男性的自由。

　　3.丛林中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

　　丛林里白人移民和当地黑人居民以及土著居民的关系是变化不定的。对于那些常常独自在家的白人丛林女性们来说，土著人或是黑人就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威胁。她们对这些人保持机警，但有时也对他们报以同情。安妮·拜克斯特记下了自己的经历：“黑人最近一直来找麻烦——他们常来偷东西——我在他们的枪上盖上帽子，并对他们说：‘开枪吧，但要小声点。’”多么勇敢的一位女子，令人肃然起敬。有时，拜克斯特也会对黑人女子施以同情之心。她曾经帮助过一位染上性病的黑人姑娘，她的病源自她的那些“白种情人”们。

　　四、“我永远的丛林”——丛林女性存在的重大意义

　　从这些女性对丛林生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澳大利亚丛林神话中内在的矛盾与含糊性，因为它在任何角度上都排除了女性的存在。这片蛮荒之地对从旧世界来到新世界的女性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她们的生活态度日常工作以及社会角色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大多数人都能适应甚至可以以苦为乐。她们对丛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一点很明显：常常是女性的努力才使得一家农场或是一个家庭得以生存。女性生儿育女，才使得丛林拥有一支稳定的劳动力后备军。丛林女性在分娩时经常是独自一人，生下的孩子常死于意外或疾病；她们还不得不自己教育孩子；她们的社交和家庭联络不得不中断；起到抚慰作用的宗教机构也远离她们。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而沮丧，她们着迷于周围的环境，喜爱那里的独立；尽管她们身上有着原来所属阶层的阶级和种族观念，但这些观念在丛林里却产生了变化。

　　范妮·芭柏，这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为自己对丛林的认同而欣喜：“我永远的丛林”，她回到“可怕的城市”时这样呼喊着。她虽然和很多其他女子一样属于中产阶级，但她们的经历确实反映了与丛林的动态的意味深长的关系。丛林，一个充满想象的空间，一个政治实体，一个历史或神话构件，或是一种解读方式，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是一片男性天地。对女性在丛林中地位的承认改变了这种惯有的男性中心，同时也展示了一片截然不同的女性丛林。丛林女性的存在，改变了丛林传统的男性中心；丛林女性的作品，展示了一片截然不同的女性天地。

　　参考文献：

　　［1］ Barbour, Fanny. Diary, 1887-88. Ms. La Trobe Collection, 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Baxter, Annie Maria. Sketchbook. Ms. 3276.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2］ Davenport, Sarah. Diary. Ms. 10541. La Trobe Collection, 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3］ Frost, Lucy, ed. No Place for a Nervous Lady. Fitzroy, Victoria: McPhee Gribble/ Penguin, 1984.（有关译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4］ Henning, Rachel. The Letters of Rachel Henning. Ed. David Adam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9.

　　［5］ Ward, Russel. The Australian Legend. Melbourne: Oxford UP,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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