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反差:兼论现代化的取论文
论文关键词：现代化“命名”现代性取向
论文摘要：现代化是基于科技文明的实现过程而提出来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前提追问和由此所带来的问题是随着现代化的过程而逐步展示和生成出来。正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才有现代性意义的赋予和现代性意蕴的生成。本文就拟从生成性思维来反思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内在关联和反差，提出现代化问题的取向清晰的前提是现代性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性意蕴的深度追问，那就是民族自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自觉建构。
一、现代化的“命名”与现代性旨趣的内在关联
现代化一词指一种历史的发展过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是世界范围内以工业化为发端的、以一个个民族国家为载体的整个社会的变革。
在传统的现代化建构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比如“那种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化就是反传统的思维方式。还有那种认为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东西，有一种文明的主流，中国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了的看法，其实不是放弃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的特殊性，而是放弃了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信心和肯定”。这原因在于我们放弃了必要的前提性追问即“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题，以及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亨廷顿(SPHuntington)在其《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政治动乱频发的原因，不在于其社会政治的落后，而在于其想摆脱落后实现现代化的企图，对照已现代化的国家，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则引起不稳定。
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似乎给予我们一种整体性发展的印象，但在此基础之上的深度追问却被我们放弃，“我们却不愿意进一。步去想它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自我认识、自我界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把未来的挑战和传统的重新解释结合起来”。所以只是用一种不加任何现实问题关照的名称，去定义现实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带来一种静态的观念把握和毫无实质意义生成的静止取向。必然看不到“现代西方解决危机与延续传统的努力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就有必要去关注现代性的旨趣，因为现代性问题的生成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也反映在现代西方国家对自身历史与价值追求的统一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恰恰回应了民族国家和现实世界对真正的现代性旨趣的追寻即“文化政治”。
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是在特定时空中展开自身的问题，也就决定了自身规律的生成。所以套用任何所谓的“主义”或者模式，都不足以解决自身的问题。再加之“整个世界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各种现成的‘主义’本来就多半跟不上形势”。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科学、技术、经济与信息，但我们却似乎缺少解决“什么是好生活”的真正知识。因此，分析现代化的“命名”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模式或者范型，也就是说这只是“可选择的项目而不是无可选择的事实”。这其中更包含近代以来我们民族所面对的问题的传统接续与未来生成的思想难题。“思想的难题虽然不是在实践中直接威胁人们生活的各种现实危险，但却是生活所‘不能承受之轻’，因为思想的可能性蕴涵着一切潜在的创造，也就蕴涵着一切危险”。结合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反映出现代化的“命名”本身缺少意义生成的生活世界的观照。而结合现代性意蕴的本真，不难发现意义的生成是寻找各种可能的展开和呈现的过程，正基于此民族国家的知识界才有意识觉醒的可能。
二、现代化“命名”的指向及其问题
现代化“命名”所带来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误以为有某种可以预期的结局或者既定的可以完成的目标，必然带来现代化取向与现代化本身的反差。现代化目的本身指向是基于民族国家发展，那么追问现代化的指向或意义，就是追问什么是任何可能的民族国家发展所追求的发展效果。把民族国家的发展效果看作追问的主题，我们就会得出现代化的目标不可能是某种结局，而只能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某种效果。现代化的意义不是由我们随便谁来规定的，我们谁也没有这样的权利，现代性的追问就是现代化自身的意义生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分析现代化的“命名”，如果从利益与代价的关系的角度，我们获得了现代化所带来的利益，但是必然以一定的的代价作为条件，基于这一点，我们说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没有意义生成的可能，而如果我们从幸福与意义关系的角度来看，就没有所谓利益与代价的悖论，因为“幸福却不是用代价去换来的，而永远是一种加倍收获的行为，即所做的事情本来就是乐意做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又往往产生出额外收获”。所以，现代化的取向不应是单纯利益的获得，更应该是幸福的建构或者生成。这也昭示了生活世界是现代性追问的自然源头，“由此，哲学的基本问题才和整体发生了关系，并获得了整合和终极的特征”。
在民族国家选择现代化的过程中，似乎在一种已经定型化的框架内展开，这可能会导致离开现代化的命名就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我们的活动、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展开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国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民族国家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化的标准而不知道自己，这会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事，“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因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现代化‘命名’问题最大的紧张和焦虑并不是经济和技术发展问题，而是价值认同问题。如果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对自己生活现象的解释都落实不到自己的生活世界，而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得解释的框架，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力从价值层面上维持和组织好我们的生活世界，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回不到传统，甚至这个十年和哪个十年都接不上，也就不足为奇”。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展开，现代人很快发现，“社会在一步步走向现代化、文明化，但现代人的‘生存根基’也同时被连根拔起，逐渐陷入了由文化相对性和价值虚无所导致的‘生存迷茫’之中，无方向感地漂泊着”。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个体的生活历史和主体间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并在其整体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足够了”。所以，现代性意义的生成和现代化问题的彰显是一致的。这也就反映在我们民族和国家在追问现代化问题中，“自身的文化通过自我理解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其实还结合在生活世界的整个视界有着相同结构的解释系统中”。
反思现代化的“命名”必须和反思文明本身结合在一起。虽然文明本身是一个存在论事实。但是文明的选择涉及人们生活的价值、意义问题，也就是说，文明的具体状况的健康与否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者反映人们生活是否有价值、意义的问题。这也就说明，“既然文明的存在是生活意义的存在论前提，因此，文明的生死对生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我们从文化自身的延续和发展的过程来思考，文明必然是一种生命流变的外在过程和追求超越的内在过程的统一，也就是说，文明因为追求超越与自身的过程性而呈现出一种“生命”存在。所以，就不能从外部的价值标准去权衡文明的状况，我们应该而且只能从文明的自身存在的本真去理解。那就是，文明不能单纯从“好／坏”的外在的指标衡量，这是因为“好／坏”往往是由文明白身定义的。因而更应该从生命标准即“健康／病态”来理解文明。因为，“这种分析方法具有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立场的优势，因此明显优于西方的‘进步／落后’的分析框架，显然，‘进步／落后’是以现代意识形态为根据的，并无普遍说明力”。
现代化的“命名”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基于历史解释所作出的关于文明状况的价值评价小能构成真正有效的价值判断，而只能提供参考性资料”。所以，现代性意义的追寻过程也就是探索文明选择的多重意义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对文明的选择进行态度的价值评判，还更应该从文明存在或选择的目的和意义去考察文明自身的指向。所以现代化的“命名”的反思，必须要结合文明建构的基本功能要求：第一，‘‘。一种文明必须具有足以保持自身活力的动力机制。这意味着，一种文明必须具有创造力，并且为了维护创造力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促进创造力的社会／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统”；第二，“这种文明还必须具有足以进行自身监护的免疫机制。这就需要一个能够保证公正的社会／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统”基于这种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现代化的指向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系统的建立，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明选择，同时也是与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找寻人类共同的或者说“整体意义上的正义”，也就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还包含“人类公正关系的保护”。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把中国现代性问题简单化的症结和问题是什么?有学者如此表达了这一代学人应有的立场：“它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不断追问，那就是理解中国的视野如何可能?晚清以来，关于中国的自我理解开始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困惑和危机。今天，现代性话语的主宰已经渗透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潜意识。在这样的处境下，反思现代性如何可能?
三、基于“现代性”追问的现代化取向反思
“现代性”一词出现在19世纪。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现代性”一词的是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2O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很有“现代意识”，很有“现代性”，但是在精神气质上距离自身现实很远。现代性应该不只是落在追求形式、语言、手段、样式的新，更不意味着抛弃传统。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向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福柯更是提议“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现代性的意蕴中，价值判断已经不是一种内在于人的需求，关键在于当下的具有自觉意识的公民的形成，即他们怎样表达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以及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自由审视，其中也隐含着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这当然需要民族文化反思的主体或先进人士自身现代性意蕴的明晰即现代性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或生活方式、作为接续历史与现实的方式、作为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确立方式的生成。
张颐武先生引用HalFosterd：话说“作为一种广泛的观念形态的‘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在知识领域内的进步。它是一个开始于启蒙时代的文化合法性工程，它包括在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的全面的理性化建设”。“现代性所追求和展现的，原本就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性预期和无限敞开的价值想象”。
引用袁祖社先生的观点来看现代性观念内在意蕴那就是，“现代性观念被视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生存之根，它所表达的，是现代人对一种新质的生存与生活‘共同体’的创制与拥有的渴望。因此，有关‘现代性’观念的各种主张，均可视之为围绕新的“社会工程学”规划实践，现代思想主体自主选择的观念冒险方式，弥漫于现代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全部领域和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
现代性的意蕴的生成既是一个时问过程，也是一个生活世界通过文化和价值的生产，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过程。但是在现实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却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总认为现代化的标准是一种标准化的图景；他们总是在问离这个图景还有多远，而不是反思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例如在我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一一些学者的研究把现代与近代几个阶段相割裂，把“五四”、新中国建立和“文革”都作为历史断裂的标志，而且每次断裂都是以否定以前为代价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其实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但是，其实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大的错误、弯路甚至倒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总体看来，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这也就是说，否定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有一种扬弃精神，即如何在批判和否定自身的过程中肯定自身历史的更大意义的正当性。
在现代性意蕴的生成中我们来考量现代化的基点其实也就是反思文明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文明?总的说来，我们不是要否定现代化的取向，而是要追问文明的衡量是以什么为取向的问题，也就是指向了现代化的取向中应该明确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如果从人们的偏好中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必然把现代性的意蕴当做找寻文化冲突(现代与古代之争)的结论或者说找寻哪种类型的文化(东方与西方之争)，这本身会带来一个本身无意义的文化争论的怪圈。我们必须结合自身的过程和整个文化的交融的过程来思考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文化选择的标准是价值选择，同时，真正有意义的文明的生成是基于包含足够丰富的文化类型的文明的建构，而且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恰当的位置。这样，“任何文明成就都是创造性的并且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创造性的提出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实实在在地扩大了人类的精神领地”。
按照马丁·阿尔布劳的理解，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机巧理性的帮助下，以探求财富开始的活动发展成了对于社会秩序原理的探求。理性被从两个相互独立的方面应用于社会。就第一方面而言，它变成了现代国家技术，其表现形式有军队、行政管理、教育和稍晚一些的福利国家。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它被用于拟订一些原理和观念，这些原理和观念可被用于理解任何民族的人际关系，即可以像被用于掌管民族成员之间或甚至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一样被用于掌管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交往。由此发生出来的普世主义，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对‘把西方的方式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作法的合法化”。
结语
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和推进，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与关注，“已由早期的泛文化、泛价值层面等外在性审视和批判，逻辑地进到了现代性的内核——民族自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自觉建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在运用自己的集体性智慧，建构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另类现代性——实际上是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因为，中国从北宋开始现代性要素已经注入自身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明代中叶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文化探索自身现代性的发端。而“19世纪末叶之前，不止是一个帝国，也是一个文明体，具有一独立的文明秩序，但这个文明体在西方冲击下已一步步崩解。百年来，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现代化运动，就目的而言，无非在建构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或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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