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论文

时间:2021-10-18 13:34:05 论文 我要投稿

消费主义论文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消费主义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消费主义论文

  摘要

  社会的发展以及电子媒体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儿童文化消费的需求也不断增长。杨红樱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以消费主义的理论来看,她的作品创作快、出版时间短;主角都是一些个性张扬的“不完美”的孩子;作品大多进行商业化包装和宣传。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作家与出版商如何把优秀的文化作品呈现于文化市场,老师及家长如何引导儿童选择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消费主义;杨红樱;速度化;个性化;商业化

  社会的发展以及电子媒体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纷纷出现在儿童面前,由于选择的增多,儿童文化消费的需求自然也不断增长。在“儿童的发现”之后,成人对儿童的关注度逐渐增高,而我国在实施计划生育四十余年之后刚刚开放“二胎”,大部分家庭的子女数量仍较少,父母对子女寄予厚望,在自己经历过物质及文化资源都极度匮乏的年代之后,都急切地寻求一切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资源,消费目的开始从对必需品的消费倾向于满足个人愿望的炫耀式消费。商家抓住儿童与家长的这一需求,挖掘更多的儿童读物、儿童影视作品发行与出版,这又推动了更多儿童文学“写手”的出现,他们形成一个完整的相互需要的关系链,促进了各种媒介下的儿童读物、儿童影视作品的迅速发展。

  杨红樱是中国当代一位非常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她创作了多部童话及儿童系列小说,其作品多位于全国少儿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有数据显示: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所有作品的销售量达2600万到3000万册之间。在2008年前六个月,少儿畅销图书前180个席位中,杨红樱一个人独据71席。”[1]杨红樱的高产以及高销售数量引起了出版界、文学界等的关注,关于“杨红樱现象”的讨论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争议点主要集中在这种高产并且高销售数量的作品是否也是高质量的。在前消费时期,起到支配性作用的是生产者,而随着全球化脚步的扩张,中国渐渐进入“消费社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分支也自然受到消费主义的冲击与影响。接下来就以杨红樱的作品为例,从消费主义的速度化、个性化及商业化三个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作品出版速度化

  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从2003年推出第一批作品《贪玩老爸》、《笨女孩安琪儿》等6本,2004年度又相继出版了《天真妈妈》、《漂亮女孩夏林果》等6本,直至2009年出版《小英雄和芭蕾公主》最后一本[2],“淘气包马小跳”系列20本全部结束,这部作品在前两年以每年6本的速度出版,后面几年出版速度虽然有所降低,但是期间杨红樱还有其他创作,这样的创作速度不得不说是相当快的。作家高产本是好事,然而由于创作快、出版时间短,难免在创作中出现重复、模式化、整体布局欠考量等问题。

  例如说,杨红樱概括自己的创作思想是“从孩子中来,到孩子中去”,并且也提出自己比较欣赏的是马小跳这样的淘气包和安琪儿这样的女孩子,然而在“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的《笨女孩安琪儿》中对安琪儿的描写似乎却让我们看不出她对这个女孩子的欣赏与推崇:“她长着塌鼻子、厚嘴唇,两只眼睛分得很开,一看就是笨女孩的长相”[3]。

  二、人物个性化

  关于个性化,杨红樱笔下突出的小主人公往往都是一些个性张扬的“不完美”的孩子,例如马小跳喜欢漂亮女老师,在《淘气包马小跳之贪玩老爸》中,马小跳有段时间坚持不去幼儿园,但是后来马天笑把马小跳送到了一个漂亮的女老师班里,马小跳就很开心地去了,甚至想要一辈子都上幼儿园了,这的确是孩子气的心理。在中国的原创作品中,像这种描写“淘气包”的作品对以往一直刻画的“英雄式儿童”的作品是一个很大的颠覆,这样的作品自然会受到长期“模式化”教育之下儿童的青睐,儿童读这样的故事一方面可以获得娱乐消遣,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书中的角色得以释放。

  个性化是消费主义之下的特征,然而对于儿童文学作品来说,仍然有一个度需要把握,为了博取儿童的喜欢,一味地强调个性化,就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所谓“艺术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为了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我们要塑造“高于生活”的作品,却不能失去“源于生活”的标准。

  三、消费商业化

  速度化与个性化本身就是商业化的表现,出版商为了谋求利益,自然会要求作家尽可能地在最短的时间创作更多的作品,并且要抓住儿童与家长的心理作为卖点。除了这些,譬如说出版商进行的商业化包装和宣传,以及对于周边产品的带动(杨红樱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些手段无不让文化作品成为了一种包装过的消费品;杨红樱自己也足迹遍布全国开展读书活动,参加各种公益,这其实也可以归于另一种形式的宣传;再加以媒体界的盲目炒作,许多节目的专访评论,媒体界与评论界共同将之营造成“真正走入孩子内心”的符号式作品。

  作品原有的真正面目已经被掩盖了,符号特性取代了原本的真实,许多消费者都被这种被营造出来的符号式特性吸引、盲目地跟风从而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儿童文学研究者朱自强曾经说过:“杨红樱作品是一种“电视‘图象’式通俗儿童文学创作”,如果归咎责任,我认为主要不在杨红樱身上,而是在盲目炒作的媒介,不负责任的、缺乏洞见的童书评论界,还有‘阅读’能力低下的成人社会(家长、教师),只贪图后现代‘图像’媒介的经济利益的儿童文化产业。”[4]儿童对于文化消费的选择有其主动性同时也具盲目性,因而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作家与出版商如何把优秀的文化作品呈现于文化市场,老师及家长如何引导儿童选择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陈香.杨红樱引发书业界反思童书评价体系[N].中华读书报,2008-10-15.

  [2]杨红樱.淘气包马小跳[M].南宁:接力出版社.2011.

  [3]杨红樱.淘气包马小跳之笨女孩安琪儿[M].南宁:接力出版社.2011.

  [4]朱自强.再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走势[J].中国儿童文学,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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