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研究论文
一、引言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儒家最早创立，墨家继儒家而起，中国但却是儒家的激烈反对者。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二者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激烈争辩。正是因为墨学的这一反对者特质，战国以及后世儒家对墨学进行了持续批判，虽然唐代韩愈、清代汪中都曾表现出对墨学的包容态度，然而这仅是空谷足音而己。随着汉代之后儒学受到官方支持，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作为儒学对立而的墨学自然受到绝大多数儒家士人的歧视，有陷入万劫不复境地之势。
然而，这种情况在近现代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儒学有些力不从心，地位逐步下降。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甚至被当成导致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儒学独尊的“孔家店”被视为需要打倒的对象。儒学的地位一落千丈。
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墨学的价值被重新发掘，受到孙治让、中国知网论文检测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的推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涅渠重生，又一次成为显学。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吴虞、易白沙、胡适、高一涵等人进行了大量的儒、墨比较，扬墨抑儒，将墨学当作“打倒孔家店”的重要武器。因此，在民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墨学的声势之大，甚至压倒儒学。
二、墨学与西方文化同质
晚清以来，许多儒家士大夫将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这一现象表明，正统儒学在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时候产生了很多抵梧冲突。与此相反，墨学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时期复兴，最重要的原因是其能够与从西方传入的近现代科学、民主、博爱等文化要素产生呼应。墨学中蕴含的科学、民主等因素被晚清民国时人发掘出来，被认为与西方文化同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邹伯奇、陈I}、黄遵宪、薛福成、谭嗣同、王阖运等人甚至产生了西方科技源于墨学、基督教源于墨学等观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国新儒家在看待墨学时，也注意将其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用西方文化来解释墨学，将墨学作为中国文化中与西方文化具有同质性的存在，即作为西方文化的中国代表。与此相反，民国新儒家又往往将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这样，在民国新儒家看来，儒、墨的不同，即是中、西文化的不同。
与晚清以来注重发掘墨学科技、逻辑学价值的传统相似，民国新儒家也从科技、逻辑学的角度将墨学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如牟宗三即云，墨家“有数学、物理学之知识，读《墨经》者可以知之”。而在这一传统思路的基础上，民国新儒家还以新传入的杜威的实验主义理论来看待墨学。这主要是受胡适的影响。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与儒学将义、利相对立，不喜言利相反，墨学颇具“应用主义”、“实利主义”，即实验主义的性质。胡适对墨学的这一认识，被民国新儒家广泛接受，被当作墨学与西方文化的重要相似点，而儒、墨在这一点上的不同，也被视为中、西文化的重要区别。
三、墨学与西方文化同弊
传统儒家批评墨学，以孟子和荀子最具代表性。荀子在《富国》、中国《乐论》等篇中集中批评了墨家的节用、节葬、非乐等思想。而孟子辟墨，希望从根本上批驳、排斥墨学，对后世儒家更是影响深远。孟子曾批评墨者夷之“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兼爱学说为“二本”，认为“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将墨学视为“邪说”、“淫辞”，以“距杨墨”、“息邪说”、“放淫辞”为己任。民国新儒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儒家辟墨的态度。比如，梁漱溟非常赞同荀子对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的批评。他对韩愈“儒、墨为用”的调和儒、墨的观点提出质疑说:“(韩愈)自以为可以上继孔孟，其实直不算数的。看他文集里《读墨子》一篇，有什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的话，可见他心里毫无所得。冯友兰认为孟子辟杨墨，“非随便谩骂”，又赞同孟子和朱熹批评墨家兼爱说为“无父”、“二本”、“千万本”的说法。
然而与传统儒家不同，民国新儒家在批评墨学时，往往将墨学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的弊端相似，一同加以批判。这一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梁漱溟常常将墨学与西方文化连称，认为二者都不如儒学。他批评康有为《大同书》说其“满腹贪羡之私情，而见解与墨子、西洋同其浅薄”。他又说:“我总觉得墨子太笨，我总觉得西洋人太笨，而中国自黄帝至周公孔子几个人太聪明。具体来说，民国新儒家即主要从功利主义、实利主义的角度批评墨学，重点批评了墨家节用、节葬、非乐学说。
四、墨学的价值
虽然民国新儒家对墨学的评价总体上不如儒学，对墨学颇多批判，但是与传统儒家将墨学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的基本态度不同，他们对墨学的肯定力度之大是空前的。可以说，他们对西方文化科学、民主等价值的认同，也决定了他们对墨学的认同度。他们主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以中国儒学为主，吸收融和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取长补短，从而创造一种世界性的文化;那么不难由此推论，在儒、墨关系上，他们也就自然提出以儒为主来融和墨学精华的主张了。这一主张主要就是肯定了墨家科技、逻辑学成就的'价值。
民国新儒家认为墨学与西方文化同质，同具功利主义性质，他们由此认为，墨学的相关内容的存在，足以证明中国文化中曾经有类似西方科技、逻辑学等的因素，只不过这些因素没有发展成为像西方科技、逻辑学等那样的近现代类型。比如张君动说:“《墨经》、《小取》、《大取》与夫名家之坚白异同论，可谓吾国论理之发端，惜乎此仅具之论理学，自此以后竟湮没而不彰也”。牟宗三说:“吾将名家与荀子连在一起，旨在明中国文化发展中重智之一而，并明先秦名家通过《墨辩》而至荀子，乃为一系相承之逻辑心灵之发展，此后断绝而无继起之相续为可惜。既然中国文化中曾经存在墨学这样与西方科技、逻辑同类的因素，那么在今日中国文化以儒学为核心来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墨学一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这是墨学的最大价值。牟宗三对斯义的发挥最完备。
五、结语
总之，民国新儒家虽然能够不依傍西方文化而给予墨家兼爱学说及墨子牺牲救世精神以高度评价中国，但是他们对墨家节用、节葬、非乐学说的批评，对墨家科技、逻辑学内容价值的肯定，都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进行的。当下儒学趋向复兴，重要背景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上升，这与民国新儒家所处的西方文化强势的大环境恰恰相反。民国新儒家以西方文化观照墨学的视域中，墨学俨然就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身。这一对墨学看法的不合理之处早己为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所认识。今天对儒学和墨学，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说和评价，不应该再像以往那样为西方的强势话语权所主导，不应该再以西方文化为最终归宿和最高参照标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取舍剖割，不依傍他者，用中国话语来叙述儒学和墨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进而以自信的心态平等地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这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新的课题。
另外，更加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虽然民国新儒家肯定了墨家的逻辑学、科技成就，对兼爱说和墨子牺牲救世精神也有很高评价，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他们的这一观点，并没有完全摆脱门户之见、派别之争的性质。他们儒体墨用的观点，是以儒学的单打独斗和一枝独秀，也不可能是儒学凌于其他各家学说之上。以兼容并包的精神，以博大的心胸，平等对待各种理论学说，允许百家争呜，避免一言堂或思想统一，才能更好地建设我们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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