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作人书话的体式特征研究论文
周作人于1928年11月发表了著名的《闭户读书论》一文。在这个阶段他所结集出版的《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等中多是他对中国古书的谈论。可以说于古书中讨生活，是周作人那几年生活的常态。在古书的阅读中，他宣称自己是“爱智者”，“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于是把自己的阅读所感行之成文，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书话写作体式，进入了创作成熟期。周作人书话创作的第三个时期为抗日战争时期。这个阶段他的读书更多地集中于古书，而其写出的谈书文章和以上两个阶段有些不同：文章的篇幅一般较为短小，大体上约为400字左右，有的还不到200字，用语多为文言，具有明显的古代题跋的色彩。
书话内容的自由与博学
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写到：“周作人读书，是以纯粹的静观的姿态出现的。读他的文章，可以想象出他在幽寂的书屋里悠然恬淡地品书论道的情景。这一点不像鲁迅，他缺少鲁迅的冲动与入世，倒格外像一个职业的学者，除了书道之外，不旁骛外界。”在闲适、悠然表层下面周作人的篇篇书话中体现出的是他独立、自由的精神，是他对自然的博学和热爱，是他不灭的以历史镜鉴现实的沉重。对于人性的重视，尤其是对人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提倡，是周作人书话中非常重要的、堪称主导的思想。这首先从他对孔子的态度可以看出。孔子是圣人还是常人？周作人从个体文本阅读的感受出发，真实地谈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把《论语》白文重读一遍，所得的印象只是平淡无奇四字。这四个字好像是一个盾，有他的两面，一面凸的是切实，一面凹的是空虚。我觉得在《论语》里孔子压根儿只是个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虽然后世的儒教徒要奉他做祖师，我总以为他不是耶稣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亚。《论语》二十篇所说的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不谈鬼神，不谈灵魂，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但是这里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假如从这边去看，那么正是空虚了。
孔子这位儒家的圣人在周作人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哲人。所以他说：“我自己说是儒家，不过不是儒教徒，我又觉得自己可以算是孔子的朋友，远在许多徒孙之上。”一个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孔子那里觅到了为人行事的方式，并且把三千多年前的古人引为同道，以朋友相称，可以想见周作人不为传统所压、不为封建正统所制的独立、自由的精神，而这正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提倡、宣传的。在对独立、自由精神的追求中，周作人对历史人物进行针砭，他所欣赏倾心的是那些“通达物理人情”“爱真理”的人物，如颜之推、傅青山等。而王充、李贽、俞正燮三人他更为看重，他认为“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们未尝不知道多说真话的危险，只因通达物理人情，对于世间许多事情的错误不实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说，结果是不讨好，却也不在乎，这种爱真理的态度是最可宝贵，学术思想的前进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中国历史上不大多见耳。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周作人推崇自由、独立、爱真理，对于文章他倾向的是那些能表现出人的真性情的文字，所以他对书信有着特殊的偏好。在《拜还堂尺牍》中，他说之所以购买这本陶崇道的书信集，是因为尺牍“比别的文章当较客观”。“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练，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因此“，一个人的尺牍常比‘书’要写得好，因为这是随意书写，不加造作，也没有畴范，一切都是自然流露。”[10]141同样，周作人爱读那些能够表现出作者自己“见识与趣味”的书，即使这些书所谈的“没有什么很特异之处，只是找到一个平常的题目，似乎很随便的谈几句，所说的话也大抵浅xx易”，但是只要是新鲜真实的，是作者自己所“感到想到的，在这里便有一种价值”。
在强调个体自由、独立的同时，周作人并不忽视自然。在现代知识分子中，他对自然科学、自然生物和生态的关注是很引人注目的。如在谈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时，他认为此书为他指示了民俗学中的丰富的趣味；在《猪鹿狸》一文中他详细地介绍了讲动物生活的小册子；在《兰学事始》中谈了荷兰医学在日本的译介；行文优美的《一岁货声》摘录了北京市面上叫卖的词句和声音等。在《五杂组》一文中，他抄录了原书对一种小虫的记录之后，自然而然地勾连起了《元氏长庆集》中的虫豸诗、《续博物志》中的记载，还有日本和英国关于这类虫的说法。从中我们看到了周作人的博学。虽然他说写这类文章是自己的消遣，但是希望能够把社会最基本的自然和科学知识通俗、易懂、有趣地介绍给大众的意图是读者能够感受到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对于自然史、自然界的动植物也多有关注，不仅仅只限于对科学本身的兴趣，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自然界、生物界来比照人类，从而揭示出人类的堕落。这是他作为一个新型知识分子永远不会放弃的责任。如在《百廿虫吟》中，他欣赏这部书对于自然界虫豸的介绍，肯定其格物的作为，但是最终目的是：我这所谓格物可以有好几种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态之记录，于学术不无小补，其次是从这些记录里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问题的参考。平常大家骂人总说禽兽，其实禽兽的行为无是非善恶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人因为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违反生物的原则，却想多少加以节制，这便成了所谓文明。……我们观察生物的生活，拿来与人生比勘，有几分与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几分能够超出一点，有几分却是堕落到禽兽以下去了：这样的时常想想，实在是比讲道学还要切实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义的事。周作人躲进书斋阅读古书的过程中，虽尽可能将书话写得冷静乃至冷漠，但毕竟还是蕴藏着热切在内的。在写于1934年的《夜读抄后记》中，他明确地表示自己这时的书话杂文作品“从表面看来或者与十年前的略有不同，但实在我的态度还与写《自己的园地》时差不多是一样”。
的确，周作人虽身在书斋，但他要用历史为镜来照鉴现实。在《书法精言》一文中，他由王滨洲编辑的《书法精言》被禁，谈到王滨洲本来是清廷的顺民，但却以忠顺被问成大逆，揭示了周作人谈此书的目的在于：“书虽不佳却可宝贵，其中含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古今最可怕的.以文字思想杀人的一种蛮俗的遗留品，固足以为历史家的参考，且更将使唯物论者见之而沉思而恐怖也。”在《读风臆补》中周作人谈到陈舜百对《诗经国风》的评语，“陈君别有一特色，为前人所无，即对于乱世苛政之慨叹。”而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读《诗经》，读到这些篇幅时也是“愀然不乐”。由自己的感慨周作人又谈到当下，“现在的青年如或读《国风》诸篇及陈君所评不佞所谈皆觉得隔膜，则此乃是中国的大幸事，不佞此文虽无人要读亦所不怨也”[。从古书联系到自身、现实，一种深沉的关切自然溢出，让我们看到不能忘怀世事的周作人的身影。
抄书体与自在的行文
周作人曾被誉为是现代散文创作的第一人，他的文章体式突破了散文所讲的形散神不散的定规，在完全无结构无模式的自在状态中传达出个体独特的情思，这反倒从一定层面显示出他的特色。同样，在书话创作中他也有着自己的文体选择。从周作人书话文体的形成来看，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成熟的阶段，这个文体形成的阶段正对应着周作人书话创作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自己的园地》中出现了大量的书话创作，但是书话的体式特征不是很明显，从总体来看，更倾向于现代的“书评”一类。到了第二个阶段，即创作《夜读抄》时期，周作人书话的特色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刘绪源指出：“真正奠定了知堂书话的文体地位的，是初版于1935年的《夜读抄》。这里的作品不仅写得更随意更多样，而且出现了一个甚为显著的特色，即如书名所示的那个‘抄’字，———周作人开始称自己为‘文抄公’了。将《夜读抄》前半与后半相比，可见其‘抄’的比重愈加增加；到稍后出版的《苦竹杂记》，这种文体就已基本定型了。”
一般认为，周作人的抄书始于《夜读抄》，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即在《自己的园地》中，已经可以看到抄书的端倪。如在《歌咏儿童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介绍了高岛平三郎编、竹久梦二画的《歌咏儿童的文学》，为了告诉读者什么是歌咏儿童的好标本，他把原文全部译出，占了有一页的篇幅。介绍小林一茶的《俺的春天》，同样抄录了其作品完整的末尾、作者对女儿的描述及作品中可以见到作者性情及境遇的文字。通过大段的抄录，让读者自己来感受小林行文的好处。这可以说是周作人在做书评时的一种独特做法：他以一个介绍人的身份出现，但是他这个介绍人并不是包办，不是把原作化为他的间接转述，而是以直接展示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让读者通过自己的眼睛去阅读、去感觉，以此来建立读者、原作者及周作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做法，读者被给予了极大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是由周作人所把握的，也即是说，周作人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包办而包办、看似不为而无不为的。
除了要直接表现出所介绍作品的好处外，周作人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抄录，保留或记录下比较难得的材料。如在《遵主圣范》中，周作人抄录下了1875年，即光绪元年译出的白话文（即平文）内容，让读者看到中国白话译本出现之早。为了保存正确的版本，周作人也是不厌其烦地做抄录，如《巡礼行记》中就把这本殊不易得的由日本高僧写的记载唐开成会昌间中国时事的书大部分转载下来，给后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基础。通过分析周作人的抄书，笔者最突出的感受有两点：
一、要抄录什么内容，第一步一定是要看完全书，这样才能决定什么应该抄、值得抄，所以周作人的看书应该是“精读”。
二、在精读的过程中，周作人又不是盲目的，不是有闻必录的，他的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他要介绍什么，要让读者看到什么，要展示作品，甚至是他自己的什么，都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他的“抄书”是他所特有的。正如他自己认为“：我的标准是那样的宽而且窄，窄时网不进去，宽时又漏出去了……。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周作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文体家，他抄书的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从《自己的园地》开始，抄书所占的比例同自己的解说、评论相比，是低于一半的水平。随着阅读古书的增多，抄书的比例越来越大了，到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及《秉烛谈》中的部分篇章，几乎全文都为抄书，周作人只是在其中的过渡处加一两句简评。如收入《秉烛谈》的《读书随笔》，全文几乎都为抄书，抄录间隙中周作人自己的评述往往与所抄之文直接相接，格式、内容达到了一气贯通的效果。如果不仔细分辨引号的所在，常会把周作人的评述也认为是所抄录的部分。从这一点上可以考见周作人对原文语言和内容把握理解的功力，充分展示了周作人学识的深厚。同时在文章的格式上，到了后期，周作人的抄书几乎是不分段，全文只有一个段落，密密麻麻的编排对于读者的阅读也是一个较大的考验。
周作人后期的书话，在文体上又有一大变，那就是以整本的《书房一角》及《药堂语录》中的许多文章为代表的题跋式短文的出现。与同时代郑振铎写的题跋式书话《西谛题跋》相比较，《西谛题跋》的格式比较固定，基本上是先谈版本，之后多写得书经过及得书之后的心情，整体来看内容比较简单。而周作人的此类文章虽然文字不长，但是所展示的内容却很丰富，其中有民俗、世事、掌故、轶闻等，真是无所不谈。写法也极为自由，无拘无束，洒脱有致，很是耐读，充分显示了周作人作为文学大家和博物学家的魅力所在。
周作人书话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笔致随意舒展，常常似乎是无心为文，没有固定的格式。在《姚镜塘集》中他说到：“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记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及龚沤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15]553这是周作人买书的特点，同时也是他作文的特点之一。他写文章，不会固着在一点上，常常是由某一点蔓衍出去，将与之相关的古今中外的话题一网打尽。总之，周作人以书话来寄寓自己的情思，收缩对人生现状的感悟，造成了书话内涵及体式的异常丰富、繁杂，引导了书话创作的另一条路子。此路和唐弢开辟的书话“四个一点”之路看来不同，期间的差异当另行文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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