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和长期作用分析论文

时间：2021-03-27 08:37:29 论文我要投稿

　　摘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显, 并且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乡人口迁移较为频繁, 逐渐形成了人口半城镇化现象, 分析人口半城镇化是如何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我国人口半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特点及形成原因, 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半城镇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并区分了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得出结论:在短期, 人口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 但在长期, 人口半城镇化却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即人口半城镇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 本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了“U型”关系。最后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逐步解决半城镇人口的购房落户问题; (2)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信息平台; (3) 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半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和长期作用分析论文

　　关键词：人口半城镇化; 农村转移人口; 城乡收入差距; 系统GMM模型; 经济周期; 人口就业;

　　引言

　　近些年来,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古人云:“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自古以来, 国人对财富分配不均和财富差异过大都极不满意, 财富的不平等往往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倍。学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测量方法存在差异:有些学者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作为城乡收入差距指标[1,2], 有些学者使用泰尔指数[3,4]以及基尼系数[5]等作为指标, 但毋庸置疑的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不利于扩大内需、增加有效需求, 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人口迁移越来越频繁,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 农村向城市迁移。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 截至2016年底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总量就达到了2.8亿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这种人口移动可以打破某种垄断, 可以有效调节地区间或部门间的经济不平衡状况。但这种人口的迁移也带来了半城镇化人口现象, 那么半城镇人口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将对此进行研究。

　　1 我国半城镇化的发展进程、特点及原因

　　随着农村机械化生产的加快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 形成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半城镇人口。本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差来反映人口半城镇化率[6,7]。最近十几年随着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进城务工, 我国人口半城镇化率一直在快速增长, 从表1中可知,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1年开始就超过了50%, 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2015年还不到40%, 户籍人口城镇化严重落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我国人口半城镇化率从2005~2014年一直处在上升阶段, 从11%增长到了18.14%, 在2014年达到了极值点, 到了2015年人口半城镇化率略有下降。

　　表1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人口半城镇化率

　　我国半城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就业在城镇, 户籍在农村。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 但没有城市户籍, 在购房、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 (2) 自己在城镇, 家属在农村。农村中的青年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中就业, 而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 (3) 收入在城镇, 积累在农村。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中获得了收入, 但大多数人不在城市购房或者大量消费, 而会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农村; (4) 生活在城镇, 根基在农村。迁移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度过, 但在城市中他们往往存在“过客”心态, 家庭根基以及乡土情怀会让他们最终回到农村[8]。

　　我国半城镇化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类:制度性因素和房价过高因素。制度性因素包括土地制度、财政制度、户籍制度等, 从土地制度来看, 农村转移人口想要取得城市户籍就需要放弃农村中的耕地和宅基地, 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获得城市户籍的经济成本, 许多农村转移人口因此主动放弃获得城市户籍的机会[9];从户籍制度来看, 户籍制度一直是我国城乡管理的基本制度之一, 上海, 深圳等特大城市为了控制城市人口, 纷纷采用购房指标在内的积分入户体系, 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也在采用买房落户的方式控制城镇户籍人口, 目前想在小城镇拥有常住户口也要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住所,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口转移, 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的落户问题, 形成了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从财政制度上来看, 我国在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理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 但也使得地方政府没有多余财力承担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 无法给农村转移人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保障。

　　高房价是另一个阻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原因, 大城市商品房的价格远远高于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承受范围, 而且还呈现上涨趋势, 房价上涨的增加速度超过了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 这些都增加了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而保障性住房和廉价房的对象是拥有城市户籍的低收入阶层, 尽管一些城市也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保障性住房, 但由于配套的生活设施不完善以及住房地理位置较差等原因而放弃居住[10]。

　　2 半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影响分析

　　要分析半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社会经济效应, 须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入手。

　　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劳动力资源出现了短缺趋势, 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严重, 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用工荒”现象时有发生, 用工成本大幅度上升, 企业利润大幅下降, 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显得尤为重要。在短期内, 半城镇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在城市中务工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缓解了许多城市的劳动力需求问题。但同时由于农村转移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与城市居民相比偏低, 导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可以选择的工作行业和工作机会相对缺乏, 也造成其工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并且, 在许多行业农村转移人口与城镇户籍居民产生了就业竞争, 实际上是给城市带来了较低的用工成本和生产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镇人口工资的快速上涨, 即抑制了城镇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过快增加。

　　半城镇人口享受不到户籍人口的教育、医疗等公共保障福利, 并且由于收入水平不高也难以在城市中购房落户。根据2015年农民工调查报告, 大部分农民工住的是单位宿舍、合租房、工地工棚等, 只有不到2%的农民工在务工地购置房屋[11], 但是半城镇人口之所以选择留在城市或者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很大程度是为了在城市中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在户籍管理上, 他们仍被视为农村人口, 但这部分人群在城市中的收入普遍高于他们在农村时的收入, 也高于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 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15年和2016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分别为3072元和3275元, 均高于农民的月平均收入, 其中最高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收入分别达到了3553元和3775元, 其次是建筑行业, 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分别为3508元和3687元。工资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是制造业, 2015年和2016年的工资收入分别为2970元和3233元, 增长速度为8.9%。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 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半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分析

　　3.1 农村“空心化”现象和城乡“新二元结构”

　　从长期来看, 半城镇化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往城市转移, 大部分农村年轻劳动力纷纷转移到城市中, 农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日益突出, 造成了农村地区“空心化”现象[12], 据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农村中留守老人的数量约为5000万, 留守妇女的数量约为5000万, 而留守儿童的数量在6100万以上, 而且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在加剧。这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违背了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由于农民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 收入结构较为单一, 相比较而言, 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具有多样性。年轻劳动力迁移出去后, 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主力军变成了留守老人, 但这部分人群会受到体力和劳动技能等因素的影响, 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 直接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 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半城镇化的发展, 在城市中逐渐出现了“新二元结构”[13,14], 即农村转移人口与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的组合, 但农村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镇生活, 无法享受市民化待遇, 得不到城镇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保障, 非户籍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保问题目前还没有明显改善, 农民工依然处在低收入、低权利、无保障阶段[11,15]。而这种公共服务保障可以说是增加了城市居民的长期“隐形的收入”, 让他们享受到了城市户籍的福利, 而非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则无法享受到。

　　3.2 经济周期波动

　　半城镇人口特别是其中的农民工人群在城市就业中处在不利地位, 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农民工普遍缺乏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市场意识, 雇主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屡屡发生, 农民工自身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些人群的就业容易受到我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出现工厂倒闭潮的情况下, 他们的`就业呈现出不稳定状态。例如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2010年欧洲金融危机时期, 美、欧等地区经济发展出现疲软现象, 进口需求下降, 直接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沿海城市的中小型企业纷纷出现倒闭潮, 导致大量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失业, 不得不被迫返乡。在长期, 农村转移人口这种工作的不稳定性或者说是收入的不稳定性会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不利影响。

　　3.3 人力资本差距

　　从人力资本角度看,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差距, 其中农民工的学历大多以小学和初中为主, 少数为高中以上学历, 而城镇劳动力大多数是高中以上学历。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在农民工中初中学历者占了近60%。农民工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机会以及工资水平相比城市居民来说偏低, 并且劳动者教育水平的程度往往影响他们正规教育之外的技能积累以及干中学, 长期来看并不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动力。在中国,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重视在教育上的投入, 人力资本投资被视为减少贫困、获得高收入的有效手段。但城乡或者是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差异明显。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也造成了下一代城乡人口教育水平的差距, 农村地区儿童的失学比例远高于城市, 教育的差距将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上文人口半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和长期分析后, 本文提出了一个假设: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之间呈“U型”关系, 在短期, 人口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 但在长期, 人口半城镇化却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下文将通过实证回归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

　　4 实证检验

　　4.1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1)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 (SRCJ) , 选择的指标为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纯收入的绝对值之比, 这一比例反映了城乡收入的相对水平,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 本文的核心变量为人口半城镇化 (BC-ZH) , 在理论上, 半城镇人口是本地城镇常住人口与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之差,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差表示 (李爱民, 2013;张腾飞, 2016) [6,7]。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3)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人力资本 (RLZB) , 文献中通常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本文中各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和权重设定参照了彭国华 (2005) 的研究结果[17],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4) 本文的控制变量为经济增长 (GDP) 、政府的财政支出 (ZFZC) 、产业结构升级 (CYSJ) 、对外开放度 (DWKF) 以及市场化程度 (SCH) 。本文中经济增长的指标为各省份的GDP总量, 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本文以2005年为基期对各年的名义GDP进行平减处理, 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政府的财政支出的指标为各省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各级地方政府往往会采用转移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财政手段调节城乡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对外开放度的指标为各省份外商企业投资占GDP的比例, 反映了各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中市场化程度的指标采用各省份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18],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4.2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说明

　　本文利用2005~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由于被解释变量存在一阶滞后项与随机干扰项有相关性, 传统的估计方法会使参数有偏并导致非一致性, 本文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同时, 有些解释变量也存在内生性, 本文将经济增长、人口半城镇化率与人口半城镇化率的平方项设为内生变量, 因为经济增长和人口半城镇化与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半城镇化也会产生影响。本文为了降低异方差性, 将所有变量取对数处理。本文采用系统GMM的二阶段估计方法, 并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包括过渡识别检验和序列相关性检验。作为参考, 在下文实证分析中同时也报告了混合OLS、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系统GMM的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 各变量均取其对数, i为个体下标, t为时间下标。SRCJ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BCZH为人口半城镇化率, D包含了所有控制变量的对数形式, 包括经济增长 (ln GDP) 、政府的财政支出 (ln ZFZC) 、产业结构升级 (ln CYSJ) 、对外开放度 (ln DWKF) 、市场化程度 (ln SCH) 和人力资本 (lnRLZB) , φi为个体效应, εi, t为随机干扰项。

　　4.3 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知, 无论在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系统GMM模型中, 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 说明前期城乡收入差距对本期具有正向影响。在系统GMM模型中, 人口半城镇率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 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一次项系数符号为负, 而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二次项系数符号为正, 验证了上文提到的“U型”假设, 即人口半城镇化在短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抑制作用, 在长期却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样, 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 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一次项系数符号为负, 二次项系数符号为正, 但二次项的系数不显着, 从侧面说明本文选择考虑到内生性问题的系统GMM模型是合理的。从Sargan检验上看, 本文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在序列相关性检验中, 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二阶序列P值没有拒绝原假设, 说明两模型中的扰动项都不存在自相关。

　　表2 动态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发现, 我国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U型”关系, 即在短期内,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 在许多行业与城镇人口间产生了就业竞争, 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人口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抑制作用, 但在长期, 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城乡人口人力资本差距等原因, 人口半城镇化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我国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U型”关系, 提出了三点建议。

　　5.1 逐步解决半城镇人口的购房落户问题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 人口红利衰退之际, 半城镇人口是对城镇劳动力的一种补充, 增加了城镇的劳动力资源,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资成本的过快上涨。但半城镇人口往往处在不稳定状态, 同时也会带来一些社会经济问题, 如农村地区“空心化”, 农民工及子女的福利问题, 消费、投资等有效需求不足, 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经济发展[16]。我国目前常住居民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存在较大差距, 在2016年两者分别为57.35%和41.2%, 相差了16.15%。这需要政府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地方政府应专门设立针对半城镇人口的积分 (购房) 落户政策, 可以就农村转移人口分批、分工作性质、分工资水平等进行落户, 让农村转移人口除了享受身份上的变化, 还应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保障, 这样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5.2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信息平台

　　为了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 政府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信息服务平台, 信息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重要, 能使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最有效配置, 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农业盲目扩大生产。农产品贱卖事件让农民亏损, 收入变得不稳定, 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需要对信息平台加强监督和管理, 让农民掌握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有效信息, 让农产品销售更加顺畅。政府应积极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模式, 鼓励农民工回乡发展农业, 引导农民工回流农村, 运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 为农村创造更多财富。

　　5.3 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转型至关重要, 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对劳动生产者的普通教育、职业劳动技能培训等, 特别需要加强农村转移人口的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 可以把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 提升我国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但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水平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职业培训也相当匮乏, 这都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医疗健康也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 农民的收入更依赖于自身身体健康状况, 农村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往往高于城市人口。在长期,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具有溢出效应。农村中的人力资本的提高, 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 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 改变农村地区劳动生产落户的状态, 还可以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寻找到更多就业机会, 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通过这两点都可以增加农村人口收入。城镇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给户籍城镇人口和半城镇人口, 特别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能吸收大量的半城镇人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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