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留学生与抗战时期民众教育的中国化分析论文
抗战时期，由于东部地区陷入敌手，东部人目大批内迁，出现了中国现代人目的“西进运动”。
一、内迁留学生大力发展后方民众教育
1大批有留学经历的民众教育专家内迁
在内迁的民众教育专家中，俞庆棠、高阳、童润之、陈礼江、李蒸、董渭川等人可谓佼佼者。
俞庆棠，祖籍江苏太仓，1919年赴美留学。1928年，创办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学校并兼任校长。1932年，发起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并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之后，到欧美考察民众教育。由于贡献突出，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抗战爆发后，她偕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师生迁校桂林，后在四川创办纺织、蚕丝实验区。高阳，江苏无锡人，1914年赴美留学，获文科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教。1928年，他“接任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院”，后长期担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他还主办《教育与民众》杂志，竭力倡导民众教育。1933年，他草拟的《推行民众教育办法草案》提交教育部民教专家会议通过，对民众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他率领学院师生西迁桂林，后长期在广西从事民众教育。童润之，江苏南京人。1926年赴美攻读教育学，获教育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1929年，到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劳农学院任教。1933年，参加南京市赴日参观团，回国后与人合写一本赴日考察教育的报告，由商务出版发行①。1934年，回院担任教务主任。1938年，他一度任代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1943年去重庆，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主任。陈礼江，江西九江人，1922年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心理学，获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1932年，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务主任，创办了民众教育实验区，开展亦工亦农亦学的综合教育，成效显著。1936年，他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抗战爆发后，内迁后方发展民众教育。李蒸，河北唐山人，1923年赴美留学，主修乡村教育，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江苏教育学院等校任教，并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抗战爆发后，率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内迁至西安、城固、兰州等地。董渭川，山东邹城人，1931年起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6年间将山东乡村民众教育搞得有声有色。1934年至1935年，曾被派往欧洲十国学习民众教育。回国后，将近一年来“发表之欧洲各国民教设施情况，汇集成书，名曰《欧洲民众教育概观护。1937年，济南沦陷后他内迁四川、广西等地开展民众教育。
内迁的民众教育专家既具有高深的民众教育理论素养，又兼备丰富的民众教育实践经验，既系统学习了外国民众教育的理论知识，又比较熟悉中国民众教育的实际情况。他们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将爱国热情转化为民众教育的实践，致力于推动后方民众爱国教育和生产教育。
2内迁留学生大力发展后方民众教育
内迁留学生都认识到民众教育在“抗战建国”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呼吁大力发展“战时民众教育”。不仅如此，还有很多留学生明确地指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俞庆棠明确指出后方是实施民众教育的主要地带，她还从民众教育与抗战工作、民众教育与建国工作的角度大力论证了后方民众教育的重要性。陈礼江号召知识分子大力开展后方民众教育“前线将士，浴血抗战，都可以干得，我们化这点点力气时间，算的什么?前线的将士，亲矢石，冒锋摘的苦都吃得，我们为了教民抗战建国，要耐一些心，耐一点烦，又算得什么?我们要化的力，未必见得比前线的将士为多，我们要吃的苦，未必见得比前线的将士为甚，然而我们工作本身意义的重大、则不仅和前线将士的杀敌并无二致，而且前线将士杀敌的有无意义，还要与我们教育民众成绩的多寡来决定。”②
内迁留学生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大力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李蒸组织成立了邯留乡社会教育施教区，在兰州的孔家崖成立了社会教育实验区③。1938年，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的陈礼江在武汉主持召开各省社教督导员会议，鼓励发展战时民众教育。为救济从沦陷区逃出的社教人员，陈礼江提倡组建社会教育工作团。第一团驻重庆，第二团驻西康，第三团驻贵阳，每团约200余人。1940年，他还提倡创办青木美国立音乐院，代管院务工作，并邀请留美声乐家应尚能为教务长，试图以音乐激发民众爱国抗日热情。教育部迁重庆后，陈在四川各县设立民众教育馆，开展抗战救亡民众教育。内迁后，董渭川曾任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主任，在南充地区大力推进民众教育。1938年5 -12月，董渭川“复出四川至武汉，负责接收各地民众教育馆因避敌至武汉的职工组成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并率该团经常德、汉寿、淑浦至贵州省内，沿途宣传抗日，破除迷信，普及教育”。
内迁的民众教育专家很多都有留学经历，他们声气相通，互为奥援。1944年，董渭川由童润之推荐至四川省璧山县，担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教育行政学系教授。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入迁桂林，就是内迁留学生与回迁留学生通力合作的结果。雷沛鸿是广西南人，早年留学英美学习民众教育知识，并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过教授和研究实验部主任。战时，他回到广西，第四次担任广西省教育厅长。当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内迁时，俞庆棠、高阳等人，积极与雷沛鸿联系，他们一拍即合，顺利迁校。
二、内迁留学生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特点
内迁留学生知识广博，既深谙外国民众教育理论，又比较熟悉中国民众教育的实际，有把外国民众教育的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强烈倾向。俞庆棠主张“中国的民众教育，要在我们自己的国情中开拓、发展，外国的经验有它们各自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我们对之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盲目照搬’，④。董渭川在对中外民众教育梳理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民众教育“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民众教育“中国化”，必须注意“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的教育再是专供少数人享受的教育，，“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的教育再孤立下去，，“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的教育仅以人为对象而忽视了社会”……⑤。内迁留学生普遍认为:对于后方民众，应“灌输他们民族意识及国家观念，使其反抗楼奴。“应唤醒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实行保乡卫国，。“应促其加紧生产，供应战时的需要’。他们结合战争实际、在后方大力开展爱国教育和生产教育，努力实现民众教育的“中国化”。
1力主大力开展后方民众的爱国教育
由于诸多原因，后方民众缺乏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针对这一情况，内迁留学生对症下药，大力开展后方民众的爱国教育。
内迁留学生认为，必须提高后方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提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目标之一是“提高政治意识”。他们指出:对于战时的后方民众“明耻”非常重要“‘明耻’的方法，不但要教人民明白国耻的史实，尤其要明白这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我们要有决心，不惜流血以争取光荣和自由。这是‘明耻’第一要义。“我们要纪念的‘耻’是国耻，非一家人的耻。 “教大家能牺牲个人利益，而争取民族利益。这是‘明耻’第二要义’，⑦。与此同时，强调开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必须特别注意提高民族自信，“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办教育而忘记了自己，而造就出一些崇拜外洋蔑视本国的人，在当前为了企求抗战的胜利，固然非以教育加强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不可，往远大处想，为企求见建国的成功，更非以教育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不可，非一点一滴塑造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可”⑧。
内迁留学生往往利用讲座、演讲等方式，鼓励知识分子献身后方民众教育。他们甚至深入基层，鼓励后方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抗战。
2力主大力开展后方民众的生产教育
教育必须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这早为知识分子所熟知，内迁留学生更清醒地看到这一点。1939年，陈礼江在《现代读物》发表《教育与生产》一文。他在对教育与生产脱离造成了“种种的流弊”分析的基础上，大力提倡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他认为“教育机美与产业界必须切实联络，一起谋得更实际有效的合作”，这是“教育生产化”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现今虽然已经有职业教育的提倡和实施，但其程度和分量显然的还是不够”，应特别注意“加重职业训练”。俞庆棠则明确指出:“长期抗战的进行，除了前方武装将士奋勇杀敌以外，后方民众努力生产，乃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主要元素’，，。内迁留学生认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目标之一就是“增进职业智能，，“使教育与生产真正打成一片”⑩。
针对当时“有几千万无家可归的同胞，流落在后方各地”的实际情况，内迁留学生精心设训一了战时后方难民生产教育方案。他们分析了后方难民生产教育的'重要比“各种外在的和内具的条件，大都因为抗战而已经有有利改变。譬如敌人把我们的海目封锁住了，这正是免除经济侵略的一个时候，要树立我国国民经济基础，这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再有国内政治机构的逐渐改进，以及经济建设的在一个方针下而迈进，都是发展内地生产事业的有利条件，也是实施生产教育的有利条件……所以，实施难民生产教育，化消费者为生产者，使人尽其才，人尽其力，增强抗战力量，这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工作”。他们认为，难民生产教育的宗旨就是“增加抗战时期的生产力量，。“虽然一切的设施要符合经济原则，但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他们还提出难民生产教育的原则，如“要政治经济合一的训练。实施难民生产教育，一方而要替难民本身设想，一方而要为抗战前途着想。希望难民受了生产教育以后，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改变他们逃难的心理。要养成他们自力更生的信念，并且要提高他们为国家民族效忠的决心。所以，需要政治经济合一的训练，也就是要施行公民和生计合一的教育”。再如主张“要因地制宜，且在生产场所中施教。要注意环境的情形，要顾到原料的供给及产品的运销，并且要与当地固有的生产事业相联系，不然便会失去因地制宜的原则。要在生产活动上教，生产活动上学，这才是真正的生产教育”。他们还对难民生产教育的实施要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如“要有策动实施难民生产教育的机构，“要规定训练项日，、“要设置实施单位，“要加以相当地考选’，“要举办首场合作事业”。
为给后方民众生产教育进行示范，内迁留学生还创办了一些生产教育实验区。抗战之初，俞庆棠创办了松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蚕丝实验区。这两个实验区都办得有声有色，得到社会各界好评。1939年3月，在重庆妇指委举行的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场上，举办了松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蚕丝实验区展览，展出了两个实验区的图表、照片和师生们生产劳动的成果，如大匹白布和供给前方及伤兵医院的纱布、毛巾、军毯等，还有松溉军人家属现场表演纺织技术“宋美龄去看过两次，极表满意。国际友人及社会各界人士也有许多人去参观'《新华日报》记者范元甄参观了展览会和学生的现场操作表演后，写了一篇题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进展中的纺织实验区》的特写在该报刊登。1939年10月1日，宋美龄亲自飞抵松溉视察纺织实验区，并高度评价了实验区的成就。
内迁留学生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大力呼吁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致力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发展，并力主将抗战与爱国教育、生产教育相结合，努力实现民众教育的“中国化”，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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