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论文
[论文关键词]外语教学；培养模式；特色；多样化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高端翻译严重匮乏，需求的专业结构趋向多样化。高等学校外语教育在语种结构、人才培养模式及语言能力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趋同化，是造成高端人才短缺的根本原因。对高端翻译的旺盛需求不仅要有现实的紧迫感，而且要有顺应发展趋向的长远眼光。解决高端翻译人才匮乏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传统外语教育，注重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关怀的办学特色；改革办学体制，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特别是要注重科技外语和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的翻译市场现状不容乐观，而高端译员的匮乏已成为这个市场健康发展的瓶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语翻译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交流的功能越来越彰显。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信息涌入中国，翻译人员如果不能及时而正确地消化国际信息流，将导致大量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信息的流失。翻译能力薄弱的问题不解决，还将严重影响中国的政企涉外活动的开展，甚至影响中国的持续发展，妨碍中国全球化的推进速度。
一、翻译市场的强烈讯号：精英人才匮乏，呼唤高端翻译的多样化
当前中国翻译大国地位与翻译人才青黄不接形成强烈的反差。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了巨大的翻译市场。来自中国翻译协会的资料显示：中国的注册翻译公司有近3000家，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仅在北京注册的就有400多家。全国翻译从业人员多达50万人。从规模来说，中国已成为“翻译大国”，但并非“翻译强国”。因为这支队伍中的专业翻译人才只有6万，真正有水平的、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仅占5%。
翻译人才青黄不接集中表现为高端译员匮乏。而且从译员需求的专业结构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高端人才匮乏是世界人才市场的共同特征，然而在中国翻译市场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其中突出的表现是：
（一）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这主要反映在外国文学翻译质量下降。以2005年初举行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为例，在涉及文学翻译的5个奖项中，竟被评委无奈地空缺了3个。外国文学翻译之所以遭遇窘境，是因为优秀文学译着要求译者深刻把握两种语言的精髓，特别是要有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然而达到这种要求的译员太少，导致优秀文学译作稀缺。时至今日，人们对20世纪中国的一代翻译大家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例如钱钟书不仅英语基础好，而且博览群书，还有浓厚的文学兴趣，其译作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萧乾先生以集文学创作、翻译和记者于一身而着称，得益于他深厚的母语修养和对英语文学的娴熟研究背景。然而中国本来翻译大家就不多，随着一代名师的相继逝世，优秀翻译后继乏人。
（二）科技翻译，尤其是高新科技翻译人才稀缺。多年来外语院校十分重视外语复合人才的培养，但存在着重文轻理的倾向。当前，外语复合人才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外语专业知识与经济、贸易、金融、新闻与法律知识的复合，而外语专业知识与理工科知识的复合结构则长期受到忽视，以至于当前懂经贸、商法的文科复合型人才很多，但熟练掌握外语的工程技术人员稀缺。机械、化工、软件、信息技术和电子专业都紧缺外语人才。
（三）口译人才匮乏，尤其同声传译人才稀缺。随着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流的发展，中国口译人才严重短缺。目前国内能够熟练地在商务活动、国际会议中担任翻译的人才实在太少。同声传译作为语言金字塔的“塔尖”，被称为外语专业的最高境界，因而培养也十分困难。这种人才不仅在我国紧缺，甚至是全球化的人才难题，被称为“二十一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有资料显示，中国口译人才缺口百万，第六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对中国的口译人才短缺表示担忧。
（四）中译外人才紧缺，尤其是经典着作和重要政治文献方面的中译外，面临重大问题。中译外比外译中难度更大，写作风格与语言习惯要适合外国人的要求，对译者的中外文水准、政策把握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尤其古代经典着作的翻译还有古文、文言文的阻隔。现代文人能够阅读文言文的已经寥寥无几，因此存在着把古典文献翻译成现代汉语，再由现代汉语翻译成外语的双重语言转换问题，难度可想而知。而且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中译外涉及的语言也越来越多。仅有英、法、德、日、俄等常用语种显然不够，而稀有语种的翻译人才就更显得匮乏。
二、外语教育的缺失：教育理念和体系陈旧，办学模式趋同化
在2004年举办的“特色·个性·人才强国战略”为主题的一次高等教育国际会议上，与会专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正陷入一个办学误区：办学模式趋同化。大学普遍按照一个模式培养相同规格的人才，而不是根据个性差异来培养各类创新人才。
中国高等学校的外语教育的办学趋同化问题，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专业语种结构趋同。开设英语专业的学校过多，英语专业招生人数远远超过小语种。目前全国有800多所院校开设外语院系，同时全国兴起了一批以新东方学校为代表的外语培训机构，而所有的院系及培训机构均设置英语专业或进行英语培训。以至导致英语专业人才饱和，毕业生就业由“热”转“冷”，而小语种尤其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则供不应求。
（二）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趋同。多年来，传统外语教育只注重语言和文化双重关怀，而忽视综合知识的传授。近年来，又清一色地转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外语专业本色，造成了多元文化的缺失。这种现象的认识误区在于：把外语仅仅当作语言的工具，进行语言技能的训练，而淡化了包括汉语文学在内的中外文化教学，以至于跨学科界限的知识性课程——法律、经贸、金融、新闻——的过量，而导致语言专业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了深层次的中外文化的熏陶，语言人才失去语言与文化为特征的传统特色。
（三）语言能力的评价方法趋同。中国的外语教育长期以教学服务于考试为导向，导致学生只关注知识和语言技巧，而忽视了语言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以测试为标准的外语能力评价方式，导致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时间长，资源投入大，整体效率低。而以客观题为主体的语言测试方式只测试了学生的记忆能力和知识存量，却忽视了用主观题对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的评价。记忆能力和语言知识的存储状况是可以见诸卷面的，而语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则难以在卷面上展现。然而外语的写作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至少对于翻译人员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诚然，过去清一色的培养纯外语人才，毕业生知识结构过窄，曾经是外语毕业生就业由“热”转“冷”的主因。因此培养“外语+专业”、“英语+小语种”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是适应社会需要、应对就业难的根本出路，更是教学型大学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应用性”，而对于研究型大学的精英教育来说，必须保持语言教育的文化多元性，培养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只有具备比一般外语学习者更高的外语水平和更扎实的中外文化基础，其毕业生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研究型外语大学必须把坚持外语教育专业的办学特色作为一种理性选择。
三、解决高端翻译人才匮乏的根本出路：把握外语教育的“市场定位”，坚持办学的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多样性
（一）对高端翻译人才的需求不仅要关注现实的紧迫性。而且要有放眼国际化的远大眼光。高端外语人才需求旺
盛及其需求专业结构的多样化，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现实，而且是社会发展对语言人才需求的大趋势。从全球视角看，信息时代促使我们的湛蓝色星球变成了“地球村”；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交融促使整个世界趋向“全球化”；文化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必然要求异域文化与教育的“国际化”。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看，随着我国加入WTO，北京申奥成功，以及上海迎来世博会，必然大大刺激人才市场对高端人才的旺盛需求。在这种大背景下，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不容动摇，同时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为了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外语教育语种多元化，也是一种必然要求。
从现实情况已经看到外语教育落后的紧迫感。全世界学术刊物的80%~90%都是英语刊物，离开英语就无法吸收外国学术资源；全世界的计算机信息90%都用英语表达，我国计算机软件教育的国际化与标准化已大大落后于印度，而英语教育水准不高，理工科硕、博士的翻译能力不足是软件人才国际化的一道坎儿。在这种大背景下，上海外语大学校长戴炜栋，在近年强劲的“全民学外语是国力资源的一种浪费”的惊呼声中，清醒地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看，不足以说明‘全民学外语’。”并指出，从外语教育的现状看，“中国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比一些亚洲国家要低”，“英语在中国是一种外国语，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英语则是第二语言”。当然我国的外语水平更不能与欧洲相比，在荷兰有80%的国民熟悉英语。
（二）根据外语需求的市场定位，改革办学体制，推进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必须承认：“全民学英语是国力资源的一种浪费”的惊呼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它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当前以服务于考试为导向的英语学习方法的弊端，以及外语教育在包括教育观念、办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的趋同化。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外语教学的低效化。这种呼声对外语教育提出了警醒，启发了人们必须认清外语教育的两个改革方向。
首先，要根据市场需求认真把握外语教育的市场定位，对不同语种、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提出不同的外语教育办学要求。例如，从语种的专业结构规划看，必须肯定地认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把英语教学作为外语教育的范本；同时注意纠正当前小语种专业办学只限于几个小语种人才培养基地的状况，注重在更多院校发展小语种教育，实现外语语种的多样化。从不同地区的外语教育要求看，对沿海及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及上海等未来的国际化都市必须普及英语教育，提高全民的外语水准；而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则主要要求学好他们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从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看，研究型大学应该倾情于外语精英的培养，在坚持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必须坚持以注重语言与文化双重关怀的传统英语教育特色；而教学型大学则应坚持外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并以培养语言复合型人才为主要目标。
其次，必须十分注重不同专业结构的外语精英的培养，实现高端外语人才的多样化。英语教育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而精英外语教育则具有一定的导向性。高等学校必须坚持其应该具有的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和导向性品格。在外语教育中，这种品格主要表现在注重各类专业外语精英的培养，以满足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前瞻性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是针对外语人才模式趋同化的弊端，实现专业结构的多样化，除了必须加速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及在坚持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同时，保持传统外语教育的特色外，应特别注重两种外语专业的发展：一是在理工科院校发展科技外语教育，二是大力发展翻译专业。
在外语教育中应当认清两种复合型人才的区别：一种是传统的“语言+语言”（例如：“英语+汉语”，“英语+小语种”），以及“外语+社会科学”（经贸、金融、法律、新闻）等以外语为主体知识结构的“语言型”外语复合人才。另一种是以科技知识为主体知识结构的“科技+外语”的“科技型”专业外语复合人才。后者实质是一种专门用途外语人才，它的第一能力是理工科知识，本质上属于科技型人才。
科技外语专业人才的能力结构及教学要求都有异于语言型的外语复合人才。从能力要求看，台湾科普翻译家侯捷指出，“一般人认为英文好就能翻译英文文稿，这是大错特错的说法，进行科技翻译与你有什么样的专业背景密不可分”；“科技翻译的关键不在外文功底，如果要列出科技翻译成功的要素应该是：专业素养，中文程度，中文文采，英语程度”。同时理工科外语教学的要求也有异于文科型的外语教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钟美荪指出：“大学生英语不必都能说会道，文理科英语教学要求不宜一刀切。”许多专家认为不同类型学科的英语能力有不同要求，阅读英语专着及查阅英文资料的实际能力对理工科高层次人才是最重要的。科技外语人才的培养应该在理工科院校进行，因为纯外语的人才培养不出合格的科技外语人才，钟美荪副校长就说过“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存在很多困难，主要原因是英语教师都毕业于英语专业，教师通常按英语教育的思维和标准去教授不同学科的学生。英语专业毕业生与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同，双方难以找到结合点”。
当前科技外语教育的历史很短暂，科技外语教育十分薄弱。翻开教育部1990年出版的《全国研究生专业介绍》可以看到，当时，高等学校的科技外语专业的设置如果说不是一片空白的话，至少是凤毛麟角。近年，开设科技外语的意识首先在医学院校觉醒，一些医科大学开始创办临床医学外语方向、药学外语方向及护理外语方向。随着中医国际化战略的提出，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为先导的一批中医药院校先期招收了中医学（英语）方向的本科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英语）方向的硕士生即将走向社会。这是外语教育专业结构改革的一大进步，它预示着科技外语专业的发展取向。
外语专业与翻译专业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发展翻译专业是解决翻译人才匮乏的另一个良方。在高等教育办学模式趋同化的背景下，翻译专业起步与发展严重滞后既是外语教育缺乏特色与个性的表现，又是高端翻译人才匮乏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刘习良指出，外语与翻译之间虽然关系很密切，但毕竟是两个学科。翻译人才须熟知中外两种语言的规律，尤其要研究两种语言的对应关系，还须熟练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具备广泛的文化知识面。如前所述，鉴于当前外语精英紧缺不仅反映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还表现在中译外翻译、科技翻译、口语翻译，尤其是同声翻译人才的紧缺上，因此必须在研究型外语院校普遍开设翻译专业。遗憾的是我国外语本科教育长期不开设翻译专业，甚至大学阶段翻译科目的设置也是近年才出现。可喜的是，近年来翻译专业萌发了一系列迹象：2006年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专家透露，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正式将翻译从外语教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专业独立发展，目前已有3所高校招生。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学科博士授权点，并从2005年起招收翻译学博士研究生，旨在培养翻译理论与实践的高端人才；北京大学、对外贸易大学也于2006年有相应的举措。可见，鉴于翻译人才危机感，推动翻译人才专门化培养，至少在研究型大学普遍开设翻译专业，才能解决中国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已开始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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