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论文
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企业成功的例子很多，但环顾企业管理教育方面，因教材本身受西方管理学的影响，大部分都是采用在西方成立的理论，很少有探讨西方管理理论是否能在我国全面适用。有见及此，中国已有学者及研究人员对我国特式的管理学进行研究，例如有东方管理学派的成立，以人为管理中心，且十分重视传统中国哲学。但这阶段有关的实证研究还十分缺乏。为鼓励这方面的发展，本文提出相应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西方管理；中国管理；东西方管理融合；中国管理学；东方管理学；研究量度仪
1引言
近年中国企业管理，大部份都引用西方管理学理论，大学里管理学所采用的教材大都是西方的原著翻译过来的，没有一套人们公认的中国管理学的理论。但同时，中国近30年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已有很多企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甚至跑出去收购国外企业及直接与外国的企业进行竞争，相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大幅下降，本文就有一个体会：究竟一些主要西方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发展出来的管理理论，是否适用于一个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又或者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是否因为她依赖自己的一套管理哲学和方法而达到的呢？包含管理理论的社会理论是否受文化差异所约束，一向以来都受到外国研究者的关注。Morris等(1999)在研究一团队里资源及奖励分配时，发现中国的成员对一些关系较密的核心成员会比较慷慨，但对非核心成员就以公正原则来对待，但西方团队对成员就没有这些区别。Whetten(2009)检读了120份有关文化差异对激励和工作行为影响的研究报告后，认为需要在现行的基础上寻找多一些文化作为可预见变量的因素，对开阔理解跨文化管理研究中的“为什么”有帮助。因此，研究管理理论应用在中国企业管理这一范畴，尤其是看中西两条管理的道路是否及会否相遇，极有意义。
2中国管理学研究现况
事实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本土管理理论的缺乏已引起国内研究人员的关注，很多学者已身体力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儒家学说深入，在管理层面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由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领导的东方管理学理论已经出现。从苏宗伟(2009)所编的《东方管理学教程》可见，现时东方管理学派基本上已形成一套“三学”、“四治”、“五行”的理论体系，将管理的本质归纳为“三为”思想，将管理哲学概括为十五要素，强调“人为为人”。但正如肖俊(2008）指出，这等中国式管理理论还有进行学科化、体系化之必要，尤其是需要实证研究支持理论的建立，否则在现行还是西方研究方法为主的局面，可被指为空泛。本文因此在这里抛砖引玉，试为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管理里论的研究方法作一初探。
3研究中国管理学方法归类
本文从《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MOR)》开始介绍。MOR是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ChineseManagementResearch–IACMR)的会刊，由2005年开始出版，已列入科学信息协会(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ISI)文章库内，受三千多个研究机构订阅。MOR是为推广国际性、比较性及跨文化管理而出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企业的管理和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营。本文首先从MOR的文献命题中以“Chinese,East,West,Management”等为关键词找出适合的文章，阅读内容后抽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加以分析，再参照这些文章所列的参考文献，纵览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理理论发展现况，然后在这一重大及广阔的题目上，试图找出一个实际可行的起步点，从而作出建议及结论。综合各有关文献所述，有四个研究管理学应用在中国的方法。(1)Meyer(2006)的建议，以应用及修正外来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环境下为核心，发展一套管理理论，这样中国的经济成长就能提供一个重要的自然实验环境，为普通管理理论测试及修订。此外，也可以发展一个中国管理理论，集中解释一些只发生在中国的管理现象。换句话说：“把熟悉的化为新颖、把新颖的化为熟悉。”这和Morris等(1999)把研究将方法分类为从外向内(etic)及从内向内(emic)相同。(2)可从中外的管理理论中找出一些创新但不会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异的，又或者可从etic及emic合并的角度去研究，例如Leung(2009)把西方理论内的转化型领袖论加上中国传统的家长式领导理论来了解及预计这方面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方向。(3)Morris等(1999)的方法是以阶段划分：首先探讨由外来文化输入的概念(imposedetics)形成初步概念，然后由本地文化角度(emics)审现此等概念，寻找其不足之处，例如，有哪些现象是不能用以解释本土现象，或根本是不通的，最后测试是否会产生一些衍生外来理论(derivedetics)来应付当前内部的问题。(4)可跟Wagner等(1985)从演绎(elaboration)、竞争(competition)及合并(integration)等视角研究。演绎就是在现有的理论上加添新意，例如加入新独立或非独立变数，令其更具体或应用范围更广。竞争就是提出新理论来挑战现有理论，导致虽然同一现象产生，可有不同的预计。合并就是从现有两个或以上成立已久的理论中创出新理论，加深对有关题目的理解。总结以上来说，本文认为简单的做法可从一些以西方管理理论能解释的中国企业的现象去强化这些理论的一般应用性，说明它们不受文化差异影响。此外，研究人员也可以找出一些对西方理论看来是排斥的中国企业的现象，然后指出表面不兼容并非事实，经深入探讨后证明该理论还是适用的。最后，当上述方法都不成功，西方理论要被扭曲到一个程度的话，事实上一个只有在中国才适用的管理理论已形成。换句话说，中国的研究员可将本土的管理特式用西方熟识的名词来表达，但如果遇上一些完全在西方管理学上未出现过的现象或因素，也要大胆地把它们显示出来，再用本土文化的特点进行解释，以助西方学者理解。
4研究工具的需要
鉴于当下中国在管理学传授方面，大部分还依赖于西方管理学翻译过来的文献，究竟这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所采用的工具，能否翻译成中文，准确地量度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现象，也成为了疑问。文化背景因素，例如自我与群体的`关系，对权力的反应，或制度差异，都可令一些原本在西方管理学研究所采用的量度工具，不能应用于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中。若东方管理学等中国研究员自己研发的理论想经过实证渠道来得到确认，那么一套合适的调研工具，一套量度仪就不可或缺。本文认为从实际角度去推进，量度仪的开法，不失为一个好的起步点。就这方面，Farh等(2004)认为，研究工具发展的方向可从该工具的来源及文化背景的属性两个角度去分类。来源是指该量度工具是否由零开始设计或是有另外一个工具改善过来。文化背景属性是指该工具能否在所有文化背景下应用，或只是限于某一文化来内才适用。从这两个角度，研究工具的发展就可分为四类：直译(translation)，采纳(adaptation)，非本土属性(De-Contextualization)及纯本土属性(Contextualization)，如表1所示。5结论及展望若中国的管理理论只是西方理论的延伸，对整体理论的发展来说十分可惜。本文的主题是要进一步对跨文化管理理论的应用及改善研究，无论是用借来的来改善，或是用借来的来启示自我改善，都应该是有为的。但要注意，中国管理这一领域范围之大，研究员应先找出哪些西方理论在中国实践起来不足，又或者有一些管理现象是现有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的，然后用采纳方法，加入东方管理学派的概念，进行设计、效益测试等程序，再而利用修订后的工具收集数据分析，以支持东方管理学派的理论由描述性转到实证性层面，加强其接纳的广泛性，这对于推动中国特式的管理理论应有贡献，对企业管理博士生，这个研究方向也十分有意义。最后，本文希望借Barney等(2009)的话作终结，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就像研究一个企业或产业出现一样——它的未来不是可预见的，但是可以在参与者身上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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