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之争论文
如何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是本世纪备受关注的议题，“斯诺命题”引发的争辩使得科学实证主义向后经验主义曲折演进。波兰尼对两种文化之争做出了独特的回应，以个体知识论挑战逻辑实证主义解释观，向后现代批判哲学大步迈进。本文探讨缄默知识外显化模型的演进历程，架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之间特殊教育的这道桥梁。
一、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性和科学性的质疑层出不穷，试图用自然科学的量化方法和效用标准来衡量社会科学的产出结果。社会科学的个别化属性和不确定机制对其本身的生命力造成了威胁，实用主义思潮把“是否有效”作为其验证尺度却忽略了其特有的文化历史背景。1959年，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有关两种文化的演讲，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两大文化阵营的对峙，这就是经典的“斯诺命题”。他主张用科学技术来改变社会，解决贫困问题。
至此，“两种文化”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议题。这一公共领域和哲学领域的共同话题，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广阔视角，揭示了深刻的社会文化意蕴。19世纪中叶，以孔德和密尔为首的科学实证主义者主张弱化科学和人文的差异，力图把自然科学的成果推广到社会科学之中。20世纪，作为新康德主义的领军人物，文德尔班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描述成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在西方思想史重普遍轻特殊的大背景下，再次划清两大阵营的界限。
诠释学代表狄尔泰更是明确揭示了人文社科本身独立自主的特性。海德格尔实现了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理解和解释已经超越了精神科学的表征方式，为人的原始的存在方式提供了载体。[1]与此同时，科学实证主义也在进一步走向精致化，即逻辑实证主义，力图构建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用于表达一切可知的对象。而后，科学哲学迎来了后经验主义时代，实现了解释学从本体论视角向实践哲学视角的转换，而自然科学正是其首要的试验田。从社会科学向人文科学看齐，到两大文化针锋相对，再到自然科学的人文化，峰回路转，跌宕起伏，两种文化的分裂与融合正是哲学积淀的艰辛历程。
二、波兰尼的回应与批判
1958年，英籍犹太裔的哲学家波兰尼对两种文化之争做出应答，实现了对科学实证主义和解释学、新康德主义的多重飞跃。[2]他认为，“两种文化”的鸿沟源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在实证主义中得到进一步表征。实证主义标榜科学的超然普适性，忽视情感因素的客观意义。如何逾越这条虚构的畛域，正是面向逻辑实证主义解释观的公然宣战。
1.个体知识本体论挑战逻辑实证主义。波兰尼用个体知识论来挑战逻辑实证主义解释观。他认为，科学研究中个体的参与“是个体承担责任的行动，并且这份责任是突破时空界限的。在与一种默会的实体构建联系的角度来看，这种认识显然是客观的”。[3]他对个体和主观的概念进行辨析，个体知识是自身理解和普遍意图的统一，和私人感受不同。波兰尼提倡凡是知识都应该以理解为基础，一知半解的只能称之为“信息”，知识都植根于缄默诠释。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定位于相同层级。缄默认知论在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科研究之间构建了一种延续性的承接。
[4]当自然科学研究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的不断演进中，研究方法不断修正，理解形式不断深化。而人文社科研究只是在这个持续发展的历程中生成的一种理解形式。当然，可持续性也并未排除根本性的差异。[5]波兰尼在其晚年指出科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差异，指出科学知识一旦完型之后的推广和应用并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而人文科学一直需要想象力来支撑，以形式化的模式获取超自然的意义。
2.从客观科学向后现代批判哲学的更替。1917年，波兰尼的吸附作用理论在业界引发了不同凡响的震撼。但当时的权威爱因斯坦和哈伯本着对科学负责任的态度对其进行了批驳，这些专家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科学公断，尽管有可能犯错，但一定是合法合理的。波兰尼承认任何一项科学的陈述，一旦被某些权威科学家承认为有效，即可视为被全体科学家所接受。[6]所幸这次挫折并没有将其打倒，波兰尼欣然接受“意见”，调整了研究方向。20世纪30年代末，波兰尼主张科学的价值取向定位于造福民众，波兰尼挥舞着捍卫思想自由的利剑奋力抗争，以追求纯粹的真理。事实上，波兰尼“个人知识”理论也是经历了模糊到精确、缄默到明言的发展过程。波兰尼耗费9年的心血完成了鸿篇巨著《个人知识——迈向后现代批判哲学》，在其人生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自己零碎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整合。这一次传统认识论中颠覆性的变革，彻底打碎了客观科学主义对纯粹客观和超然真理的荒谬追求，将个人参与和默会理解推至知识的'中心地位。1961年，波兰尼完成《人之研究》一书，用“个人理解”铸成的通途填平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直至人文科学等学科之间的天堑。[7]
三、缄默知识外显化理论演进
1.欢会神契说。从波兰尼的欢会神契说中隐约感受到他为缄默知识外显化所做的初步奠基工作。波兰尼缄默知识论以“集中意识”和“辅助意识”为核心。如钢琴家演奏中集中意识在乐曲上，辅助意识在指法上，我们通常依赖于辅助意识而实现对某一对象的集中意识。集中意识和辅助意识没有程度上的差别，仅仅是归类不同。缄默知识实质上是一个from-to的动态工程，是将辅助意识与集中意识进行整合，将邻近项目与终端项目融合的能力。
从身体的独特性角度而言，波兰尼进一步用“寓居”或“内化”来生动地描绘辅助意识。主体内居于对象表现为主体遵从辅助意识的指引，融入到客体之中，与之“欢会神契”(见图1)。如若想真正地了解一个人，我们就要用对象的观点去判断其做出的行为，也就是现实生活中频频提及的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从客体的立场和思想观点出发，最终达到对其透彻的理解和全面的阐释。[8]波兰尼探究科学人性化的路径，其实质旨在将“意义”赋予科学、赋予所有的知识直至整个世界。
2.双循环理论。阿吉里斯和舍恩(1974)提出行动理论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名义理论，一种是应用理论。当人们询问个体应该如何应对指定的情境，个体给出的答案就是名义理论。这是人们心中一种有意识的信念，用于解释、证实和预测行为。但是当通过观察人们实际行动推断出来他们所运用的理论就是后者。在实际生活中，两种理论之间难以避免一条鸿沟。名义理论是人们有意识地接受通常深信不疑，但是并不支配人的行为。应用理论通常支配人的行为，但是人们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也是缄默知识在行为学维度上的一种概念重构。当我们出于某种目的而行动，我们能够从环境的反馈得知这种目的是否已经达成，通常我们会根据反馈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这就是“单环学习”(见图2)。通常，这种单环学习已经足够促你达标，但是当情境发生变化或者引入了新的因素，那么我们需要调整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行动，还要对应用理论加以修正，就产生“双环学习”(见图2)。
3.SECI模型。信息产业革命造就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环境，缄默知识外显化问题在企业的知识管理中日益凸显。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四阶段论”(见图3)。创造知识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化”——一个团体的缄默知识向另一个团体的缄默知识转化。在这个环节中，两个团体相互分享经历并且创造共享的心智模式和管理技能。第二个阶段是使缄默知识显性化。对话和集体性反思可以激发知识外显化。第三个阶段是“联结化”，将系统化概念整合成知识体系的过程。文档、会议、电话交流以及网络沟通都是联结化的媒介。通过筛选、增加、联结、归类对显性知识加以重构，将会导向一种新型的缄默知识，而这种知识最终经过内化又转变为缄默知识。当经历通过“社会化”、“外显化”、“联结化”在个人的心智模式和技术窍门中得以“内化”，经历就变为一种宝贵的财富。
因为知识创造的循环圈对于组织本身有一定的要求，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创造了五阶段模型(见图4)。这一序列始于“社会化”，即缄默知识的分享阶段，然后进入“创造概念”阶段也就是将缄默知识外显化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用词汇和短语来描述那些共享的隐性心智模式，最后将其提炼成显性的概念。第三个阶段，“证实概念”，要鉴别新近生成的概念对组织或社会是否存在价值。第四阶段，“建构原型”，指的是将第三阶段已经得以证实的概念转化成实质性的具体概念。最后一个阶段指的是各种水平的知识交相更迭，相互增效。组织知识的创造就是这样一个永无休止的互动和螺旋过程，在组织内外不断地自我升级。
四、缄默知识外显化的挑战
1.后现代知识特性。对于缄默知识外显化模型的探讨，归根结底是强调知识创造中的人文关怀，关注人和世界的和谐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后现代知识经济为我们的知识创造带来的巨大挑战就是客观普遍性向文化境遇性的更替。后现代意义的知识和认识主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所在的群体的价值观念以及个体本身的兴趣爱好息息相关。在日渐复杂的信息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非良构问题，普适性的规则和原理在具体情境中得以再现的程度和个体缄默知识外显化的程度紧密相连。
正如斯腾博格所说：“缄默知识不仅能成为一种提高行为效率的助力器，而且能成为导致行为效率低下甚至是失败的罪魁祸首。缄默知识的功效取决于人们如何对其整合和运用。”[9]现代社会的从众心理和习以为常让我们麻木地顺应各种“潜规则”，由社会文化传统所赋予的缄默规则是一把双刃剑，既要予以重视，又要深刻批判。在后现代知识环境中，借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是新时代所特有的渠道，认识主体通过工具参与知识创造，同时也是将自身思维意识得以虚拟延伸。
2.民族文化共性。在此，需要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思想来说明主体间可实现的理解中的缄默成分。个体所拥有的缄默的共同知识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夯实基础，在传统的宗教团体中，基于信仰的层级制度向普通民众传播神圣的权威意识，少数人处在大众万分敬仰的层级顶端，也就是那些能够阅读圣经并将其理义加以言传的人，他们将“社会团体”的概念由水平转向层级，由发散转向聚合。North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共同体已经创造了秩序并且消解了不确定性。[10]他认为，“共同体”包含了非正式的约束(习俗、传统和社会禁忌等)和正式的规则(法律法规和产权等)，两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实质是相同的。在复杂的社会中一个组织学习和繁荣的能力并不是取决于其对规则的钟爱，而是约定俗成的企业文化。
五、结语
自然科学文化的蓬勃发展和人文社科的日趋衰败，成为当下社会文化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积薪厝火。[11]如何填补两大阵营之间的交往鸿沟，构建和谐发展的生态蓝图是实现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无论是求同存异、相互对接还是相互渗透都是两种文化融合的可选之道，缄默知识外显化的探究正是进一步巩固了人文社科的科学性，增加了自然科学的人文关怀，推动了多元并存的车轮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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