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丽莎小说中的东方主义论文
在小说中，主人公百合在她七岁的时候第一次收到雪花的扇子。随着百合的回信，两位女孩的命运就此结为一体，灵魂生生相伴。从此以后，女书成为百合和雪花交流的唯一工具，她们通过这样的“读纸唱扇”，诉说着出嫁前后的种种快乐、不安以及痛苦。由于女书文字的特殊，造成了这对老同多年后的一次误会，直至雪花弥留之际，百合方才醒悟。雪花走后，百合打开折扇，写上了自认为是绝笔的一段。她们之间的文字从不曾给旁人看过，更别提家中的男性，因为女书是只属于女人的，它安慰并鼓励着这对命运多舛的姐妹。况且老同之间的感情是不允许第三个人介入的。至此，女书见证了百合与雪花从儿时到阴阳两隔的所有悲欢离合，她们的友谊超过父母、夫妻之间的感情，至死不休。
如此这般，可以说女书文化不仅仅是有别于男权文化的字符，更是中国女性精神的代表。它记录着女性的感情、生活，抒发着她们的悲伤与呐喊。这一点在之前的华裔文学中是从未出现过的。缠足的习俗在中国可谓是由来已久，有几千年的历史。当时，各阶层妇女都要缠足（除去靠体力活生活的妇女），经过一番撕心裂肺的痛苦之后方才达到“三寸金莲”的要求，并且女人是靠着一副完美的小脚才能找到好的婆家。
在《雪花和秘密的扇子》中，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写缠足。作者通过王媒婆的话将缠足的重要性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作者既没有多加自己的评论，也没有赋予主人公任何感情色彩，而是运用第三人称更为客观、公正地还原当时文化习俗的原貌。在描写缠足过程中，虽然百合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为了成为“一个女人、妻子和崇高的.母亲”，③她不得不隐忍地练习走路，直至八个脚趾都断裂，并继续练习下去。母亲的一句话真正道出了缠足的真谛。这不仅是化茧成蝶的历练，推崇“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对女人最高的要求就是隐忍和坚韧，要想成为伟大的妻子、母亲这也是必需的，那么在缠足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痛苦与努力，就成为女性最崇高品质的象征。然而，在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中，母亲则把缠足描述得又脏又臭，“看起来像腐烂的姜根……闻起来像猪鼻子”④一样的东西，对其丝毫没有好感。虽然这符合西方人的价值观，但却是对中国传统的莫大讽刺。正如詹姆斯克利福德所批判的那样。谭恩美就好比这样一位西方作家，她假借“母亲”之口将缠足一事描述得如此不堪，纵然这一过程有难以忍受的痛苦，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一双精美的小脚对于中国女性而言却是无上的荣耀，这一点西方作家是无法体会到的。这就好比西方女性的束胸史，在东方人看来也是荒唐可笑的。在这一方面，邝丽莎似乎要包容、公正很多。
除了以上两点，就整体框架而言，绝大部分的华裔文学作品都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西方，而主人公也多是从中国移民而来，如黄玉雪的《华女阿五》、谭恩美的《喜福会》等等。自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势必要与西方兴盛的基督教文化产生碰撞，而为了顺应西方主流文化，作者只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加以夸张渲染，以满足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这样就进一步固化了东方文化的“他者”形象，巩固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而邝丽莎则直视19世纪初期的中国，完完全全受儒家思想影响，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在邝丽莎《雪花和秘密的扇子》中。她们所接触和经历的都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没有异族文化思想的纷扰，她们不需要向谁妥协。所以邝丽莎能够将中国文化的一隅完整地呈现出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雪花和秘密的扇子》是一部超越了东方主义的华裔文学作品，小说通过描写女书、缠足等传统文化向世人揭开了古老华夏文明的神秘面纱，凸显了东方女性坚韧不屈、美丽多情的一面，颠覆了西方世界眼中的刻板的东方“他者”形象。作品摆脱了以往华裔文学中深沉的政治宗教色彩，为遥远的中华大地上的深邃文化及其子民的谦逊高尚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将华裔文学比做一部瓷器，那么无疑，邝丽莎的这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则是这部瓷器上保存得较为完整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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