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后期朝廷对少数民族的心理变化论文
一、唐朝对少数民族观念上的转变
唐朝前期，对于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社会心理是非常开放、包容的。经过南北朝、隋三百多年的民族交流、融合，北方地区胡汉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且唐朝建立之初就有着一定的少数民族色彩： 唐初皇室母系血统中独孤氏、长孙氏皆为鲜卑，其皇室血统中就有少数民族的成分； 其政权核心成员如长孙氏、豆卢氏、宇文氏、元氏等也多是少数民族后裔。
故唐前期统治者的夷夏区分观念总体上来说并不严格，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华夷一视同仁，视为一家。且唐前期大量少数民族迁入中原地区，少数民族的将领、士兵更是构成唐朝强大武力的基础。少数民族的饮食、服饰、宗教、音乐、舞蹈等同样大量传入唐朝。可以说唐朝前期的繁盛，少数民族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从史书记载看，唐人也很少从“夷夏之辨”上强调夷夏尊卑，对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唐前期虽有许多大臣一如既往地反对对外征伐，如魏征、李大亮、张说等，对境外的少数民族也是严加防范。但是总的来说，在强盛的国力基础上，唐朝有实力和胸襟视华夷为一家，允许大量的少数民族内附、入居中原，大量任用蕃将，唐太宗常以之为行军大将、总管，甚至节度一方，其社会心理是开放的、包容的。
至唐玄宗天宝年间，边境权力集于节度使之手，而中原地区长期太平，数十年不知兵事，为以后的动乱埋下隐患。安禄山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于天宝十四年起兵，先后占领了唐朝东西二京、河南、关中等大片土地，迫使玄宗南下入蜀，肃宗北上灵武。叛军所过，百姓流散，田地荒芜，严重破坏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给唐朝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和经济损失，并遗留下尾大不掉的河朔藩镇问题。吐蕃趁唐调集河西、陇右、安西戍军平定内乱之机，逐步侵占了河陇地区，并多次深入关中，一度攻进长安。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势转衰，中央威信遭到严重削弱，而这次战争是由“安史”为首领的少数民族所掀起，国土亦是为吐蕃所侵占。在这种情形下，唐人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走向保守乃至于排斥。由此，唐后期的“夷夏之防”观念在国家实力下降后也发生了变化，“夷夏之辨”重新兴起。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夷夏之辨”并不是强调夷夏间的区分标准，而是强调华尊夷卑，以从思想文化上强化中央威势，防止“夷”再来扰乱中原文化，进而要严夷夏之防，这正符合唐后期政治需要。
二、唐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心理变化
探讨社会心理应考虑较多的社会阶层，但限于史料不足，笔者将从唐朝廷主要构成人员——士大夫及部分材料中民间的行为入手，来分析唐后期对于少数民族的社会心理变化和变化背后的原因。因为在选材方面可能存在“集萃”的嫌疑，如分析蕃将、藩镇时，选取的多是与中央对抗或受其排斥的，所以笔者尽可能扩大视角，以使分析更客观。
唐中央对于少数民族的戒备，除防范吐蕃、回纥、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外，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少数民族将领的不信任，对河朔藩镇的更加防范，前人对此已有论述，为本文讨论的需要简要赘述于下。
在唐朝前期拥有强盛国力的基础上，玄宗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出身的蕃将节度边镇： 安禄山节度三镇，安思顺节度朔方，哥舒翰节度西北二师。而安史乱军主力多是少数民族如契丹、奚、昭武九姓胡等，唐朝初期任命的抵抗力量之将领如高仙芝、哥舒翰皆是少数民族，但他们并未给中央带来胜利。至肃代之时，人们难免对武人尤其是其中的少数民族产生不信任感。这种对于异族的不信任成为唐后期“夷夏之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了唐与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心态，最为典型的便是唐代宗对仆固怀恩和唐德宗对李怀光的不信任。
仆固怀恩之反，皇帝和大臣均知其实情，颜真卿曾说：“且明怀恩反者，独辛云京、李抱玉、骆奉先、鱼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唐代宗在怀恩死后曾言：“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既然言其反者仅有四人，代宗亦知其不反，那为何不为怀恩澄清接受安史叛将投降是朝廷的旨意，而非怀恩养患拥兵，坐视怀恩被逼反？笔者以为，除了怀恩个人性格刚烈，与上述四人不和外，主要是因为当时朝廷因安史叛乱，对武人尤其是其中的蕃将产生不信任感，就连对唐朝有再造之功的郭子仪也被多次夺权，李光弼不敢入朝而死于任上，何况是新任朔方军节度使的怀恩。这一时期，唐朝对于少数民族的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其产生较重的防范心理，所以唐代宗才会纵容怀恩遭谗，迫使其走上叛变之路。
这种心态对唐后期影响很大，德宗时朔方军主将李怀光的反叛原因与怀恩如出一辙。怀光之叛除了朔方军实力过大，不易掌控外，李怀光本人契丹的身份，在唐朝廷心理转向排外的背景下，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虽然之后神策军及朔方军中仍有大量少数民族将领存在，但始终是以皇帝信任的更高一级官员如神策中尉、宰相等为其最高长官。
对于唐末沙陀李克用的态度，更是反映了唐室对于少数民族的防范心理。沙陀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为唐室平定庞勋、黄巢起义立下大功，震慑凤翔节度李茂贞、宣武节度朱全忠，就当时情形而言，对唐室来说相对更为可靠，但是昭宗及大臣不信任沙陀人，非迫不得已不求救于沙陀。以上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后期中央不信任少数民族将领的防范心理。
河朔藩镇是唐后期另一重要防御对象。安史之乱后，唐朝传统的.防范对象在外主要是吐蕃、回纥、南诏等对唐有较大威胁的势力； 在内，蕃将只是数量较少的防范对象，唐后期集中精力最多的防范对象则是河朔藩镇，它属于直接导致唐朝转衰的安史之乱后的遗患。
安史叛军主要将领以及士兵大多为胡人，陈寅恪先生认为，安禄山即是“羯胡”，其之所以懂得战斗，当受其母系突厥以及奚、契丹的影响。而安禄山用来征战的主力，应该就是范阳节镇所要临制的奚、契丹，其最善战的八千“曳落河”是以奚、契丹为主的精兵。安禄山手下将领中最受信任和最以勇悍见称的也多有奚、契丹。之后河朔地区军政自理，赋税自用，尚武之风日隆，成为与中央对抗的独立地区，虽有士人游仕于其幕府，但总的来看中央对其是有排斥心理的，正如魏博史孝章谏其父史宪诚之言：“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这种对于蕃将的戒备心理和对河朔藩镇的防范，与唐前期“华夷一家”的观念明显不同，故笔者认为唐后期“夷夏之防”观念转为以“内诸夏而外夷狄”为主，强调华尊夷卑，即是强调“夷夏之辨”，但是朝廷并未说明夷夏区分的标准是什么。至于唐朝这种心理变化的背后动机，笔者以为，在形势巨变的情况下，两京失陷，皇帝出逃，四夷交侵，大唐由极盛骤至如此境地，唐人心理产生极大落差，自皇帝至士人，难免要有一个供宣泄的对象来转移视线，朝廷一方面寻其原因，一方面试图重聚人心，从观念和行动上凝结新的势力。此举乃政治家所常用，与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很相似，与近代以来中国由天朝跌落至被列强瓜分后，政府及士人们的做法亦颇具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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