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森意义理论的主要思想导源论文
戴维森意义理论是一种思想继承性明显的语义论，已之所以被誉为“当代语义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思想实验”，在哲学界、逻辑学界、语言学界引起强烈反响，除了其本身所特有的创新性外，与其主要思想导源是分不开的。探讨戴维森意义理论的主要思想导源，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一创新性理论的来龙去脉，从而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该理论的深刻思想和重要影响。这一工作往往被我国学界所忽视，这势必导致对戴维森意义理论的理解的简单化和片面化。本文试图立足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思想内容及脉络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抛砖引玉，将戴维森意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一、弗雷格的真值条件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基本立足点来自弗雷格的真值条件论，即陈述一个语句的真值条件便能给出该语句意义的说明的观点。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基于真值条件分析意义的方案所细致加以阐发的正是弗雷格的这个基本看法。
弗雷格出于探讨数学的逻辑基础的需要，提出了关于语句的真值条件语义论。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指称的思想及其贯彻的语义组合性原则。
弗雷格关于思想(语句的意义)和真值(语句的指称)的论述是围绕陈述句展开的。他认为，陈述句包含一个思想，思想就是陈述句的意义。他说:“我称思想为某种考虑真的东西。”语句的意义即思想与语句的真值有关，是借助语句及其真值来说明思想的。那么，什么是语句的真值呢?弗雷格认为，“我把一个语句的真值理解为语句是真的或语句是假的情况。再没有其他真值。”也就是说，语句的真值是语句的真或语句的假。这样，弗雷格就明确区分了语句的意义和指称。他举例说，“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与“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语句都为真，即它们的指称相同，但它们表达的思想不同，对于一个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来说，可能会认为其中一个语句是真的而另一个语句是假的。
弗雷格认为，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它具有它确实具有的真值而必须满足的条件，即真值条件。他说:一个语句所表达的思想和涵义是由这个作为语句的名称据以真的那些条件所确定的，这一名称的涵义——思想——就是这些条件被付诸实现的思想。心这里，他显然提出了这一思想:陈述句的意义——思想——陈述句的真值条件，从而为戴维森采用外延性意义理论研究思路提供了理论准备。
同时，弗雷格对语句的真值的语义论说明为我们提出了一种语义组合性思想。在构造形式语言时，他使用函数结构来处理自然语言语句的主谓结构。在自然语言中，概念和对象分别扮演了类似于函数和自变元的角色。简单语句的基本语法形式是:专名+谓词，这种形式就是一个带有自变元常项的函数，可以用函数表达式它表示属性属于元组的情况。对于语句的语义解释是，它们有意义和指称。语句的意义是它的思想，语句的指称是它的真值。语句是由主语和谓语构成的，因此语句的意义和指称是由主语和谓语的意义和指称确定的。主语由专名充当，谓语由概念词或谓词充当，因此，语句的意义和指称是由专名和概念词的意义和指称确定的。专名和概念词的意义就成了语句意义即思想的一部分。专名指称的对象处于谓词指称的概念之下，例如，“天津是我国的直辖市”，其中的“是直辖市”是谓词，我们可以说，“天津这个对象处于直辖市这个概念之下”。“‘是中’是一种性质”，只不过是“处于中这个概念之下”的另一种说法。这样，弗雷格就给出了关于简单语句的语义解释。
就复合语句而言，弗雷格通过对思想的否定和思想的六种结构的分析，用自然语言刻画了语句的语义逻辑系统。他在《思想结构》中一共探讨了六种结构，这六种思想结构形成一个封闭的整体，其中第一种结构和否定在这里表现为原始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以结构I和否定可以推出其他思想结构，这样就可以把“邢和八”为初始命题联结词构造一个命题逻辑系统。
语义组合性原则即语义递归性生成原则，该原则揭示了语句生成的内在逻辑结构形式，已表明，通过特定的递归生成原则，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一种自然语言所有语句的构成形式，从而从已掌握的有限初始表达式出发理解无限多个新的表达式。因此，这一原则为戴维森的意义理论试图解释一种自然语言的使用者的任一话语的目的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指导。
戴维森认为，如果一种意义理论具有形如意谓的语句作为推断，其中可被一个语句的结构描述短语所替代，可被一个指称该语句的意义的单称词项所替代，那么，其形式表征是一个内涵表达模型，已是通过找出与语句组成部分相关的同义性概念给出整个语句的意义的。这实际上是在意义理论的范畴内讨论意义，除了明显的循环论证外，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像指称论那样对意义追问的无穷倒退的局面，显然不符合他提出的有限公理化和无循环性的要求。而采用弗雷格早就告诉我们的真值条件表征意义便能克服这些缺陷，因为“真之谓词的表征对所需要的那种〔递归性〕结构进行描述，并对自然语言的适当的语义学提供了一个清楚的、可检验的标准一种不过是为语言定义真的理论比起表面上的分析所表明的更接近于构造一种完全的意义理论。”这一断言实际上是建立在弗雷格的真值条件说和语义组合性原则基础上的，表明了它是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二、蒯因的彻底的翻译理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经验解释的理论基础
戴维森明确承认，他在语义学领域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老师蒯因。他在《对真理和解释的探究》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蒯因，没有他，本书无以问世。”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其意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彻底解释理论与蒯因的彻底翻译理论有着不可否认的亲缘关系。
大家知道，蒯因在其自然化认识论理论框架内，提出了旨在为自然语言提供一部从行为到语言的整体上相容的翻译手册的“彻底的翻译”理论。它涉及一种极端的翻译情形:在一种迄今对从未接触过的语言的翻译的情形下，没有业已存在的翻译手册可供依凭，也没有现存的字典可供借助，语言学家除了自己对陌生语言的说话者的行为观察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翻译证据。蒯因设计了一个丛林语言学家翻译土著语言的情形:丛林语言学家对这种语言的翻译只能从与刺激条件直接相联系的语句即观察性场合句开始，把听到的语句和看到的言语刺激联系起来，然后通过问询方式，观察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倾向，即说话者在特定的刺激条件下赞同与不赞同的行为反应，通过不断反复的刺激和观察，逐渐建立起这种语言与语言学家母语之间的语词对应关系，编纂一部翻译手册。这是一部基于刺激意义的翻译手册。
蒯因还将表达式的真假值和土著人对它们的赞同态度联结起来，从而给出真值函项的刺激意义。因为一个否定式是真的当且仅当被否定的那个表达式是假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某个土著语素翻译成“并非”，当且仅当，对于任一土著语句p，土著人赞同p之前附加那个语素而形成的表达式，当且仅当他不赞同p;同理，一个合取式是真的，当且仅当它的两个合取肢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某个土著语素翻译成“并且”，当且仅当，对于任何两个土著语句p和9，土著人赞同由那个语素连结p和9而形成的表达式，当且仅当他既赞同p又赞同9;一个析取式是真的，当且仅当它的两个合取肢至少一个是真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某个土著语素翻译成“或者”，当且仅当，对于任何两个土著语句p和9，土著人赞同由那个语素连结p和9而形成的表达式，当且仅当他或者赞同p或者赞同9。如此等等。
对于非观察性的场合句和恒定句的意义则不能直接通过刺激意义加以确定。蒯因为此建议彻底的翻译者求助于分析假设。“分析假设的方法是利用动力把我们抛入土著语言的办法。它是把奇异的新枝嫁接到常见的老树上的办法。”也就是说，分析假设不是直接将翻译者与说话者当下的刺激证据相联系，而是与翻译者的概念框架相联系，这种概念框架在知识或概念的网络中最终还是要与刺激证据发生关联的，这种关联是通过它们与观察性场合句的关系实现的。
在蒯因看来，无论是刺激意义的翻译方式还是分析假设的翻译方式都与翻译者和说话者的附带信息有关。这些信息包括语言知识、信念知识等等。因此必然引发翻译不确定性的论题，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编纂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手册，所有这些手册都与言语倾向的总体相容，但它们彼此之间却不相容。”意义和信息“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可分离性是蒯因称之为翻译的不确定性的关键所在。”意义和信息的不可分离性表明了经验证据确定意义的不充分性。蒯因认为，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是一个沿边缘与经验紧密接触的人工织造物，如果把整个科学比作一个力场，其边界条件就是经验，那么，我们会发现，边界条件即经验对整个场是如此的不确定，以至于在根据任何单独相反的经验对哪些陈述重新评价上有很大的选择自由。谈一个个别陈述的经验内容会使人步入歧途。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体现了蒯因的整体论知识观。确定语言意义的行为证据和相随信息的不可分离性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被翻译或解释的语言对象的言内语境因素，还要考虑包括语言使用者的情况在内的言外语境因素。蒯因的整体论不仅涉及到语言系统内各语句之间的一种整体论语义性质，而且也涉及到了语言使用者的信念系统内各元素之间的'整体论联系，以及语言系统和信念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关系。正是整体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决定了翻译工作的性质。同时，一部翻译手册的提出和完善不仅仅是联结表达式的事情，而且是预设相同信念的事情，即使在语言学家开始询问土著说话者之前也要做出这种假设。否则，一切交流和翻译活动无从谈起。这就是在蒯因、戴维森和其他人著作中所谓的宽容原则。
宽容原则在蒯因彻底的翻译理论中得到了应用。他在谈到对土著语言中的真值函项的翻译问题时认为，我们只能假设土著语言中的真值函项和我们母语中的真值函项相同。虽然这种做法违背一种所谓的容忍明显的自我矛盾或不一致性的前逻辑思维(urological mentality)的学说，但我们在翻译时别无选择，否则，会使我们对土著语的翻译显得稀奇古怪而难以理解，因为任何恰当的翻译都得遵循逻辑规律。实际上，即使在对观察句的翻译情形下蒯因也预设了宽容原则:而对说话者和翻译者共处的刺激场景，土著人和我们具有整体上相同的心理态度、价值取向和感觉功能，否则，那种刺激意义的方案无法实施。同时，在分析假设时只有预设土著人和我们在某些方面有相似的语言习惯和知识，我们才有可能去解析土著语言的内容和形式结构，从而建立起一部恰当的翻译手册。
前面已经提到，戴维森试图诉诸塔尔斯基的约定模式的真理论给出一种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的形式表征，并且通过这种表征来解释和说明自然语言的意义。可是，单靠语句本身还不足以说明这种理论的解释功能。这一点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因此，如何针对自然语言中丰富的经验事实为从形式上诉诸真谓词的外延主义表征方案提供一种恰当的解释，即如何使之呈现为一种解释性真理论，必然成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核心课题。在他看来，在一种不预设任何语义信息、概念或知识的极端情形下，立足于人类主体间的可观察行为的解释理论有望既能从整体上保持意义理论的外延特色，又能对一种自然语言的说话者的话语作出解释。这种解释背景非常类似于蒯因的翻译背景，即设想的一种完全从头开始理解一个陌生的语言团体的人类学场景。受蒯因“彻底的翻译”的思想启发，戴维森提出了著名的“彻底的解释”的理论。
不难发现，蒯因的彻底翻译理论为戴维森解释性真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戴维森彻底的解释理论就是直接在蒯因的彻底的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先，蒯因和戴维森虽然各自的理论目标不同，但他们最终要求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在彻底的情形下寻求一种经验证据对语言意义的支持关系。蒯因的彻底翻译理论是其自然化哲学体系的一个论据和例证，而戴维森彻底的解释理论是其意义理论的一个环节(另一个环节是约定模式的形式表征)，但二者选择的起点都是相同的，即可观察行为，都是以言语交流方式为突破口寻求“语言有意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叩这一问题的答案的。其次，在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基础上戴维森提出了解释的不确定性论题。戴维森将蒯因翻译理论的意义与伴随信息的不可分离性转变为其解释理论中的意义和信念的相互依赖性，将蒯因的认识整体论发展到语义因素和命题态度的相互依赖的思想。通过这样的转变，戴维森巧妙地将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转变成他的解释不确定性论题。第三，蒯因的整体论原则和宽容原则在戴维森解释理论中得到了充分利用和发挥而成为其基本原则。戴维森全面启用蒯因式的整体论。概括起来，除了整体论的语境意义观外，还在解释真、信念和意义三者(解释三元组)之间关系时始终贯穿整体论原则，而且还将这种原则渗透到研究形面上学的真理方法之中。宽容原则在戴维森理论中贯彻得更为全面。在他看来，蒯因的刺激意义范型难免带有私人的主观色彩，我们应该回避这种讨论方式，其结果是应当全面地运用宽容原则，因此他将其作为一个预设前提全面地运用于说明意义和信念、意义和真、真和信念的相互关系中。
由此可见，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理论在证据基础、主要内容和贯穿的基本原则方面都明显地来源于蒯因的彻底翻译理论。对此，马尔帕斯客观公正地说:“蒯因的工作为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理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背景，标志戴维森工作立足点的正是蒯因关于彻底翻译方案的观念。正是在蒯因的著作中我们才首次碰到整体论、不确定性和宽容这些在戴维森彻底解释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观念。’，对此，戴维森也坦承，他研究意义理论的不少想法本质上是蒯因的，因此读者肯定会为他们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如此深入地一致而感到震撼。虽然他们在一些细小的方面有分歧，但是对翻译的不确定性、整体论和宽容原则的基本看法无疑是一致的。
总之，戴维森意义理论旨在为一种令人满意的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提供恰当的形式表征和经验解释，呈现为一种解释性的真理论，由两付对子构成:一是意义和真结成的对子，这付对子给出了意义理论的具有递归性质的公理化形式表征;二是意义和信念结成的对子，这付对子以彻底的解释的方式从经验内容方面表达了解释三元组(意义和信念)的共生关系。前者受塔尔斯基约定真之语义学的影响，后者受蒯因“彻底的翻译”思想的启发，二者的思想立足点是弗雷格的真值条件意义论。这些哲学大师的经典思想，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石，也正是由于戴维森善于借鉴这些影响深远的理论成果，使其意义理论注定从一问世就潜在地具备非凡的理论优势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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