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训诂语法札记论文
摘要：《论语》是一部常读常新的经典著作。本文从训诂学、语法学的角度，对《论语·雍也》和《论语·子罕》中的两则记录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说解，同时加入语义的照应和上下文的衔接来处理，以求得更加合理的理解，使文义畅通、词顺字安。
关键词：论语，训诂，名词活用，语义照应
对“野”、“史”、“君子”的看法
《论语·雍也》有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目前对“野”、“史”和“君子”的具体训释，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主要有几种看法：一是认为“野”、“史”和“君子”为形容词；二是认为“史”为动词，看作是“饰”字的假借；本文持第三种意见：认为“野”、“史”和“君子”是名词。
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的解释是相对复杂的，比如刘氏提到：“当时君子，非质胜文，即文胜质，其名虽曰君子，其实则曰野曰史而已。夫子为之正其名，究其义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非质备，无以为君子矣。”、“敬而不中礼谓之野，礼是文，野人有质无文，故言鄙略。《仪礼·聘记》云‘辞多则史’……”刘氏主要在于说明或者支撑儒家讲求的礼仪之道，有些地方集众家的解释，而最终就“野”、“史”、“君子”的具体所指却没有言明。后来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对这句话的译文是“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有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得当，这才是个君子。”我们认为有不当之处：从训诂角度来讲，“野”、“史”和“君子”是应该相互对照来加以解说的，在词类和词义上应有相通之处。杨先生在译文中把“野”解释为“粗野”、“史”解释为“虚浮”，都是形容词用法，把“君子”视作名词用法，这样一来显得对全句的说解不够对称，没能表现出三者的一致性，出现了偏差。包咸说“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文质相半之貌”，包咸的说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后来有人以“彬”做“斌”，有人以“彬”通“份”，指参半的样子。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大致是说“文采”和“朴实”的关系，也就是“文”与“质”的关系问题。而刘宝楠始终未能说明该句的要旨，至少不够明确。而包咸所说的“野人”，我们也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加以理解。“鄙略则近于俗”，“野人”是指“偏远之地、目光短浅之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野，郊外也”，根据这些我们才能够理解“野人”并不是在说居住在偏僻地方的人，而是说“质”多于“文”的人：受到拘束，目光不够远大。同理可以理解“史”：“史”就是史官，据《周礼》、《礼记》记载，“史”是当时国家必需的专门人才，以记国之大事，或记帝王、国君的行为、政绩。当然在记载这些事迹过程中，作为统治者不免有标榜自己“德行”的倾向。作为史官，在史书的.记载中不免出现虚夸成分，于是“史”自此有了另一种意味。“君子”并非如刘宝楠所说“群男子”的意思，因为与“野”、“史”相对应，“君子”当理解为当时社会上真正有德有识有才之士。据此可以认定“野”、“史”、“君子”是名词，是指具备了“野人”、“史官”、“君子”这三种人各自具备的最明显特征的人。
我们还可从语法学的角度再做分析。上古时期并未有严格的语法规范，名词本身是具有这种用法的，《论语》中还有很多用例，比如：
（1）、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2）、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3）、固天纵之将圣，有多能也。（《论语·子罕》）
上述例句中斜体部分的词语，我们可以认为是具有了形容词的功能，但它们本身还是名词。这种句子在语法意义上是指前面的本体具备了这个名词（喻体）所具备的性质或状态，这和现代汉语中的比喻很相似，我们把某物比喻成另一物，并不是说这本体和喻体完全相同，而是说本体或本体的一部分具有了喻体的相似性质、状态。所以从语法角度，我们可以对这句话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把“野”、“史”、“君子”理解为名词既不牵强，也符合这几个词语的本来用法和语法性质。这样，从训诂学和语法学的双重角度对这一句话中的重点词语进行了说明，词顺而文安，丝毫不致混乱。
关于“子畏于匡”
《论语·子罕》中有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欲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对“畏”字引用《说文解字》的说法，认为是“恶也”，还引用《广雅》中“惧也，恐也”的说法，认为“夫子见围于匡，有畏惧之意”。此处依据孔子曾经被匡地人围困的史实，认为孔子有“畏惧之意”，并把这种理解作为对该句中“畏”字解释，我们认为有不当之处。依据《说文解字》和《广雅》的说法，“畏”应该解释为“惧也，恐也”，那么它就是表示心理活动的内动词，“于”如果是被动标志，此处把这句话解释为被动用法是不合适的。因为“恐、惧”意在上古时期直至今天的汉语中，如果不适当活用，是不能用于表示被动的，所以把“畏”解释为“畏惧”是局限于词义训释的，没能结合上下文做更为合理的解释和探讨。依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说法，“孔子（及其弟子）在匡地被当地的群众拘禁，（孔子）便道……”，把“畏”解释为“拘禁”，其注释是依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载“孔子适陈、过匡，匡人囚禁孔子”等史实指出“畏”的意思是“拘囚”。杨伯峻先生并未把“畏”解释为“恐惧”。争论焦点就在于“畏”字上。我们认为把“畏”理解为“围”字的通假字，“子围于匡”是典型的先秦汉语的被动句式。在春秋战国时代，用“于”字作为标志是当时最主要的被动句句式。把“畏”解释为“围”，那么它便成为具有被动意义的外动词，“于”字之后的“匡”不仅是指地方，而转义为“（当时在）匡地的人”，就是被动句式中的施动者。更重要的，在《韩非子·难言》中我们发现“仲尼善说而匡人围之”的记载，两相对照，此处理解为被动句，“畏”与“围”通，这是很有说服力的，这是文献例证和文献训释。
根据下文，在“被匡人围（畏）”之后，孔子十分自信地认为“文王既没”之后“斯文在兹”，虽然说到“天之未丧斯文”和“天之欲丧斯文”两种情况，我们却能体会到孔夫子旨在强调“天之未丧斯文”的情况，孔子并未惊恐，集“道德、仁义、斯文”于一身的孔子针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现实已经习惯了，却又实在有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我们可以推断孔子的“道”会时常碰壁，所以即使周游列国，结果却总是不理想，所以孔子及门人经常不被各国执政者理会，甚至被直接驱逐，那么在匡地被围（拘禁）也实在不足惧了。所以把“畏”解为“恐也、惧也”在文中没有明确体现出来。此处解为“围困”之“围”更能使文章通达。从整体的文意、整体的篇章上去把握，更利于准确地分析字义、句义。
参考文献
1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2 王力.《汉语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王力.《王力文集》(第三卷)[C]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4 杨伯峻.《论语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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