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法的价值论文
法是人的创造物，法与人性之间就必然地具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简直就是人性发展的产物。法学中的价值研究必须将人性与法的价值联系起来。因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人性问题是人类关于自身认识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在时间不断流逝的长河中，在人类生活的千变万化后面，传统哲学家们总是希望发现经久不变的人本性，曾提出了各种各样而又相互歧异的定义。”具体地说，在西方，人性问题上最大的争议是人性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即究竟人是理性的或是非理性的；在中国，人性问题上最大的争议是人性的善与恶的问题，即究竟人性是善良的或是邪恶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三个方面揭示了人性的内涵.在人性上的不同认识往往会导致不同法律学说的产生与形成。换句话说，不同的法学学术主张可能是导源于不同的人性认识的。这些学说具有或多或少的科学性，为了全面探讨法的价值的人性依据，有必要对这些主要的人性理论进行评说，并肯定其中科学的部分。要探讨法的价值问题，就必须关注从人性角度进行的法的价值诠释，并应力争对法的价值与人性之间的基本关系作出科学的结论。法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法与人性的关系问题一直为许多学者所关注。中国古代的荀况、古希腊的柏拉图都是将法与人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法学家。荀况在《荀子。性恶》中提出，法是以人性恶作为其产生的基础的。他说，“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性情而导之也。”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指出：“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先考虑这些，然后才考虑到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如果有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就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
（一）法的价值的人性基础
1.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是法的价值的人性基础
也许是由于理性问题本身就过分艰涩，也许是由于理性在历史上被在多重意义上广泛使用，以至于现代的人们难以清楚地把握，现代的著作对于理性的讲解与描述，颇多参差，以致使人莫衷一是。理性被作为人的本性探讨的时候，情况更为复杂。有的学者认为，在人性学说中，理性观是与经验观相对应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与理性相对应的，可能是感性或经验，这是从认识论角度提出的；也可能是愚昧和迷信，这是针对神学而提出的。有的学者，往往不区分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理性，而将其混用。其实，这二者间有着联系，也有着差别。在论述有关问题时，要彻底区别开来是不现实的，作者本人也无法作到。但根据笔者的体悟，在人性问题上，将与理性相对立的观念称为“感性或经验”或者“愚昧与迷信”都有不妥之处。似应称之为“非理性”。（1）人性的理性性质与法的价值
人性是理性的，这一观点在西方源远流长。柏拉图将人性分为三个部分，即理性、志气、欲望。其中以理性为最高。因为，如果志气获得理性的支配，志气便表现为勇敢；如果欲望获得理性的支配，欲望便表现为节制；如果志气、如果都获得理性的支配，人便获得正义的德性。进而认为，人的理性处于了支配地位，善就占有优势，法律就用不着。否则，就必须让人们服从外在的权威-法律。法的作用就是禁止人们放纵欲望，使那些不能按照理性行动的人能够约束自己，以维护个人正义的品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功能，决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乃是人特有的功能。因此，生长养育的生命，不能算做人的特殊功能。其次，有所谓感觉生命，也不能算做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马、牛及一切动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还把人的理性与法联系起来，说，“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斯多葛学派将人的理性自然化，将人的理性等同于自然。而至高无上的法就是自然法。奥古斯丁、阿奎那等学者提出了宗教理性。奥古斯丁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柏拉图的人性学说，认为没有理性的人，就需要依靠外在的命令包括法来控制其欲望。法的目的和作用就是用来控制那些没有理性的人的各种欲望。阿奎那将法定义为，“法律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由管理社会的人所公布的、以共同福利为目的的理性的命令。”在他对法的分类中，永恒法来自神的理性；自然法是理性动物-人对永恒法的参与，体现着永恒法与理性动物的关系；人法是根据永恒法制定的，反映着人类理性，等等。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的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怎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就认为，理性是人的天赋，人与禽兽的差异就在于人具有理性的禀赋。其后，理性主义经过康德、黑格尔发展到极致。在理性被作为一个哲学旗帜使用的时候，“法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法也当然被置于理性的阳光下，受到新的审视……
理性是人所独有的，与其他任何生命体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没有理性，人类就不可能认识到自身对于法这种社会规范的需求，也不可能自主地创设或者运用法来约束自我、规范自我、制止恶行。正是由于人有了理性，才可能有自知之明。法是理性的产物，而不是人类非理性的结果。
（2）人性的非理性性质与法的价值
人性未必都是理性的。亚里士多德在肯定人的理性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非理性。认为人性包含着理性与非理性两个方面。中世纪的神学法学，虽然肯定了神的理性和一定程度的人的理性，但由于其把神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把神的理性置于了人的理性之上，实际上是使理性被践踏，使非理性的神性占了上风。面对理性主义的兴起，非理性的经验主义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培根、休谟都怀疑和贬低理性的意义，强调情感与直觉等非理性的作用。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认为，作为主体的人是个别的、不可重复的，人的非理性成分，诸如意志、情绪、直觉、本能被特别强调，并认为人的非理性因素对于人具有决定的作用。既然人是非理性的，法当然是人的非理性的产物。法与人性的这种关系也就成为与理性论相对应的主张。其实，人类法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人拥有理性，甚至也是因为人具有非理性。人的非理性在法的产生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人的理性的发展是以一定的非理性存在作为认识基础的。人类认识法与运用法的过程，都离不开人类的非理性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或许是好的或许是不好的。但没有非理性的存在，法的产生是不可能的。第二，人的非理性也是法产生与存在的根据。人类有非理性的存在，就需要用代表理性的法，来规范人类的行为，防止和制裁非理性行为，预防和减少非理性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具有理性，也具有非理性。而且这两个方面，一般地说，都是并存的。理性与非理性不是有或者无的差别，而只是一个主次的差别而已。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没有理性或者没有非理性，法都不可能产生。法的价值也因为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并存而被确立了下来。在法产生以后，人类对于法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理性或非理性的方式进行和持续的。对于法的价值的理解，对于具有法的专业知识的学者和法律工作者来说，主要是理性的。而对于法盲或者半法盲来说，主要是非理性的。即使是法学家或者法律家，他们对待法的价值的理解与追求，也很难全是理性的态度和理性的方法。非理性依然会在一定层面和一定程度上发挥其作用。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构成了法的价值的人性基础的重要方面。
2.有善有恶是法的价值的人性基础
（1）人性的善恶理论与法的产生和价值设定
人性的善恶理论不是人类对于人的行为的善恶认识，而是指人类对人性的善恶的认识。弗兰西斯。培根在《论善恶的特征》中开宗明义，“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较大的善，什么是较小的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20世纪以前的伦理学家主要关心的问题，但在20世纪，伦理学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它更关心的是“善是什么”。被推崇为20世纪西方伦理学的乔治。爱德华。摩尔开拓了伦理学的一个新的领域：元伦理学。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善是什么”.
人类为什么要去探求善与恶？这种探讨的目的绝不仅限于要搞清楚问题本身，而更在于要帮助人类区分善恶，衡量善恶，择善而从，取善去恶。人类除运用自己设定的道德来区分善恶，并帮助人们远恶趋善外，比道德更为严厉的手段就是法。人们通过法来表明自己的善恶观念与认识，对恶行予以禁止与制裁，对善行予以提倡与嘉奖。
人性的善与恶的理论探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课题，也是中国文化学说的理论基础。有学者作了这样的概括：“在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的探讨、展开及其演化，主要有儒家的人性说、道家的人性说和中国佛教哲学的佛性说。其中，以儒家的人性说为主导，形成了一种儒、道和佛互济互补的理论格局，从人性理论基础方面，规范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思想的发展。”
概观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与人性善恶学说相关的法学思想和法学理论，不外乎四种基本的观点。一是性善论，二是性恶论，三是无善无恶论，四是有善有恶论。这些看法都包含着人类在人性善恶上的思考。其中难免有失之偏颇的地方。我认为，作为整体的人类或者作为个体的个人，其人性都是有善有恶的，人性中既有善恶之性，也有善恶之因。有善有恶及其内涵的善性恶性、善因恶因构成了法的价值的人性基础。这就是笔者的人性主张。
A、性善论
儒家创始人孔子，除了从宏观上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命题外，缺乏对人性更多的论述。他的认识虽然没有对人性的善恶进行探讨，但是却为人性的善恶探讨确立了一个前提，即任何人在降生以来其作为人性的性质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人性的差别系因后天“习”而有别形成。孟子对人性的认识可以说是儒家的重要代表。其人性理论为典型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可见，仁、义、礼、智的美德，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在肯定人性善的同时，他把人的性与情对立起来，认为人的性是善的，无善恶之别；而人的情则有善有恶。
性善论在一定意义上为法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道德根据。人本性是善的，那么人的恶就是与善相对立的。法是为善而设立的，其目的就在于制止恶的产生。惩恶扬善就成为了法的价值追求。性善论对于解释人类立法的动因与动力是颇有价值的。对于引导法不断为善而进取也是很有价值的。
B、性恶论
中国性恶论的代表人当首推荀况。他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其中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善是人为-经过人的礼义教化-的结果。这里的“伪”，即是人为，经过礼义教化的意思，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虚假”之义。对于“伪”的理解，荀子自己是有所解释的，“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性恶论对于认识法的产生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荀子性恶论的直接要求就是法的产生。他从他所认定的人性出发，认为要防止人性恶导致的“暴”，使人性合于文理，归于治，就必须“有师法之化”。即“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xx生而礼仪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进而认为，“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而后正，得礼义而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性情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由人性恶，到法的意义，荀子都予以了论证。这是性恶论对法的基础意义，它也表明了性恶论对于法的价值。
性恶论看到了人性的恶因所导致的人的恶行。它比简单地肯定人性的善，更为冷静和理性。它在看到人性恶的基础上提出对人性恶的抑制，更为难能可贵。对法的产生提出了与性善论所不同的见解，其意义是不应低估的。但是，它把人的恶因与恶行相混淆，影响了人们对人性的客观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它在肯定人性恶的同时，否认人性的善，又是片面的，甚至使人类创制道德、法等以制止恶的动力何在也无法解释。当年的荀子也意识到了后一问题，在其著作中写道：“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也是人，圣人之善亦人之善也。更何况即使是圣人之善也有一个为有善者才能接受的问题。但荀子忽略了这些。C、无善无恶论
无善无恶论有三层意义上使用的情形。一是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二是认为，人性都是无善无恶的，具体的善与恶应因人而异。三是认为，人在原初、绝对孤立或无道德准则的状态下是无善无恶的（而其社会化和具有社会性后则是有善有恶的）。
第一层意义的无善无恶，是就人性所作的一般概括。据说，我国战国时期的告子就有过类似的观点，“性无善，无不善。”“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我国许多学者都是基于第二层含义，认为人性是无所谓善和恶的。具体善与恶则应针对具体的人具体分析。这种见解是值得商榷的。人性是作为人都具有的属性，如果人性都是个别的，那就很难有什么人性之说，因为，人性这一语词本身就表明，它首先就应当是普遍的、人所共同的，其次才是具体的人的人性。当然一般的人性是以个别的人性作为基础和前提的。但不管如何，人性也非仅限于个别，甚至只肯定个别，而否定了一般。因此，基于该层意义的无善无恶论是有失偏颇的。
至于第三层意义上的无善无恶论，尽管只是对特定状态下人性的概括，不具有普遍的性质，则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人性的无善无恶论是基于原初的人而得出的结论；或是基于孤立的、与社会和世界没有联系的人而得出的结论；或是基于人类尚无确定的善恶道德准则时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一个刚刚来到人世的婴儿来说，其人性是无所谓善与恶的。他们尚未社会化，其思想意识中也没有人间的善与恶的观念，其行为也不可能有善与恶的分别，我们也不能用善与恶来认识其行为。我国古人所持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其中的“善”，如果说是善，还不如说是“无恶”。在一个人孤立生存的世界里，人性是没有善恶的。因为人性都是基于人是类的存在物才产生的。人与其他动物之间，谈不上善与恶。而且无法用善与恶来衡量与评价其思想与行为。由于缺乏类的存在，人的用于衡量与评价善恶的道德都无法产生。在人们尚未建立道德标准的时代，人性也是无善无恶的。因为善与恶都是人类道德产生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构成部分。离开了道德，任何思想与行为都将无所谓善恶。所以，在没有道德准则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善与恶。因此也才有无善无恶之说。尽管在第三层意义上，人性的无善无恶论是成立的。但就人性总体来说，它依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三层意义的三种情况都是人类的特定情况，而非人类的常态，不能作为对于人性的一般概括。D、有善有恶论
“有善有恶论”，指的是两重含义上的有善有恶。一是不同主体，有的人性是善的，有的人性是恶的。二是相同主体，其人性中既有善的因素，也有恶的因素；既有善的倾向也有恶的倾向。
第一重意义上的有善有恶，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其传统的。董仲舒就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他所谓的有善有恶是指不同主体，有的为善有的为恶。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并认为，圣人之性，先天即是善的，无须教化；中民之性，需要教育；斗筲之性，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王充认为，性善是中人以上，性恶是中人以下，善恶混是中人之性。
第二重意义上的有善有恶，在中国历史是否有学者作过探讨，笔者未及。“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是否类此，由于其语焉不详，无法确知。而笔者是赞成这一认识的。
笔者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中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人性有善恶的分别，人性有善恶的根因。
人，不仅是作为整体的类的人，具有善恶之性，就是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同时具有善恶的两种本性。所谓圣人、君子，无非是成功地抑制了自己本性中恶的成分而趋向于至善者。圣人、君子都是向善而能善的，只是善的程度有所不同，并非其本性中没有恶。如果圣人、君子本性中就没有恶，他们也就不值得人们那么敬重了。人要彻底战胜或驱除本性中的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人洗心涤虑、潜心修行才能作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无不是为引导人克制本性中的恶，引导人去恶向善而创设的。历代道德典范无不是能在内心中去恶扬善的榜样。也正是因为人要战胜自己的恶性很不容易，所以那些敢于并能够战胜自己恶性的人才那么为人们所钦佩、崇敬。
人性既有善恶的分别，也有善恶的根因，并且善因恶因并存。
人性的善恶，是指善因恶因，还是善行恶行？人性包括着善性与恶性，而不是包括善行与恶行。性，是属性、性质的意思，并不是行。行，是指行为。人性的善恶根因决定了人的行为的善恶之分。它们之间有着原因与结果的关系。
我们不能把人性可能导致人去作恶，就认为人性就是恶的，其实，在人性可以导致人去作恶的同时，它也可以引导人去从善。只看到人性可能导致恶，就认为人性是恶的，是片面的。正如只看到人性可能导致人从善就认为人性是善的一样。在认识人性的时候，许多学者都把人性与人的行为相混淆。人的行为有善有恶，是因为人性中存有善恶的根因。
人性中有导致人去作恶与从善的根因。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对物质的需求，这种需求本身并不是恶，但是如果采取不正当的方式或者途径去满足这种需求就必然会产生恶。人的意识属性（或者称精神属性）就可以使人认识自己需求的合理与否，自主地选择正当的满足自己需求的善或恶的行为方式。人的意识属性使人具有了从善的根因。但它也不等于就是善。因为，人也可能依据自己的意识而为恶。如果从人性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个方面来看，结论是同样的。非理性，易于使人作恶，但并不一定就是使人作恶，它本身更不是恶。理性，为人们区分善恶创造了条件，使人们能够认清善恶，但人们也可能利用“理性”能力去作恶。肯定人性的有善有恶，包括有善恶之分和有善恶之因，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人性。一是可以避免人们将人性作或恶或善的单一认识，将人性简单化、片面化。二是可以避免人为地为人性定性，使人性认识背离人性真实。
肯定人性有善有恶，有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人本身。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善人（好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善人（好人），恶人（坏人）在任何方面都是恶人（坏人）。恰恰这又与人的真实情况大相径庭。一个并不是用简单的“善人”（“好人”）或“恶人”（“坏人”）就能界定的。人也并非被分为善恶或者好坏两类。一个作恶多端的罪犯，可能非常孝顺其父母、挚爱其儿女。其犯罪是恶，但其孝顺父母、挚爱儿女则应当被认为是善。一个劳动模范，也有可能违法犯罪。作为劳动模范当然是善，而违法犯罪当然是恶。这恶与善都来自其本性，从人性的有善有恶中，我们可以得到比片面地认识人性更多的启示；我们对于人本身也会有更为真实的认识。对于好人的“恶”与坏人的“善”才会在理性上予以接受和理解。肯定人性的有善有恶，有利于人类利用自己的行为规范引导人的行为，防止人性中恶的因素的作用。人性中有恶的根因，人类才可能作恶；人性中有善的根因，人类才可能行善，才可能努力地避免恶，甚至抑制恶。人类善因与恶因的并存决定了包括法在内的行为规则的存在意义。这一点，是被荀子思考到了，而又忽略了的。他面对“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的疑问，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这一解释多少有些勉强。如果人性本身无善因，圣人从何而生？凡夫俗子们又何以能领悟圣人的至善情怀？所以，正是人性的善因与恶因并存，才为人难免作恶又要防止作恶奠定了人性基础；正是人性的善因与恶因并存理论，才为人为什么既会作恶，又要防止和惩治作恶作出了恰当的解释；正是人性的善因与恶因并存理论，才使人们无尽善与无尽恶的人性现实可以被理解。
肯定人性的有善有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对人对己，并在对人对己中运用法律和道德来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就对人来说，如果他人有不好的地方，我们除了要帮助其改正之外，还应予以宽容。是帮助或是宽容，法律、道德都是我们进行判别的标准。对于自己来说，明知自己本性中有善有恶，就应当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努力克制自己的恶性，张扬自己的善性。而何为善何为恶的判定依然离不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
（2）人的属性与行为的善恶制约着法的产生与价值
人类为什么要创设法？法的产生与人性有着极大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法的产生，是人性导致人类行为有善有恶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有善有恶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础。人的恶性与人的恶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对象，才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人一旦社会化以后，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就可能会与他人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冲突的产生，是由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和物质生活资料等的稀缺性所决定的。
人的第一需要就是生存。这一点，是不可否认。人为了更好地生存，就必然会谋求发展。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作为基础。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等作为基础，任何人的生命本身就不可能存在。至于精神再伟大也会因缺乏人身这一载体而成为奢谈。
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等并不是无限。有史以来，尽管物质生活资料等的数量不断增加，种类日益丰富，但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等总是处于匮乏状态之中。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等增长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在增长，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增长还要快。因此人类始终处于物质生活资料等短缺的环境之下。稀缺成为人类对物质生活资料等最经常的结论。
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物质生活资料等，而物质生活资料等又总是处于短缺的稀缺状态之下，人类每一个个体乃至整体都必须关注对物质生活资料等的获得。如果采取正常的、符合人类普遍道德要求的方式去获得，当然就是善。但如果以非常的，甚至违反人类道德法则的方式去获得，就是恶。对于这种恶仅靠道德的作用，是无能为力的。在人类相亲相爱、亲密无间的原始时代人类实际上就已经有了如何分配、交换物质生活资料等的原始规则，人类的个别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等的获得并非都能尽守原始规则。违反规则的人，就会去抢劫、抢夺、偷盗、霸占，或者通过不恰当交易方式获得，等等。为了维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秩序，他们要受到谴责，甚至某种处罚。在原始规则的基础上，渐渐地建立起了道德规范，进而形成法律规范。
通过劳动、分配、交易等获得物质生活资料，本身并无善恶，人人都需要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但获得的方式是有善恶的差别的。只要通过非常的方式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就是一种恶。当这种恶难以为比法更早产生的其他社会规范，诸如道德、习惯调整或控制的时候，法的产生就势在必然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恶，人类就无须法。法的设定，本身就有惩恶的价值定位。
人的善性与人的善行，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现。人类之所以要创设法，可以说是因为人类有恶的存在。的确如此，如果人性中没有恶的存在，当然是不需要法存在的。但是人类为什么面对恶要去追求善，这正说明了人类并非仅有恶，应当说，人类在有恶的同时，更有善。如果说是人类的恶导致了法的产生，还不如说是人类的善导致了法的产生。
人的恶，是法产生的前提；人的善，则是法产生的动力。没有人的性与行的善恶，便无法的产生。
人性中善因恶因并存为人类行为的有善有恶提供了人性基础，人性的善因恶因并存与人的行为的有善有恶导致了法的产生，法的产生又反过来证明了人性的善因恶因并存。法就是为抑恶扬善而产生的。抑恶扬善，法的价值追求。善，法的重要价值目标。
3.人的自然性、社会性、意识性的结合是法的价值的人性基础
（1）人的自然性是法的价值的重要依据
人是自然物，具有自然的属性。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地球与人类都不是上帝或者其他神圣所创造的。人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一样，都是自然按照其规律发展的结果。“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人类来自自然，必然具有自然的属性。首先，这种自然性表现为人都拥有自然生命。人都是以生命体存在的。没有生命当然就无所谓人的存在。“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其次，人的自然性还表现为人的生存都离不开必要的吃、穿、住、用，即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人的吃、穿、住、用的需要是由人的自然生命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人拥有自然生命也就必然需要吃、穿、住、用的物质生活资料。“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再次，人的自然性还表现在人都有一定的动物性。人都具有一定的动物性。只是这种动物性受到其社会性和意识性的约束，或许表现得多些，或许表现得少些而已。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xx，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人的自然性，在多个层面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法的产生与价值。
首先，由于人具有自然性，人就必须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途径和方式如何，就有道德上的正当与不正当、法律上的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用劳动、交换的方式，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如果采取诈骗、抢劫、抢夺、偷盗等方式也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这种方式必然会危害人类的生活秩序，危及人类的生存。对此必须予以禁止。但是对于这种获得方式，仅靠道德是无法彻底禁绝的。道德难以制止其中的恶行，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远比道德更有外在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法就有了产生的必要。法也就获得了弥补道德不足、实现道德原有期望目标的价值使命。其次，人的自然性，对于法的某些价值追求来说具有直接的决定与根据的意义。人是自然的人，自然生命的存在与安全必然被放到相当首要的位置加以特别强调。当原始社会规范、道德都无力保护人的生命的生存、安全的时候，法的价值也就凸显了出来。应当说作为法的'价值的生存、安全，首先就是源于人的自然性的。没有人的自然性，断无谋求生存、安全之说。法的其他许多价值也无不需要以人的生存与安全作为最基本的依据和前提。
（2）人的社会性是法的价值的重要依据
人总是社会的人，必然具有社会性。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与其他生命体的根本区别之一。首先，从人类来讲，人类的起源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就是人与人的结合的产物。人类原始时代的群体，也就是当时的社会。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历程中，群体是人类进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有群体的存在，才可能有人的存在与进化。
其次，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来看，人是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就个体的人来说，不可离开人类而孤立地生存在天地之间。人们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工作单位，从一个工作单位到另一个工作单位，其实都是在社会中的位移而已。
再次，人的活动与潜能的发挥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人如果是绝对以个体状态存在的，那么其活动就不会具有社会的意义，其潜能的发挥与否，就缺乏评价的主体和评价的准则。因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人的社会性为法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并决定着法的价值设定。
首先，人的社会性为法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人如果不是社会的，而是绝对孤立的存在，当然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也就没有与他人合作、与他人交换、被他人侵犯等问题。法总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因此，人没有社会性，就不可能有法的产生，法也因此而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根据。其次，人的社会性是法的某些价值的最直接的基础与来源。如秩序、平等、公正等，他们都是以人的社会性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依据的。有人与人结合的社会性，才会有人与人之间具有稳定性或一致性或连续性的关系状态-秩序。人的平等总是在人与人的共存中提出和要求的。仅就一个人来说，平等是没有意义的。个人的平等因没有参照系，也就无所谓平等或不平等。公正，之所以叫公正，就不会是没有社会性的人所能具有的。公者乃多人之谓也。没有社会性的人当然不存在“公”的可能。
（3）人的意识性是法的价值的重要依据
意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又一重要属性，它指的是人所具有的精神属性。
人的意识性，使人的劳动区别于动物的劳动，并具有创造的性质。如果人没有意识，人的劳动与动物的劳动就没有区别。“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
人的意识性，使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与动物的自然性、社会性相区别。人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动物也具有自然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性。但是，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与动物的自然性、社会性不同，就在于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是与人的意识性伴随着的，而动物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却没有这种意识性相伴随。“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
人的意识性是法产生的精神基础。人的意识性使人能动地、创造性地对待外部世界，引导人有目的去创设人为世界，包括创设人为世界的各个部分。法是人为世界的产物。人们之所以会创设天地之间本不存在的法，首先依赖的就是人的意识性，有了这种意识性，人们才有了法产生所必须的主体创造性。尽管法的起源并非完全出自人的完全自觉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觉不自觉的产物，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质。这是针对法的产生导源于人的社会发展，尤其是导源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意义上讲的，而不是说法是人无意识的产物。这并不排除人的意识性对法产生的意义。相反，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离开了人的意识性，是绝无可能产生的。
人的意识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的意识中包含着人的自我意识。“生活要求人不仅要认识外部世界，而且要认识自己。在反映客观现实时，人不仅处于认识外部客体的过程，而且也在认识作为一个有感觉并能思维的生物的自我本身，认识自己的理想、利益和道德品质。人把自己从周围世界中抽出来，就可以看清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看清楚自己在感觉什么、想什么和做什么。由此出发，人类就开始了从自在向自为、从生物本能向自由自觉发展的历程。正是自我意识开辟了人类自我控制、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的可能性。”法并不是人创造出来改造自然世界的工具，它是被用于调节人与人自身关系的手段。正是人实现自我控制、自我教育与自我完善的规范。没有人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意识能力，对社会的人与人关系的理性认识，人就不可能创设出法。即使产生了一个被叫做“法”的东西，也不会是为人的自身发展与完善而设计的，当然也就无法达到服务于人本身的法的目的。
价值论的产生本身就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是人类对自己及其命运的极大关注的结果。“正是因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人的终极关怀，对哲学功能的重新思考，使价值论脱颖而出，成为哲学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价值论非但不会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相反，它会越来越有生命力，只要它不断地更新，不断地从人类的关怀中吸取自我发展的动力。”法的价值理论的产生也是如此，它同样是人类自我意识进步与文明的表现，随着人类的发展，法的价值一定会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法的价值的研究也会更加深入。
人的意识性使人的精神活动与社会实践具有价值定向性。“人类的活动，无论是认识或是实践，都是追求价值、实现价值的过程。不能取得或实现价值（无论是实用价值还是审美价值），人类根本不会给自己提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人类也就不成其为人类了。追求价值作为人类活动的一般目的，直接决定着主体活动的指向性，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人的全部激情、意向和活动过程，无不服从经过选择了的价值目标。”人类创设法的时候，也就赋予了法的价值定向。尽管人类在创设法之初，也许未能对法的价值作出全面的认识，但是，一定是设定了一定价值目标的。
法的一切价值，包括直接导源于人的自然性的生存、安全，和直接导源于人的社会性的秩序、平等、公正，等等，以及自由、人权、法治等都无法脱离人的意识性。它们都是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
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与意识性共同构成了人的属性。其三者的统一，为法的产生，为法的价值奠定了人性基础。
（二）法的价值对于人性的作用
1.法的价值引导人性的发展
法的价值包含着人类关于法律问题的良好价值追求。它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等都是人类善良愿望和美好追求的集中反映。法将其结晶为价值目标，确立为人们关于法的超越的绝对指向，就为人们确立了关于法的崇高精神信仰。人类的社会生活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无法离开法，甚至会与法始终相伴，法的价值追求在体现人的价值追求的同时，必然会作为人的价值追求的一个中间环节指引人们处理和对待相关的事务。
人性具有抽象的一面，人性更有具体的一面。它是由每一个人的人性集合而成的。每一个人都在法的关照之下生活，法的价值追求就必然会影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应当依照法而生活。虽然在任何时代都无法使每一个人都严格地守法，但是守法者还是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人们对于法的遵守，显然是对其所处时代法的价值自觉与不自觉、自愿与不自愿的认可。在法的价值引导下，人们从事社会生活，久而久之，法的价值不仅具有原本具有的深厚的社会思想文化基础，而且还会更加深入人心，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进一步内化为人们的内在精神。这个时候，法的价值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它对人类一切善良与美好的追求都会成为人类向善的动力，在人们的内心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而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使整个人和人的整个活动都能倾向于法的价值所昭示的准则、企求与期望。人性就理所当然地在法的价值引导下，在社会实在与人们内心的两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进步而进步。
2.法的价值校正人性的变化
人性有无变化的问题，是一个十分艰深的问题。我认为，不能笼统地简单判定人性变还是不变。人性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人性在本原和总体上是无所谓变化的，它应当有其恒定的性质。但是离开了这一层意义，就人性的内容而言，也还是有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问题；就每一个人的人性而言，也还有一个良性发展与畸形恶变的问题。也就是说，人性也是有变化的。人类的人性内容的变化、每一个人的人性的变化都会存在一个是变好或是变坏的问题。法的价值具有防止人性变坏的意义。如果说普遍人性内容的变化，非常宏观而不好把握的话，每一个人的人性变化却是非常具体，而易于把握的。法的价值在每个人的人性变化中的作用表现得十分充分、具体。法的价值在防止每个人人性的畸形恶变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一个人产生违法犯罪意思的时候，也许就是由于法的存在而使其放弃违法犯罪的意思。预备违法犯罪，甚至正在实施违法犯罪的人，也许想到法律规定或者法律制裁而中止违法犯罪。法在这里就通过具体规定和制裁措施而阻止了这些人性的恶变，甚至使人改恶从善。在违法犯罪发生了的时候，法通过在法的价值指导下的法的适用而使各种违法犯罪受到法的制裁。法的价值不仅发挥在违法犯罪者本人人性的矫正上，而且也使其他人的人性变化受到警示，或坚守善良之本性，或放弃其恶念而修正其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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