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三教合一”与“称佛反道”思想的矛盾性论文
目前学术界对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可谓众说纷纭。就“三教合一”与“称佛反道”两派来讲，往往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针对这种现状，笔者从作品的实际内容、创作背景、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以及作者的生平事迹、生活环境等因素入手，对“三教合一”与“称佛反道”这两种思想的矛盾性作了一下尝试性的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中国固有的“实用理性精神”在作怪。这对于加深对《西游记》主旨的理解，具有一定意义。
一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曾借孙悟空之口言道：“今日灭了妖邪，方知是禅门有道，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第四十七回圣僧夜阻通天水金木垂慈救小童），以表明自己“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张和精神指归。关于《西游记》三教合一的观念自古就有阐明，曾被誉为在“中国小说思想史上唯一挤进了亚里士多德命题”的明人袁于令在《西游记题词》中曰：“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而引伸之，何境不通？何通不洽？而必问玄机于玉匮，探禅于龙藏，乃始有得于心哉？”到了清代，全真龙门派著名道士栖云山悟元子刘一明在《西游原旨序》说：“其书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也表明了《西游记》“三教合一”的这一观点。以《易经》解《西游记》的清人张含章在《西游正旨后跋》中亦云：“窃拟我祖师托相作《西游》之大意，乃明示三教一源。”时至民国，鲁迅先生为也此观点作了论述：“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宜附会而已。”总之，《西游记》“三教合一”之观点在元明清直至民国的学术界已成主流，关于它的论证也很充分，故在此不做多叙。
然而，当我们通读这部整整八十六万余字的《西游记》时，不难发现这部巨著至始至终确有明显的“崇佛反道”之倾向，且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极其强烈的“反道”气息。“大闹天宫”是《西游记》中的最杰出之笔，在这一段中孙悟空“先偷桃，后偷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仙丹，又将御酒偷来此处享乐”（第五回），犯下了“十恶之罪”。这还不够，那猢狲竟要“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甚至说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这等疯言痴语。先不说“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渎、普天星相，共十万天兵”（第五回）未能降了孙悟空，就连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托塔李天王、哪吒、四大天王、赤脚大仙、四海龙王、阎王、七仙女，雷公电母等这些个道教神仙谱系中的最著者也都被孙悟空一一弄瓦。情急之下，玉皇大帝请来了如来佛祖，而如来竟易如反掌地将悟空压在了五行山下，这样的描写也暗示了“仙道”的无能与猥琐以及“佛法”的无边与崇高。在《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一再宣染“称佛反道”的基调，并且精心塑造了“心胸狭窄、自私狠毒的仙道形象（太上老君、镇元大仙、太白金星）”；“卖弄道术、谋权夺利的妖道形象（车迟国的三位大仙、乌鸡国的全真道人、比丘国的国丈、黄花观的百眼魔君）”；以及“愚昧无知、疯狂痴迷的人道形象”,进而达到“揭露道徒的跋扈，讽刺佞道的愚妄，指责道术的淫邪”之目的，将“反道”之为推到了极致。
目前学术界,就上述的“三教合一”与“称佛反道”两派来讲，往往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针对这种现状，笔者从作品的实际内容、创作背景、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以及作者的生平事迹、生活环境等因素入手，对“三教合一”与“称佛反道”这两种思想的矛盾性作了一下尝试性的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中国固有的“实用理性精神”在作怪。
二
“以农为本”的中国，自古就形成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性格特征。关于这一性格特征，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用过一句很精辟的描述加以概括之：“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稼穑，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以农耕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更加注重的是“务实精神”，这也促成了国民“实用理性精神”的形成。著名学者李泽厚就“实用理性”这一名词作出了较为精确的解释：“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狂热的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扼杀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种平衡。”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实用理性精神”并不等同于西方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从希腊词παγμα（行动）派生出来的，它的特点在于过多地强调“行动”和“效果”。但中国的实用理性精神的特征是“使人们较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的‘天国’，从幻想成仙到求神拜佛，都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非常执着于此生此世的现实人生”。而我们的《西游记》恰恰是一部“从幻想成仙到求神拜佛，都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的巨著。
三
我们都知道，“三清”是道教神仙体系中的最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元始天尊，是道教最高神灵“三清”尊神之一，被道教认为是开天辟地之神，故称“盘古真人”，在“三清”之中位为最尊；灵宝天尊原称上清高圣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道经认为他是在宇宙未形成之前，由混沌状态产生的元气所化生，是仅次于元始天尊的第二位尊神；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居“三清尊神”的第三位，是道教初期崇奉的至高神。由此可见，三清在道教神仙体系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然而，吴承恩对道教中的这三位最高尊神的态度竟是“视如敝屣”、“不屑一顾”，在第四十四回（法身元运逢车力心正妖邪度脊关）中叙到：
“二更时候，孙大圣心中有事，偏睡不着，只听那里吹打，悄悄的爬来，穿了衣服，跳在空中观看，原来是正南上灯烛荧煌……两边道士奏笙簧，正面高公擎玉简。宣理《消灾忏》，开讲《道德经》。
……行者道：“这上面坐的是甚么菩萨？”
八戒笑道：“三清也认不得，却认做甚么菩萨！”行者道：“那三清？八戒道：“中间的是元始天尊，左边的是灵宝道君，右边的是太上老君。”行者道：“都要变得这般模样，才吃得安稳哩。”
行者道：“兄弟呀，吃东西事小，泄漏天机事大。这圣象都推在地下，倘有起早的道士来撞钟扫地，或绊一个根头，却不走漏消息？你把他藏过一边来。”八戒道：“此处路生，摸门不着，却那里藏他？”行者道：“我才进来时，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门儿，那里面秽气畜人，想必是个五谷轮回之所。你把他送在那里去罢。”这呆子有些夯力量，跳下来，把三个圣像拿在肩膊上，扛将出来。到那厢，用脚登开门看时，原来是个大东厕，笑道：“这个弼马温着然会弄嘴弄舌！把个毛坑也与他起个道号，叫做甚么五谷轮回之所！”
那呆子还变做老君。三人坐下，尽情受用，先吃了大馒头，后吃簇盘、衬饭、点心、拖炉、饼锭、油楔、蒸酥，那里管什么冷热，任情吃起。原来孙行者不大吃烟火食，只吃几个果子，陪他两个。那一顿如流星赶月，风卷残云，吃得罄尽……。
吴承恩把“三清”的最终归宿安排在了“五谷轮回之所”，足以显现出他对仙道的“熟视无睹”。个人认为，吴承恩在在第四十四回中的这段在三清殿中富于幽默滑稽的描写已将其“反道”的行为达到了一种极致与高潮。
尤其到了嘉靖年间，北方有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南面又有倭寇屡屡偷袭，使“南倭北虏”成了大明朝的最大祸患。因此，作者曾在四十四回（法身元运逢车力心正妖邪度脊关）中者借八戒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第四十四回）”，充分表达了他对当时“无处安宁”的社会现状的不满之情。
想想《西游记》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一个帝王荒淫无道，沉迷于道教，不理朝政；奸臣权势熏天、陷害忠良，卖官鬻爵，胡作非为；特务横行，宦官专权……致使百姓颠沛流离的时代。当时正值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执政，朱厚熜十分尊崇道教，滥用民力，大肆建造宫观，沉迷于方士道术，整日炼制丹药以求长生，二十余年不理朝政。为了能“早日成仙”，他还任命道士邵元节为礼部尚书，道士陶仲文为少傅、少保，这在整个古代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西游记》中对比丘国国丈、车迟国的国师、乌鸡国的全真道人等形象的塑造正是对道士参政这一事实的讽喻。一些道士和朝中奸佞狼狈为奸，使朝廷一时间变得乌烟瘴气，吏治败坏，朝纲废弛。也许吴承恩并不想“反道”，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贬低“道”，甚至说他也是“信”道的，但时代强烈需要像吴承恩那样具备博晓古今之才识的“文人志士”的呐喊，这种“需求”转嫁到了吴承恩的身上，就需要他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而“背弃信仰”地去切身实践“实用理性精神”。
四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的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做学方法，《西游记》也不例外，是一部“儒为立本、道为入门、佛为极则”的著作，是一部“经验”、“实践”之作。《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形象都有着明显的“三教合一”的烙印。熟悉吴承恩生平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到，《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的形象都与作者吴承恩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就拿孙悟空的形象来讲，他“成于精、隶于道、忤于神、制于佛”，这一成长过程也不免与作者的发展心路历程有关。讲到“制于佛”，肯定有不少人会反对道：“吴承恩并不信佛”，因为他们关于这一观点的有力论据是在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中阿傩、伽叶两位尊者向唐僧索要“人事”，认为这是吴承恩想在有意贬低佛。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成熟的，因为这一细节与禅宗的“拈花公案”有关。《西游记》中就孙悟空对众佛菩萨的嬉笑怒骂的描写，也恰恰体现了禅宗“骂佛”的.历史渊源。再者，关于吴承恩“信佛”之说有诗为证：
几年梦绕金山寺,千里归舟得胜游.佛界真同江月静,客身暂与水云留.
龙宫夜久双珠见,鳌背秋深片玉浮.醉依石栏时极目.霁霞东起海门楼.
——《射阳先生存稿卷之一》
这首诗是吴承恩到南京考举人落榜回山阳时，路过金山寺而作的，诗中不免表达了他对“佛界”的向往。在嘉靖年间，大量寺庙被倭寇焚毁，吴承恩曾为修复山庙而写诗募捐，难道说这也是吴承恩在贬低佛、不“信”佛吗？当然，提及“信”，
我这里并不是指“信仰”，这里所谓的“信佛”或许是作者心迹的表露，或许是他爱国心的驱使，而并非狂热的宗教信仰。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实用理性精神的特征：“使人们较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的‘天国’，从幻想成仙到求神拜佛，都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非常执着于此生此世的现实人生”。吴承恩写《西游记》其实就是为了“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且“非常执着于此生此世的现实人生”而披阅数十载。
大家都知道，盛唐是一个“三教鼎立”且国家富强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朝代敢以用“盛”字加冕。即便唐朝统治者奉老子为李唐王朝的始祖，将道教定为国教，但也并没有使国家走向衰亡（这里指唐前期）。关于《西游记》是一本呈给明朝统治者的“谏言册”的观点也不无道理，吴承恩花了几十载的心血来编著《西游记》，其目的就是为了劝诫统治者不要迷恋于道教，而要像唐代的明君一样处理好三教间的关系，从而治理好天下。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西游记》其实也表达了作者对盛世王朝的一种终极向往，是作者执着“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的外在表现。
对《西游记》中的“实用理性精神”的理解，我们不妨以“五四”运动作为参照。提到“五四”运动，目前还有许多人因“五四”的反传统举动而愤愤不平。但是，我们要知道“五四”反传统是从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出发的，是当时的“文人志士”在分析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具体情况后作出的明智的选择。“五四知识分子以西方为参照，通过对中国道统的否定、学统的解构和文统的革命，来达到思想启蒙、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目的，其实质并非‘全盘反传统主义’。五四‘反传统’为旧传统向新传统的转化开启了门径、为旧儒家向新儒家的转化提供了契机”。这也就是说，“五四”表面上是反传统的，但实质上是在保护传统文化。这就如同《西游记》一样，吴承恩在作品中呈现的“反道”倾向并不与他在实际生活中的信仰相一致，这也就是作者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而“背弃信仰”地去切身实践“实用理性精神”的结果。
像这样例子还很多，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千百年来对“实用理性精神”的继承与实践，这种“继承与实践”也造就了中国传统知识文人们“经世致用”、“不平则鸣”、“文以载道”的行为习惯，从而促成了中国文学鲜明的实用理性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就成了历代文人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即便老子曾曰：“道法自然”，可老子的“道”是指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而非无意识、无规律的，这也体现着对现实的关注。我们可以说，整个先秦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到了唐宋，这种“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的行为方式成为了许多文人士庶们行文的准则，因此在后来出现了许多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韩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等等这样的时代卫道士，而从小就怀有“治国平天下”之抱负的吴承恩，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了这一行列。
“宗教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反映是极其淡薄的，即使在佛、道二教兴盛之后，它们对文学的影响也主要体现为作家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而没有造成文学主题偏离现实的转移。”这对于我们的文学作品《西游记》来讲也是一样的，即使道教在明朝极为盛行，以至于明朝的许多百姓都曾沉迷于道教风行的那一阵浪潮中，但这也丝毫没有转移吴承恩对现实问题尤其是对现实主题的考虑，而唯一对他造成影响的就是在他的《西游记》中或是“三教合一”，或是“称佛反道”的至今让我们许多人都难以捉摸的“思维方式的多样性”。
最后，我们可以大胆地断定“三教合一”和“称佛反道”，这一切的一切都仅仅是一种表象、口号和形式，是作者为了抒发情感和表达意志的需要，是“思维方式多元化”的体现，两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1]：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马书田.中国道教诸神[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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