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之“气”论文

时间:2021-06-10 19:04:56 论文 我要投稿

论李白之“气”论文

  气者,本为云气,引而申之,从物质的层面讲,也指构成物质世界的本源,即所谓元气是也。东汉学者王充就说“天下合气,万物自生”①;北宋哲学家张载亦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②类似之说,还有许多。而对应人而言,气,不仅指人的气息,生气,更是指人的一种气质、气概,即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精神面貌。由此,“气”不仅是人的一种禀赋特质,进而也成为人们品判某人高下或论文(如曹丕《典论·论文》之“文以气为主”)的一个重要标准。以此来观李白,可以说他是我国古代诗人中最富充沛之气的佼佼者。他自称:“受气有本性”③、“气岸遥凌豪士前”(《流夜郎赠辛判官》)、“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赠张相镐》),可见其浩气。从李白在世时开始,人们就注意到李白特殊的气概、气质,用“气”来评价李白。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④可见李白是得天地之气者。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说李白:“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环奇宏廓,拔俗无类。”裴敬在《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称:“爱其才,壮其气……其文高,其气雄……天付上才,必同灵气。”《旧唐书·文苑传》记李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均是以“气”来观李白。而像杜甫在诗中对李白的精神气概就有十分精彩的描述:“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又:“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可以说杜甫对李白的气概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同时代的任华,也对李白其人其文之气进行高度的称誉:“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力,我闻当今有李白……高歌大笑出关去,且向山东为外臣……”(《杂言寄李白》),足见李白慷慨之气势。然而对李白之“气”的赞叹表现得最为集中强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苏轼,他在《李太白碑阴记》中说:“李太白,狂士也……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夏侯湛赞东方生云:……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之方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一会儿“气盖天下”,一会儿又“高气盖世”,简直不知怎么再形容了。后来明代方孝孺也反复在《李太白赞》中以“气”立论:“唐治既极,气郁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奇。矫矫李公,雄盖一世。麟游龙骧,不可控制。……此气之充,无上无下。……彼何小儒,气馁如鬼,仰瞻英风,犹虎与鼠。斯文之雄,实以气充。”看来李白真是独得天地之气,气势充沛而非凡的人了。然而,“气”终究有些流动飘浮,况且仅以“气”论人,还比较笼统,不易捉摸。李白这团“气”,毕竟由哪些元素凝聚而成,即其内涵如何?而从其表现形态看又有哪些突出的特征?李白之“气”又蕴藏着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对于诸如此类之问题,似乎都有进一步明辨之必要,而恰恰在这些问题上,至今还缺乏较为详明的论证,故本文尝试为之。

论李白之“气”论文

  笔者认为,李白之“气”,如果就其内涵来看,可谓充沛饱满、丰富多彩。如有宏放之志气,俊爽之侠气、慷慨之士气等等,但如果从最具个性色彩和最具影响力的角度看,李白之“气”,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这就是才气、酒气、仙气和傲气,李白就是这充沛四气完美融合的凝聚体。我们首先看看李白对这“四气”的自我展示和他人笔下对李白这“四气”的再塑。

  第一说李白的“才气”。李白对于自己的才气是非常自信的,这在他诗文中有多方面的自我表述:“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看来他时时将自己的才华与孔子相比;“剑非万人敌,文窍四海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他自认文名满天下,并超过了乡贤司马相如;“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上韩荆州书》),“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可见他对自己文才的高度自信;“援笔三叫,文不加点”(《赠黄山胡公求白鹇》),“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江上吟》),他是如此展示他的激情创作状态。

  李白对其才气自许如此,而他人对李白才气的赞许更是无以复加了。可以说从古至今,对李白才气的赞美是李白评价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方面。李白简直成为天赋诗才的代称或符号:

  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李阳冰《草堂集序》)

  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后耳。(魏颢《李翰林集序》)

  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同上)

  李阳冰和魏颢是对李白的著述进行高度的评价,“千载独步,惟公一人”、“与古人争长”都是对李白文才的高度肯定。《开元天宝遗事》的二则,是称美李白天赋的才华,无论是“梦笔生花”,还是“粲花之论”,均是才气来自于天的体现。总之,上列诸则均表现了李白非凡的才气。李白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大才”、“天才”。钱起在《江行无题》诗中称李白:“笔端降太白,才大语终奇。”《海录碎事》上说:“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乐天人才绝,李贺鬼才绝。”

  第二说李白的“酒气”。中国文人历来好酒,李白的饮酒更是独具特色,李白已成为酒文化的代表。综观李白之“酒气”,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其“豪”,豪气冲天。具体说来是其量豪,其情豪: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

  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月下独酌》其四)

  “三百杯”成了李白饮酒的标志。此外,像“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酒”(《友人会宿》)、“愁来饮酒二千石”(《江夏赠韦南陵冰》)、“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都是李白豪情畅饮的证明,诚可谓酒气冲天,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罕有其匹。

  李白饮酒的第二个特点是其“趣”,趣味盎然,酒香四溢,真是一片氤氲的酒气: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月下独酌》其一)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

  这就是李白饮酒的美好境界和情趣,大约在古代文人中只有陶渊明可与之媲美,而李白的饮酒似乎更有潇洒飘然的一面,所以他赢得了超迈的“酒仙”、“醉圣”之称。

  李白饮酒的第三个特点是“雅”,诗酒结合,即兴创作。其《江上吟》“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便是夫子自道。对此,他人笔下的李白则有更多的展示,除前文所引杜甫的“李白斗酒诗百篇”和笔记小说里在宫中醉酒而创作外,为进一步说明李白的醉态创作,再举数则前人典型的论证:

  晦以麴蘖,畅于文篇,万象奔走乎笔端,万虑泯灭乎樽前。卧必酒瓮,行惟酒船,吟风咏月,席地幕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醉中草乐府,十幅笔一息。(皮日休《七爱诗李翰林》)

  显然,李白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为诗酒结合、诗酒精神的象征,在后世,只要诗酒连举,人们没有不首先联想到李白的,在这一点上,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没有人能取代李白。在李白身上,“酒气”已经得到雅化——诗化了。

  从上述三点,可见李白与一般文人的好酒不同,李白的饮酒,不仅饮得豪迈,而且饮得潇洒,更饮得雅致,饮出了豪情逸兴和文化品味,诗酒精神在此得到最完美的融合。这就是李白独特的“酒气”。

  第三说李白的“仙气”。“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内涵,它与道家学说和道教密切相关,不仅有宗教内涵,更体现了一种超脱不凡、自由潇洒的特立精神;而李白身上的仙气,在中国古代诗人中,也是堪称卓尔不群、独具特色的了。先看他的自我表述:

  十五好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

  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安陆白兆山桃花岩》)

  他反复表达对神仙的仰慕,到晚年也依然如此。

  观奇迹无倪,好道心不歇。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天台晓望》)

  他从事具体的求仙活动,企求得道成仙。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虹凌紫冥。(《古风》十九)

  他步入了仙境,和神仙一同遨游,李白真是入流神仙、仙气飘飘了。事实上李白还真的以仙人自居: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玉壶吟》)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答湖州迦叶司马》)

  以神仙自许,李白俨然已经超脱人寰了。然而李白更向往的是神仙境界的自由精神:

  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游泰山》其一)

  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关。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游泰山》其三)

  这就是李白“仙气”在精神上的超然境界。正因为李白对神仙有着如此的爱好、追求,加之他本人的特殊气质,因此,在世人心目中,李白真如神仙:司马承祯以为李白有“仙风道骨,可神游八极之表”;贺知章在长安一见而惊呼李白为“谪仙人”;李阳冰说李白生时“惊姜之夕,长庚入梦”,可见他是星宿下凡。此外,李白饮酒,被称为酒仙、醉仙;李白写诗,被誉为诗仙。李白还有“天仙”、“仙宗”、“水仙”之称。总之,“仙”的色彩已涂抹到李白行为的诸多方面。正因为李白生时便享有诸多仙称,其人已被仙化,那么李白逝后被认为“成仙”也就是当然的了。在传说故事中,李白的死是“水死”,是醉酒捉月,骑鲸仙去(最集中的表现是明人话本小说《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也有直接说李白成仙了的,旧题柳宗元撰《龙城录》就有李白“仙去”之说:

  元和初,有人自北海来,见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顷,道士于碧雾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耸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东去。

  这当然是神话,元和初距李白去世已有四十余年,可见这时已有李白成仙的故事流传了。当然后人对李白的“仙气”的再现,更多地是表现其超凡脱俗、潇洒自在的精神风貌。可见,李白身上的“仙气”已不仅仅是表现在对神仙的追求信仰、炼丹长生的层面,而是进入到一种超然自在的精神境界,而且李白的“仙气”已融汇到其行为方式之中,特别是化为创作激情,并成为其精神风貌的个性特质了。李白已经成为文人中最具仙气的典型代表。

  第四说李白的“傲气”。李白的傲气在他的`诗文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义气。(《上韩荆州书》)

  无论现实中的那个真实的李白是否确如其诗文中所写的这样,但他笔下的自我,确实充分表现出士人的傲骨豪气。在李白诗中,时时可见“长揖”、“调笑”、“拂衣”之类的话语,这就是他面对权要时常见的行为方式。正因为李白有如此的表现,因而在他人笔下,李白身上便附会了许多傲视权贵的传说故事。据说唐时就有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鼠璞》)。以后更不断衍化出许多动人的故事,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在金銮殿上醉中挥翰等等。兹再举一则颇能展现李白傲气的典型故事: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沧海一钓鳌客李白”。相问:“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蜺为丝,明月为钩。”相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时相悚然。(《侯鲭录》)

  揆诸情理,这“宰相”应是开元后任相的李林甫,此人口蜜腹剑,妒贤忌能。而李白敢于对这位灸手可热的权要如此蔑视,足见其宏大气势和铮铮傲骨。总之,无论是自我表现,还是他人再塑,傲气已经成为李白的个性特质而突现于中国士林。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没有哪一位能像李白这样有如此宏大的傲气。

  综上所述,以上“四气”,就是李白之“气”的基本内涵。从上所举,我们也不难看出李白这“四气”的意义与特点。分而观之,“四气”所展示的方面各有不同,各具特色。然而进一步综合而观,李白的“四气”,又具有两个异常鲜明的共同特征:

  一是其极致性。天赋的才气,冲天的酒气,飘逸的仙气,凛然的傲气,都是非同一般的展现。李白的才、酒、仙、傲四气,在中国文人中都是顶尖级的,而且鲜有其匹。从表现形态看,这种极致性体现为李白之“气”的表象极为宏大和奔放。宏大是指其气充沛盛大,有磅礴之势;奔放是指其气如急流喷涌,势不可遏,迥别于那种萦回纡徐的阴柔之气。

  二是高度的融合性。李白的才、酒、仙、傲四气,相互融汇渗透,自然完美地组合在一起,从而凝聚于李白一身。“诗仙”、“酒仙”、“谪仙”的交错称呼,就已反映出李白才气、酒气、仙气的紧密融合,而“傲气”更是这种融合中表现出的李白的特质。事实上李白的“四气”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只是为了更明辨地了解李白之“气”才予以解析。李白的才、酒、仙、傲四气,共同展示了李白文化精神的主导方面:天赋才华、高标自我的自信精神,潇洒不羁、超尘绝俗的自由精神,卓然特立、傲视权贵的人格精神,率真任情、淋漓酣畅的诗酒精神,这就是一个具有异相特质的李白,一个融汇了先天超人和个性气质、精神风貌特异性的李白。由此,李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这一个”。在我国古代的大诗人中,也许有人在某一、二方面可以和李白比肩(如陶渊明的酒气、苏轼的才气),但像李白这样“四气”毕备,融化一体,而且达到这样的高度,实在是前无古人,后绝来者了。

  从文化背景的角度看,李白的上述“四气”,鲜明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化独特的内涵以及中国诗酒文化和士人精神所达到的新的高度。

  首先,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诗文化传统的国度。到了唐代,以诗歌取士的大环境更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诗歌的浓厚兴趣。许多文人幼年赋诗的故事,也说明在人们幼小的阶段已受到广泛的诗歌薰陶。而随着贞观之治和开天盛世的出现,加之诗歌传统本身的发展与丰厚积累,一个新的诗歌的高潮必然出现。盛唐终于成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而以李白为代表的一大批盛唐诗人的出现,正是这个黄金时代和中国诗歌最高成就到来的标志,李白正是这个时代的引领潮流者。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时代造就了李白,不如说李白的惊世的才气代表了盛唐,充分显示了中国诗歌传统所达到的新的高度,这就是李白才气表现的文化意义。

  第二,据最新的考古资料,中国的造酒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而魏晋时代,饮酒成为进入玄学境界和展现主体个性神采的一种极佳行为方式。文人的饮酒和创作紧密结合,可以说此时是中国文人饮酒的第一个高潮期。从曹操的“对酒当歌”(《短歌行》),曹植的“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阮藉、嵇康、刘伶诸人的痛饮,直到陶渊明的饮酒作诗,已将文人好酒传统步步升华,酒与诗已产生了更紧密的关联。到了唐代,随着盛世的出现,文人的主体精神与个性得到充分张扬,酒更是他们表现自我的最好媒介,于是诗人饮酒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是最生动的证明。然而在这诸多酒星中,真正达到诗酒才性高度融合、自我得到淋漓尽致展示的,惟有李白独占鳌头。《饮中八仙歌》中所写八人,只有李白独占四句,而且将李白的诗才酒气、潇洒傲气描绘得最为生动,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总之,李白的酒气,不仅表现了其宏放的个性,更将中国文人的诗酒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使中国诗酒融合的传统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李白到今天还能成为中国诗酒结合的文化符号。

  第三,众所周知,我国远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道家学说⑤,两汉以来出现的道教,迎合了人们幻想长生的企求,东汉时期道教徒们炼丹服食更为普遍。魏晋时期,道教攀附老子,道教与道家结合,在精神层面得到提升。此时,随着文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玄学的兴起,也使道家追求个体自由的精神得到宏扬。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道教的地位大大提高,从高祖李渊直至玄宗,许多皇帝都有尊崇老子的举动。开元年间京都设置崇玄学馆,置崇玄学生,老庄及列子、文子之书也被称为经书,可以说唐代是道家和道教真正完全融为一体的时代,而玄宗时期道教尤为兴盛。在唐代,统治阶级中许多人出家为道士(如武则天之从子武攸绪、睿宗之女金仙、玉真公主),在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中,文人信道从道已成为普遍的风尚。因此,李白身上的氤氲仙气,正是盛唐浓厚道风的反映。但李白身上的仙气,既有一般道教徒追求长生炼丹服食的一面,也有寄寓对现实不满、化解苦闷的一面,但更突出的是追求精神自在、超越尘俗的一面。事实上李白对求仙之事是有所怀疑的(如《拟古》其三:“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所以,李白的仙气,既表现了集体的盛唐崇道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个体的李白对自在精神的追求,更突出的是,当这一股仙气化为创作激情时,他的诗歌从内涵到艺术表达,便具有了更为超常的自由奔放的浪漫气息,李白成为道教与诗歌最完美结合的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李白身上的仙气给予了他更多的积极意义。

  最后,对于李白的傲气,只要将其放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就不难领悟其特殊的文化意义。纵观中国封建专制史,如果说秦始皇是以焚书坑儒的暴虐手段来建立、巩固、维系中央集权统治的话,那么汉武帝时代通过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则达到了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的钳制,一个以皇权为最高权威、并从上至下以官本位为中心的层层权力结构的金字塔终于牢牢构成了。自此,权势成了高悬于士人头上的利剑,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士可以为王者师,并能以所持之“道”与统治者之“势”相抗衡的局面一去不返了,士从此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他们只能成为权势的附庸,绝大多数士人只能匍匐于权势之下,极少数敢于抗衡权势的士,轻者被视为“狂狷”、“异端”,重者会遭来杀身之祸,社会的价值体系发生了重大改变,“道”往往成为了“势”的工具,这就是自秦汉以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士”悲叹“不遇”的重要原因。从秦汉到盛唐近千年的专制统治,士人心灵深处郁结的历史负荷是沉重的。到了唐代,好不容易一个相对开明开放的时代,在浓厚的专制氛围里透出些许的明丽阳光,又加上出现了一个极具独特个性的李白,一个具有傲气、敢于傲视戏谑权贵的李白,因此,李白自然成为中国士人宣泄他们积压已久的不平之气的最好的代言人,李白的身上寄寓着他们共同的理想人格,在他们的笔下,李白更被再塑成蔑视权贵的典型。如果说唐人对李白的傲气的欣赏还多少是从李白的个性着眼,那么随着大唐的消逝,开放与开明的盛世难得再现,那么宋以后对李白傲气的高扬,就更多是借李白之酒杯以消释自己心中之块垒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权力至上的专制政体存在,李白的傲气就永远会被广大士人和民众激赏,李白就会不停地被再塑成傲视权贵的典型。这就是李白傲气永恒的文化意义。

  注释:

  ① 王充:《论衡·自然》。

  ② 张载:《正蒙·太和》。

  ③ 本文所引李白之诗文,均见清王琦编《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一至卷三十。

  ④ 本文所引前人对李白之评述诗文、传说,见《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

  ⑤ 参见刘保昌《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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