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论原文赏析及翻译

晁错论原文赏析及翻译

晁错论原文赏析及翻译1

　　晁错论

　　宋代 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译文

　　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面上社会安定没有祸乱，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安定因素。消极地看着祸乱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那么恐怕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安定的表象却不相信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人物，才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得成就伟大的功业。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国家安定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祸乱发生却想躲躲闪闪地避开它，让别人去承担平定它的责任，那么天下人的责难，必定要集中到我的身上。

　　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室，建议景帝削弱山东诸侯各国的实力。于是山东诸侯各国共同起兵，借着杀晁错的名义。可是景帝没有洞察到他们的用心，就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杀身之祸而痛心，却不明白其中部分原因却是晁错自己造成的。

　　自古以来凡是做大事业的人，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洪水东流入海。当他的整个工程尚未最后完成时，可能也时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发生，只是他事先就预料到会这样，祸患发生时就不惊慌失措而能从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七国那样强大，却突然想削弱它，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时候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人承受抵挡大难从而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居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想让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说那挑起七国之乱的是谁呢？自己想赢得那个美名，又怎么能躲避这场患难呢？拿亲自带兵平定叛乱的极其危险，与留守京城的极其安全相比，自己是个引发祸乱的主谋，选择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却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皇帝去做，这就是让忠臣义士愤怒不平的原因啊。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可能免于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要留守京城，却叫皇帝御驾亲征，按情理来说，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这样正好给袁盎以进谗言的机会，使他的目的能够得逞。假若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晁错豁出性命承担这一危险的平叛重担，夜以继日像淬火磨刀似的训练军队，向东边严阵以待，让自己的君主不至于受到烦忧，那么皇帝就会充分依靠他而不觉得七国叛乱有什么可怕。纵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要建立伟大的功业，那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假如晁错自己亲自带兵去讨伐吴、楚等七国，不一定就不会成功。只因他一心想保全自身，而惹得皇帝不高兴，奸臣正好趁此钻了空子。晁错企图保全自己的性命，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

　　注释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主张重农贵粟，力倡削弱诸候，更定法令，招致王侯权贵忌恨。汉景帝四年（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以“讨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晁错因此被杀。

　　患：祸患。

　　为：治理，消除。

　　治平：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其：代词，指祸患。

　　所：处所。这里指解决问题的措施。

　　狃（niǔ）：习惯。

　　不吾信：不相信我。

　　惟：只有。

　　出身：挺身而出。

　　犯：冒着。

　　以：而，表顺接。

　　固：原本。

　　期（jī）月：一个月。这里泛指短时期

　　端：开头，开始。

　　发：触发。

　　收：制止。

　　然后有辞于天下：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

　　循循焉：缓慢的样子。循循，徐徐。焉，……的样子。

　　去：逃避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朝。昔者，从前。

　　山东：指崤山以东。

　　并起：一同起兵叛乱。

　　以诛错为名：以诛杀晁错作为名义。以······为，把······作为。

　　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但汉景帝没有洞察到起兵的诸侯的用心，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

　　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受杀身之祸而悲痛，却不明白其中一部分是晁错自己造成的。以，因为。取，招致。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自古以来能够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仅仅要有超凡出众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之：用在主、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无实义。

　　龙门：今陕西韩城东北，是黄河奔流最湍急处。

　　大河：指黄河。

　　方：当。

　　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可能也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

　　是以：所以，因此。

　　夫：句首发语词。

　　骤：突然。

　　其为变，岂足怪哉：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足，值得。

　　乃：竟然。

　　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想让皇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

　　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自己想求得这个美名，怎么能逃避这场患难呢？安，怎么。

　　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这是忠臣义士之所以愤怒不平的原因啊。

　　虽：即使。

　　何者：为什么呢？

　　以情而言：按照情理来说。以，按照。

　　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

　　使：假若。

　　淬砺：锻炼磨砺。引申为冲锋陷阵，发愤图强。

　　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即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

　　嗟夫：感叹词，唉。

　　则无务为自全之计：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务，从事。

　　隙：空隙，空子。

　　乃其所以自祸欤：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欤，语气助词，表感叹。

　　赏析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夭F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晃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晃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晃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晃错，但却句句在写晃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丈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晃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晃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晃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晃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晃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晃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晃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晃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创作背景

　　《晁错论》为苏轼在宋仁宗嘉佑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写就并呈与朝廷的文章之一。《晁错论》的具体写作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本文写于宋仁宗嘉佑五年，是在制科考试前所上二十五篇《进论》之一；另一种说法认为该作品写于嘉祐六年，是苏轼在制科考试中的一篇应试文章。

晁错论原文赏析及翻译2

　　原文：

　　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

　　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

　　饥之于食，不待甘旨；

　　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

　　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

　　一日弗得而饥寒至。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

　　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

　　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

　　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

　　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

　　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

　　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

　　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

　　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

　　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

　　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

　　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

　　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 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注释：

　　（1）食（sì）之：给他们吃。 “食”作动词用。

　　（2）衣（yì）之：给他们穿。 “衣”作动词用。

　　（3）道：途径。

　　（4）捐瘠（jí）：被遗弃和瘦弱的人。 捐，抛弃； 瘠，瘦。

　　（5）不避：不让，不次于。

　　（6）地著（zhù）：定居一地。《汉书·食货志》：“理民之道，地著为本。”颜师古注：“地著，谓安土也。”

　　（7）廪（lǐn）：米仓。

　　（8）牧：养，引申为统治、管理。

　　（9）石：重量单位。汉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10）弗胜：不能胜任，指拿不动。

　　（11）长（zhǎng）：养育。

　　（12）政：同“征”。虐：清代王念孙认为当作“赋”。

　　（13）改：王念孙认为原本作“得”。

　　（14）倍称（chèn）之息：加倍的利息。 称，相等，相当。

　　（15）贾（gǔ）：商人。

　　（16）奇赢：以特殊的手段获得更大的利润。

　　（17）阡陌（qiān mò）之得：指田地的收获。 阡陌，田间小路，此代田地。

　　（18）乘坚策肥：乘坚车，策肥马。 策，用鞭子赶马。

　　（19）履丝曳（yè）缟（gǎo）：脚穿丝鞋，身披绸衣。 曳，拖着。缟，一种精致洁白的丝织品。

　　（20）乖迕（wǔ）：相违背。

　　（21）县官：汉代对官府的通称。

　　（22）拜爵：封爵位。

　　（23）渫（xiè）：散出。

　　（24）损：减。

　　（25）车骑马：指战马。

　　（26）大用：最需要的东西。

　　（27）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级中属第九级。凡纳粟四千石，即可封赐。

　　（28）擅：专有。

　　赏析：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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