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聊斋志异》原文加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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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蒲松龄，字留仙，有《聊斋志异》传世。初，蒲留仙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瓷坛，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边，下陈芦席，坐于上，烟茗皆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觅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奇事，先听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乃成。
附上翻译：
蒲松龄，字留仙。他有一本《聊斋志异》流传于世。他最初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每天临近早上时，带一个大壶，里面有浓茶，准备一包香烟放在行人道的旁边，下面铺着席子，他坐在上面，香烟和大壶都放在身边。他看到有人走过，一定竭力拉住跟他谈话，搜集奇奇怪怪的故事随便他晓得什么渴了就让他喝茶，有时用烟来献给他，必须让他讲完才行。偶然听说一件奇怪的事，先去听完这见事，最后把它加工一下。就这样经过了二十多个年，终于完成了这本书。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山东淄川人。明末清初文学家。出身小地主小商人家庭，在科举场中很不得意，满腹实学，屡不中举，到了71岁，才考得了贡生。他牢骚满腹，便在聊斋写他的志异。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有短篇小说431篇。其内容大致有四部分：一、怀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情绪，揭露、嘲讽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贪婪狠毒的嘴脸，笔锋刺向封建政治制度。这类作品以《促织》、《席方平》、《商三官》、《向杲》等篇最有代表性。二、蒲松龄对腐朽的科举制度有切身的体会，通过《司文郎》、《考弊司》、《书痴》等篇，作者无情地揭开了科举制度的黑幕，勾画出考官们昏庸贪婪的面目，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谴责了考场中营私舞弊的风气。三、对人间坚贞、纯洁的爱情及为了这种爱情而努力抗争的底层妇女、穷书生予以衷心的赞美。有代表性的篇章有《鸦头》、《细侯》等。《聊斋志异》中还有相当多狐鬼精灵与人的恋爱故事，颇具浪漫情调。在这些故事里，塑造了很多容貌美丽、心灵纯洁的女性形象，如红玉、婴宁、香玉、青凤、娇娜、莲香等。四、有些短篇是阐释伦理道德的寓意故事，具有教育意义，如《画皮》、《劳山道士》等。
《聊斋志异》是一部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对正面理想人物的塑造上，特别是表现在由花妖狐魅变来的女性形象上。另外，也表现在对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上。作者善于运用梦境和上天入地、虚无变幻的大量虚构情节，冲破现实的束缚，表现自己的理想，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
蒲松龄文学成就
蒲松龄一生的文学生涯，摇摆于传统的雅文学和民间的俗文学之间。他生长于农村，幼年受过乡村农民文化的熏陶，会唱俗曲，也曾自撰新词，只是近世传抄的“聊斋小曲”已不辨真伪。他身为文士，以能文为乡里称道。所写文章多是骈散结合，文采斐然，惜乎多是代人歌哭的应酬文字，只有几篇赋事状物的四六文，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作品，被辞赋史家推为清初辞赋之能手。他也曾染指于词，作品较少，显然是一时之兴致或交往之所需，方才偶尔操笔。诗作甚丰。他进学伊始，意气风发，曾与学友张笃庆等人结为“郢中社”，“以宴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郢中社序》）然社集倡酬不存，存诗起自康熙九年（1670年）秋南游登程经青石关之作，最后一首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除夕所作绝句，距其寿终才22日，凡千馀首，可谓终身不废吟咏。其诗如其人，大抵皆率性抒发，质朴平实，熨贴自然，可见其平生苦乐辛酸，其中颇多伤时讥世之作，有讥刺地方大员匿灾不报、为驾耗费巨赀而滥征“羡金”者，伉直之性，磊落之气，寓于其中。他身为塾师，中年曾写过《省身语录》《怀刑录》等教人修身齐家的书，晚年《聊斋志异》基本辍笔，更转而热心为民众写作：一方面用当地民间曲调和方言土语，创作出《妇姑曲》《翻魔殃》《禳咒》《墙头记》等反映家庭伦理问题的俚曲，寓教于乐；另一方面又为方便民众识字、种田、养蚕、医病、编写了《日用俗字》《历字文》《农桑经》《药祟书》等文化技术普及读物。
蒲松龄自谓“喜人谈鬼”，“雅爱搜神”。有文献表明他从青年时期便热衷记述奇闻异事，写作狐鬼故事。对一位志在入仕的秀才来说，这未免是不务正业，“可怜无补费精神”。为此，他曾受到友好的劝阻、不友好的讥讽。40岁时，他将已做成的篇章结集成册，定名为《聊斋志异》，并且撰写了情辞凄婉、意蕴深沉的序文——《聊斋自志》，自述写作的苦衷，期待为人理解。他没有屈从社会的偏见，此后仍然执着地写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渐搁笔。《聊斋志异》，是他在大半生的时间里陆续创作出来的。
作品鉴赏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代表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它博采中国历代文言短篇小说以及史传文学艺术精华，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造奇设幻，描绘鬼狐世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鲁迅说：“聊斋志异虽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中国小说史略》）。这里明确指出了《聊斋志异》一书而兼志怪、传奇二体的特色。“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不能简单理解为“用传奇的笔法，去表现志怪的题材”，其实，蒲松龄对志怪传统和传奇笔法，既有继承又有超越。
1、《聊斋》对志怪题材的继承和发展
六朝志怪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内容荒诞无稽，情节简略、单调，艺术粗糙平板；《聊斋》虽然也写花妖狐魅的怪异题材，但为的是曲折反映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内心“孤愤”，在内容的深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志怪、传奇。
2、《聊斋》对传奇笔法的继承和超越
鲁迅认为，唐传奇“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异，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可见，唐传奇比之六朝志怪，除了题材内容的发展之外，特别是在艺术上的超越。从情节结构上，它从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发展到丰富曲折、首尾完整的故事；在语言文字上，从志怪的简率古朴、粗糙平板发展到文辞华丽、形象生动；在表现手法上，从六朝志怪单调平板的如实记述发展为“尽设幻语”的委婉叙写。
《聊斋》对传奇笔法的超越：
《聊斋》除了对唐代传奇情节曲折、叙写委婉、文辞华丽等特点的继承，有又对其的超越，具体表现在：一是从故事体到人物体，注重塑造形象；二是善用环境、心理、等多种手法写人；三是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
情节离奇曲折，富于变化
《聊斋》每叙一事。力避平铺直叙，尽量做到有起伏、有变化、有高潮、有余韵，一步一折，变化无穷；故事情节力避平淡无奇，尽量做到奇幻多姿，迷离惝恍，奇中有曲，曲中有奇。曲是情节的复杂性，奇是情节的虚幻性，曲而不失自然，奇而不离真实，这是《聊斋志异》艺术力量之所在。
手法多样，塑造形象
1、赋予花妖狐魅形象以“物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
《聊斋志异》所写鬼狐花妖，作家一方面赋予它们以人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又保持它们某种自然性，写得狐有狐形，鬼有鬼态，从而显得牛趣盎然。如虎精苗生的粗犷(《苗生》)，牡丹精葛巾的芳香(《葛巾》)，蠹鱼精素秋的善读书(《素秋》)，鼠精阿纤的善积粟(《陶纤》)，蜂精绿衣少女的细腰(《绿衣女》)。这就不仅使人物性格特点突出，而且使读者有鲜明的形象感受。
2、通过主要特征和生动细节写人。
《聊斋志异》刻画人物时，或通过人物的声容笑貌和内心活动，或通过生物、准确的细节，往往寥寥数笔，便能形神兼备。例如写婴宁，作家抓住她爱笑、爱花两个特征，加以反复渲染，于是她的天真无邪的性格便跃然纸上。王子服初见她时，她“拈梅花一枝，华容绝代，笑容可掬”。以后她便在各种笑声中出现：或“含笑拈花"，或“嗤笑不已”，或“掩其口，笑不可遏"，或大笑、纵笑、狂笑，或忍笑、浓笑、憨笑。
每一笑又都与拈花、簪花、攀花、种花的行为相配合。作家写婴宁这两个特征，正是为了突出她蔑视世俗礼教，敢于按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行事，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痛恨丑恶行为的的性格。花，是大自然的美，笑，是人间的美，她兼而爱之，作家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此外像小翠的顽皮(《小翠》)，小谢的调皮(《小谢》，青凤的庄重(《青风》)，孙子楚的痴情(《阿宝》)，乔生的真溅(《连城》)，杨万石的懦弱(《马介甫》)，贾儿的机智(《贾儿》)无不生动真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善用环境描写映衬人物。
比如《婴宁》，处处用优美的自然环境来衬托人物：村外的“丛花杂讨”，门箭的丝柳垂荫，墙内的“桃杏、修竹”，门前的夹道红花，窗下的海棠繁叶，庭中的豆棚瓜架，使得人物与环境十分和谐，相得益彰。婴宁是狐精所生，鬼母所养，从小远离尘世，没有被人间污浊熏染。作家用一系列清新雅洁的环境来衬托人物的生活，是具有象征与寄托意义的。
《聊斋志异》的语言既具有文言文的简练典雅，又不失小说语言的生动形象。例如写冯相如见红玉自墙上来窥一段：“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在如此简短的语言中，描写了人物的外貌、心理和动作，表现了少女情窦初启时的娇态和冯相如的执着、热烈的爱。
语言精粹而内含丰富，不仅熔铸了古文语言的精粹，同时还吸收了民间文学和群众口语乃至方言的精华。又如《镜听》中写郑家兄弟赴考之后，妯娌人正冒暑在厨房做饭。“忽有报骑蹙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日：‘大男中试炙，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这里的“汝可凉凉去”，“侬也凉凉去”，都是口头语，用在这里，突出了郑母与次妇的性格，十分生动，如闻其声。《聊斋志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征，也十分突出。例如《翩翩》，写翩翩与花城娘子两位少妇调笑：“一日，有少妇笑入，目：‘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日：‘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这里把古语、俚语，熔铸成生动活泼的对话，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聊斋志异》在语言的运用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使文言语汇产生活力，生动活泼地表现了现实生活。
作品评价
蒲松龄的同乡好友王士祯则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时)。”士祯对《聊斋志异》甚为喜爱，给予极高评价，并为其作评点，甚至欲以五百两黄金购《聊斋志异》之手稿而不可得。但此书也有不合常理之处如：《医术》中载：“有病伤寒者，言症求方。张适醉，误以疟剂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仪造门而谢者，问之，则伤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根据现代医学，伤寒最忌腹泻。
纪晓岚：“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情酌理，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顽愚。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陈廷机《聊斋志异》序：“亦以空前绝后之作，使唐人见之，自当把臂入林，后来作者，宜其搁笔耳。”
鲁迅评：“《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该弦，别叙崎人异行，出于幻灭，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
鲁迅从12岁就读这部书，1921年在《唐传奇体传记(下)》中写道：“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亦颇学唐人传奇文字，而立意则近于六朝之志怪，其时鲜见古书，故读者诧为新颖，盛行于时，至今不绝。”
张爱玲早期以婚姻家庭为题材的作品也明显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她在散文《天才梦》中说：“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莫言曾说他的文学创作受《聊斋志异》影响很大，“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其实，不独莫言，许多文学大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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