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1
三曹
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他们以显赫的政治地位与杰出的文学才能著称于世。他们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慷慨，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发展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
建安七子
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最高。
建安风骨
是对建安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在此前后,出现了“三曹”、“七子”、一蔡等著名作家，他们的创作多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其诗歌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爽朗。后人把建安诗歌的成就称为“建安风骨”。
《悲愤诗》
诗歌篇名。汉魏间著名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品，相传有骚体与五言体二首。其中五言体较可信。全诗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汉末动乱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个汉末动乱时期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
竹林七贤
指魏晋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位文士“相与友善，游于竹林”，故号“竹林七贤”。
田园诗
指以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篇。陶渊明的田园诗，多方面描写田园景色和农村生活，表现了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诗人悠然自得的心情，也表现了诗人参与农村劳动的感受，以及与农民的愉快交往。本来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异趣，但随着南朝齐谢脁山水诗注意表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象，田园诗与山水诗的界限遂渐渐模糊。人们一般称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可见其合流的趋势。
陶谢
指东晋末宋初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杜甫有“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之句，即指此二人。他们都善于描写自然景物。但陶多写田园，而谢多刻划山水；陶诗语言朴实自然，谢诗则讲究词藻与对偶，崇尚绮丽，风格并不相近。
《敇勒歌》
乐府杂歌篇名。北朝民歌。敕勒歌辞系从鲜卑语译出。北齐高欢为周军所败，命斛律金唱此歌以激励士气。这首歌辞歌唱了草原的辽阔和牛羊的繁盛。风格异常雄浑朴质，不愧为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品。
志怪小说
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志怪小说是受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而形成的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东方朔《神异经》等；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志人小说
是指魏晋六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数量上仅次于志怪小说。是在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形成的。著名的有《笑林》、《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和其他小说一起，开启了后世小说之先河。
《搜神记》
一部用笔记体裁编写的志怪小说集。二十卷。东晋干宝作。所记多神灵怪异之事，作者意在阐明“神道之不诬”。但亦保存了不少优秀的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其中一些作品揭露统治阶级之罪恶，表达人民之愿望，另有一些故事赞美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等优秀品质，还有一些爱情故事表现了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这对唐人的传奇和俗体文学有重大影响。
《世说新语》
南朝刘义庆编，梁刘孝标注的一部笔记体轶事小说名。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的遗闻轶事，对当时士族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多所反映。虽有消极因素，但批判黑暗，讽刺奢淫，赞扬智慧，表彰善良，亦复不少。语言精炼，韵味隽永。对后代笔记文学颇有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2
摘 要：“游览”作为一个文学主题，最早见于梁代萧统的《文选》。《文选》分别在赋、诗中设此类别，并收录相应作品。可见，当时人们已对游览活动、自然景物进行有意识的关注。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游览文学兴起也有其自身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当时人们生活趋于多样，人们审美趣味的提高，道家玄学、佛教两家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游览；原因
游览作为文学题材，首见于昭明太子《文选》。《文选》在所选诗赋中设立“游览”类别。赋中“游览”有3首，涉及游走活动的赋作类别还有京都赋、郊祀、畋猎、纪行、宫殿、江海、物色。诗中“游览”有23首，涉及游走活动的诗作类别还有公宴、祖饯、行旅等。这些词都涉及人的游走活动，而且暗含人对周围景物的观览活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游览活动是文人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游览不同于其他的游走活动，游览是人纯粹的审美活动，类似于今天的旅游活动。这就意味着，此时人们对自然山水的态度，从上古时期的比德山水转变为纯粹的欣赏、审美，山水景物不再是人道德、功利目的的附庸，而是人们情感的寄托和发泄口，是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转变是对后来唐代山水诗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文选》中的游览文学兴起绝不是偶然，也不能仅看成是个人随意所为，其背后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
第一，魏晋南北朝人们的生活趋于多样。一方面，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朝代更迭，使身处其中的.人们缺乏生存和生活的安全感，连生存都艰难，更何况儒家提倡的建功立业的不朽理想了。苦闷中的人们放弃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苦苦求索，寻找新的安慰和寄托。于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人们寻求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畅游天地，寄情山水。正如王粲在《登楼赋》中开篇所说“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另一方面，人们在宇宙永恒而人生短暂的对比中，很早就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悲叹。他们感悟到“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曹丕《芙蓉池作》）、“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谢混《游西池》），于是在及时行乐和“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伤感情怀影响之下，人们索性任意放开怀抱，借大自然以解忧、舒怀，“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芙蓉池作》）。
此时人们游览的形式大致有三种。在聚会和宴会过程中，安排游览活动是当时人们最喜欢的一种活动形式。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的金谷集会（《金谷诗序》）和“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的兰亭集会（《兰亭集序》）。其次，三月三等传统节日给了人们聚会同游的机缘。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三月三，原为上巳节，主要是为了驱邪、祈福，到了魏晋以后，慢慢增加了踏青游春的娱乐成分。如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再次，还有一种形式特殊的游览，即侍游。游览者的身份、地位不平等，有处于尊贵的君主、贵族，也有处于附庸地位的臣子、文人。因此，侍游者游览重点不在于自我身心的舒展，而是愉悦统治者，所以诗歌中透露出来的政治意味浓厚，字里行间多为赞誉、奉承。
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审美趣味的提高。首先，人们对大自然的态度发生了质的转变。从孔子时代“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山水，转变为“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的纯粹的审美和欣赏，更加突出大自然的本质属性和形式特征。在人们心目中，大自然不再高高在上，不是理想人格的化身，而是人的朋友，是人可以亲近的对象。在诗、赋、序、书等多种文体中出现了描写自然风光的片段，还出现了不少名篇、名句。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还有谢灵运的诸多诗歌。尤其是《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句，把池塘作为描写对象，诗人在旁欣赏风景，陶醉其中。这是一种诗化的景物，比自然景物本身更具美感，非诗人倾注身心不可得。自然山水不仅是人们审美的主体，并且成为人们解忧、舒怀的载体。人们往往在游览的时候触景生情，大发感慨。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游览者在欣赏景物的时候，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其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升华，起到了涤荡灵魂的作用。如“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其次，人们逐渐认识到游览活动能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和感受。人们不是步履匆匆地从出发地赶到目的地，而是信步闲游，身心放松，只为享受游山玩水这一过程。沈约在前往东园的路上，采用的方法是“聊可闲余步”。在游览诗中，诗人往往会交代自己的游踪，并且随着游踪的变化，展开对景物的描写。如徐敬业《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登陂起遐望，回首见长安”，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
第三，道、佛思想的影响。道家玄学思想在当时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深远。首先，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的重新认识和深度关注。“自然”一词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既是自然规律，同时也是指大自然本身。这样道家就把抽象的自然之道与具体的自然界联系在一起。另外，道家的齐物论思想，也把人看成大自然中的一部分，以一种亲近、平和的态度去面对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们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在游览山水的俯仰观察中去体悟玄奥的道理和自然造化的神秘，把亲近自然、欣赏山水看成是实现精神自由、人格超脱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正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说的那样：“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兴盛，道教宫观数量大增。道观往往建在清静幽雅、风景宜人的青山绿水之间，这样既与人们的审美需求相契合，又是身逢乱世的人们前往暂求心境平和之避世所，同时也是人们对道教信仰的思想依托。如沈约就曾写过一首《游沈道士馆》。诗借游道士馆，指出秦皇汉武求仙好道、祈求长年，其目的在于满足无穷欢娱的欲望，说明只有“止足”，不为外物所累，才是求仙得道的根基。
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与当时流行的道家、道教思想相结合，蔚然兴盛。统治者大兴土木，建造一大批佛教寺庙。赵挕洞卧戏妒懒图三首》其一云：“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风景属僧家。”慧远在庐山所建的东林寺，“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叠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室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卷六）因此，游览寺庙也就成了人们的爱好之一。大量写游览寺庙道馆的诗成了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这一类诗歌意境多清幽、空灵、缥缈，写景通常喜欢结合道教、佛教理论，而且无一例外地表达出诗人的宗教感情。谢灵运的《登石室饭僧》等诗歌通过对空灵静寂的山水的描写来抒发自己对佛理的体悟?br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游览文学的兴起与当时现实社会背景、人们生活品味提升和宗教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萧统.文选.长沙：岳麓书社，20xx年.
[2]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梁）刘勰著.韩泉欣校注.文心雕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xx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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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功正.山水诗注析.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xx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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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大雷.谢灵运 鲍照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xx年.
魏晋南北朝文学3
A、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和散文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yǔ)应扬(yáng)刘桢。王粲的《七哀诗》成就最高。
③竹林七贤指嵇康、阮籍、向秀等七位作者
④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饮酒》是传世之作。
⑤此外,诸葛亮《出师表》、范晔(yè)《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羲之《兰亭集序》、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都名垂史册。
B、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小说的发展期)
①志怪小说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干将莫邪》。
②轶事小说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周处》。
魏晋南北朝文学4
绪论
1. 魏晋南北朝（中古文学）的标志：五七言古近体诗兴盛。
2. 魏晋南文学变化的因素
（1）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第一、 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并独立（汉时，文学即指学术、刘宋时期才与史、玄、儒学并列）。
第二、 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区分，对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明确认识。（到南朝时已成系统）。
第三、 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最终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2） 动乱中文人多遭杀戮的命运
魏晋文学是典型的动乱文学，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补偿的放达。于是产生了一些共同主题，如死生、游仙、隐逸。
（3） 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A． 门阀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进之路，寒士的不平就反映在文学创作中。
B． 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中，与政治权力一起世代相传，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与之有关。
C． 重视门第的风气还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或是追述炫耀门第及祖先功德。
（4） 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源于老庄，后受儒、佛影响的玄学对文学渗透很大，其中的自然与真、言意之辨、名理形神之辨，都成为文学讨论及作品的主题，将理趣融入文学。
（5） 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3. 中古文学发展历程
A． 概要
建安：曹氏、王粲、刘祯
政治理想与务实精神，通脱态度与应变能力。不拘守于儒学，表现鲜明的个性。反映理想的高扬、人生的短暂、个性与浓郁的悲剧色彩。
正始：嵇康、阮籍
崇尚自然，反对名教、揭露礼教与时政的冲突、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 太康：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以繁缛为特点，丧失建安风力，但在语言运用上多有探索，抗议门阀，书法寒士不平。
两晋：玄言诗。
晋宋易代：陶渊明开创田园诗。
汉魏古朴诗风带入更纯熟境地，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
宋初：谢灵运，玄言诗转向山水诗。
B． 总论
思潮：文学进入自觉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
玄学与佛教带来新的创作因素 语言形式美的发展及应用。
成绩：五古继承汉乐府，增强诗人个性 骈文达到兴盛，增添一种新的抒情性强的文体 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增加骈俪成分 七古确立 南北朝民歌及小说
分论之建安、正始文学
1. 建安时代特征
（1） 建安文人颇有壮志，卓荦不凡。高扬的政治理想，悲凉慷慨的精神成为时代特色。
（2） 社会的动乱，使人生苦短的哀叹成为主题。对此，诗人或是单纯哀叹。（七哀诗）或是哀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短歌行）或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追求更高人生价值（龟虽寿）。
（3） 此时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也是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诗人不踵武前贤，效法同辈，另辟蹊径，发展独特风格，或古直悲凉，或便娟婉约。
（4） 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2. 曹操
（1） 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与人民遭受的苦难，体现了曹操救民于水火的胸怀与抱负。
（2） 表现以法治国的主张和求贤若渴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3. 曹丕
宴游诗：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
抒情言志：突出“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
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及思想之情。
变革乃父处：
（1） 个人情感的抒发，有别于曹操情于历史使命感的特点。
（2） 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表现在语言的工丽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
4. 曹植
A． 前期：歌唱理想与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情调，充满信心（白马篇）.
B． 后期：表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激起的悲愤.
内容：
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野田黄雀行）;
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美女篇）;
述志诗，诉其用世之心（杂诗）;
游仙诗，现实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解脱（远游篇）;
贡献：文采富艳;
对五言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
5.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桀，徐幹，阮瑀，应玚，刘桢
6. 王桀:感情深沉，慷慨悲壮
（1）归曹前：记汉末战乱，写羁放之情和悲壮难酬的感慨。
（2）归曹后：(从军诗五首)再现汉末战乱后的农村后农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国效力的意愿。
风格：感情深沉，慷慨悲壮，遭乱流寓，使他感悟兴怀，忧世悲己。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都是从个人身世感伤中展示。
7．刘祯：赠答、游乐
刘祯的诗以气势取胜，无论是抒情咏物，无论是写山水还是状禽鸟，都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
8. 《饮马长城窟》语言质朴，感情深挚，格调苍劲而悲凉，十分接近乐府民歌风格。
9．正史诗歌，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幻灭感。反映民生疾苦与抒发豪情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由于正史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
10. 阮籍《咏怀八十二》内容及特点
非一时一地所做，是其政治感慨记录，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
《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十八）或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愈世事反复（三）或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或直接慨叹人生各种深创巨痛。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无法找到出路，只好故作旷达。
为求精神出路，咏怀中有游仙隐居题材。批评政权荒淫辅修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抒发自己的壮志。
11. 嵇康
嵇康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
分论之太康诗风
<1>. 太康诗风特征：繁缛
（1） 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
（2） 描写有简单趋向繁复。
（3） 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
总之，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特征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看，也是必然的趋势。
<2>.太康诗风出现的原因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心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训练。
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阮籍那种寄托深远的`作品。他们的努力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3>.左思的《咏史诗》
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寒士的不平以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有的表达对于门阀制度的蔑视，有的表达对寒士自身价值的肯定，有的感叹寒士的生活困顿。
左思的诗歌多引用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加以批判的态度，故曰：“怨”。文典以怨，显得十分深刻。
分论之魏晋玄言诗
1. 玄言诗盛行于东晋的原因：
（1）魏晋玄学以及清谈之风兴盛;
（2）东晋偏安政局形成的独特文人心态。
2. 玄释合流：
思想上，支遁注《逍遥游》新义为众人所接受，东晋世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又处于较为安定富裕的生活，没有鄙弃功名追求自然，而是追求心隐追求适义而已，过风流潇洒的生活，其主题便是山水。
分论之陶渊明
1.陶渊明诗歌的分类：田园诗，咏怀诗，咏物诗，赠答诗。
2.田园诗：
内容：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秀美，田园生活的场景，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有的是写田园的凋敝。
3.陶诗的艺术特色
（1）日常生活诗化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
（2）情景事理的浑融
陶诗重在写心与景物融合为一体，对人生的领悟。
（3）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描写的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少用华丽辞藻，只是白描朴素。
分论山水诗
1．谢灵运山水诗
谢诗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后缩写，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的描写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主要特点是鲜丽清新
2．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
（1）从写意到摹像
谢诗不像陶诗以写意为主，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山水景物又独立于是人性情之外。
（2）从启示性到写实性
谢诗语言更注重了些实，充分发挥语言感染力，增加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性情渐隐，声色大开。
3． 鲍照：
① 传达寒士们的慷慨不平的呼声；
② 描写边塞战争反应征夫戍卒生活；
③ 描写游子、思妇和弃妇诗；
④ 反应统治者横征暴敛和百姓的疾苦；
⑤ 山水俊逸豪放，奇矫凌厉。
魏晋南北朝文学5
一．两汉文学
1.贾谊，世称贾生。又称贾长沙，贾太傅。著《新书》十卷。《过秦论》、《论积贮疏》是他的代表作。
2.司马迁，字子长,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著《史记》，首创“纪传体”,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3.班固的《汉书》，刘向编订的《战国策》都名传史册。
4.乐府民歌和赋
乐,民乐;府，官府.乐府原为汉代音乐机关所搜集的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发展的高峰。最早见于南朝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赋是我国古代韵文和散文的综合体。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贾谊的《吊屈原赋》都很有名。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
1.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和散文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蒿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
③“竹林七贤”。阮籍、稽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
④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饮酒》是传世之作。
⑤此外, 诸葛亮《出师表》、范晔(yè)《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羲之《兰亭集序》、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都名垂史册。
2.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①志怪小说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干将莫邪》。
②轶事小说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周处》。
魏晋南北朝文学6
1.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和散文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蒿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
③“竹林七贤”。阮籍、稽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刘咸
④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饮酒》是传世之作。
⑤此外,诸葛亮《出师表》、范晔(yè)《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羲之《兰亭集序》、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都名垂史册。
2.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①志怪小说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干将莫邪》。
②轶事小说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周处》。
(2)先秦文学
①上古神话。
中国古代神话名篇有:女娲(wā)补天后羿(yì)射日，精卫填海、(盘古)开天辟地、黄帝战蚩(chī)尤等。(刘安：《淮南子》)
②先秦散文
A、儒家经典。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
“六经”又称六艺，在“五经”后增加(《乐》)。
“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B.历史散文。《左传》《战国策》《国语》。
“春秋三秋”《左传》《谷梁传》《公羊传》。
C.诸子百家散文。著名的有：
①老子，李耳，字聃(dān)，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道德经》。
②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学派创始人.《论语》是孔子弟子记载孔子和他的学生言行的书。
③墨子名翟(dí)，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53篇。
④孟子名轲，字子舆。儒家学派继承者。《孟子》是孟子学生记录孟子言行的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庄暴见孟子》《鱼我所欲也》。
⑤庄子，名周，战国道家。著《庄子》。《庖丁解牛》
⑥荀子，战国儒家,著《荀子》32篇.《劝学》
⑦韩非子，法家。著《韩非子》。《扁鹊见蔡桓公》《五蠹》《智子疑邻》。
⑧《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秦相吕不韦和他的门客的集体创作。《察今》。
⑨李斯的代表作是散文《谏逐客书》。
③先秦诗歌
A.《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分风、雅、颂三类.风是民歌,雅是乐歌,颂是祭歌。诗经的表现手法是比、兴、赋。比即比喻，以彼物比此的。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赋，直陈其事。
B.《楚辞》。西汉学者刘向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屈原(前340?-前277?)名平,我国伟大爱国主义诗人.曾在楚国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代有作是《离骚》《九歌》《九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7
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社会虽处于一种长期的动乱状态,却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宽松的氛围,以至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学竞长的局面。在此期间,曹丕、陆机、挚虞、任畴、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论文、论着相继问世,促进了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发展,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有较多的文论专着、专论问世。应予说明的是,古人对于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着、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着述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值得总结和借鉴。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始创“以体论文”的研究方法。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规律而言,是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末异,指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形式特点。他据此立论进而概括:“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些论述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第一,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结合起来考察。这比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对文章、文学也同于学术着作限于本而不及未,有了历史性的进步。第二,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体论文把当时的常用文体区分为四科八类。由于这四科八类主要是应用文体,这种探索对于应用文体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意义。尽管曹丕对不同文体的分析还较为简括,像对奏议、铭诔仅概括为雅、实;或还不够准确,像对诗赋没有触及形象化特点;或还不够深入,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但是,这一探索略引端绪,其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的文体研究,可以说都是在《典论·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陆机的《文赋》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专着,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创造性见解,也对文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关于文章体裁特点,陆机着重从形式与内容间关系的角度,首先指出了体裁的多样性:“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物,指物象,即文章所反映的客观现实;量指标准、分限,客观现实多样而且千变万化,作者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并无一定的标准,这些因素反映到文章上就有千差万别。在此前提下,他进一步概括各种文体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段论述与曹丕把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简括为雅、理、实、丽相比,有三点发展。第一,区分体裁更细致,把四科八类扩展为十类。涉及更多的应用文体裁,如碑、箴、颂。第二,概括文体特点较准确,例如诗为“绮靡”(李善注“绮靡”为“精妙”);赋为“浏亮”(李善注“浏亮”为“清明”);铭已不仅是“实”进而是“约”,即“文省”(据张铣注),且兼褒赞所以言辞“温润”。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有重要发展,分析文体特点不是单纯从形式出发,而是考虑到不同的内容反映到形式上的不同特点。例如称“诗缘情”,强调诗歌创作缘于感情的抒发。再如称“赋体物”,指形象的描写。他对这两种文体的分析是从内容上探索创作规律,触及文学的根本特征:感情与形象。对应用文体裁的分析也如是,例如称碑“披文以相质”,指言辞合乎评价(陈桂注“碑本以纪功德,然必立言不乱,称乎其人,故日披文以相质”);称诔“缠绵而凄怆”,指诔本为陈哀(李善注“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怆”)。这些都是兼论意与言,注意到了一定的形式反映一定的内容。
此外,陆机还从不同层次深入探索了文体研究的基本理论。他在概括文体特点的基础止,进而有两点重要论述。一是“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禁、制即约束,指各种体裁虽有区别,又须有准绳。二是“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物指文章,体指体式,即文章是多姿的,体式是变化的。把这两点与全文中的文体论结合起来看,关键在于阐明文体特点的相对性。这有两层含义:第一,文体特点使不同的文体相区别,但只是就各文体之间相对而言的,各种文体则应有共同遵守的准绳;第二,文体虽有特点,但不是绝对的,而且即使是同一种体裁,也应文章多姿,体式多变。
陆机的文体研究较曹丕辩证,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上进行文体辨析,并从不同层面探索文体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现了文质兼顾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的辩证原则。这些研究把中国古代文体论和应用文体研究引向了深入。
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我国第一部文体专论,尽管也涉及到文章评价,但目的是考察各种体裁的起源、性质、发展、演变,而且主要是考察应用文体裁。据《晋书·挚虞传》记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另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论》二卷”;并称《文章流别集》是文章总集的开始(后来《四库提要》也继承了这一看法)。从这些记载来看,“论”大概原附于“集”,后又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不过,“集”与“论”原书均已亡佚。后者仅存十余则,散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之中;清代严可均《全晋文》、张鹏一《关陇丛书》有辑佚本。从现存片段看,论述到的文体有颂、赋、箴、铭、诔、哀辞、对问、碑铭等十一种,可见原书分类之细。刘师培先生说:“古代之书,莫备之于晋之挚虞,……流别者,以文体为纲也。”(《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他还认为《文章流别论》“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品评,集古今之大成”。(《魏晋文学之变迁》)《文章流别论》首先考察了各种文体的起源,称:“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对此,我们可结合经学家的注释来分析。挚虞认为:帝王德泽流布,而有诗歌;功成治定,就兴起了颂。据《诗大序》“诗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正义》:“此解名为颂之意。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壮也。”挚虞认为:铭是记德善、勋劳的。郑玄注《礼记·祭统》:“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挚虞认为:讳,是为有美善德行的人逝世而写的。郑玄注《礼记·曾子问》:“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挚康认为:箴是戒王者之过的。杜预注《左传》襄公四年:“阙,过也。使百官各为箴群戒五过。”《文章流别论》对各种文章体裁的起源——考察,明确了不同文体源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需要、起于实用。就文体研究方法而言,这种新的视角比陆机又前进了:理清渊源,才能使人们对各种文体的性质、特点把握得更准确。《文章流别论》其次考察了文体的性质和发展、演变。例如谈颂:“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干,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毅《显索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后者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显然,挚虞对颂的考察极其详尽。第一,指明颂的性质是为帝王“功成治定”歌功颂德,用途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本是庙堂之作。第二,阐明颂的种种流变。例如,东汉班固为窦融封安丰侯作颂,史岑为汉安帝舅邓骘出征西羌和汉和帝邓皇后作颂,与《诗经》中《鲁颂》主咏僖公功德而不是颂天子,体意类同,文辞不同,是古今之变。再如,西汉末西羌有警,成帝思念名将赵充国,命扬雄作《赵充国颂》,已似雅、东汉傅毅颂汉明帝,是依《诗经》中《清庙》颂周天子,也杂以风雅。又如,东汉马融上邓太后《广成颂》和《上林颂》,实际上已是汉赋体。还有后世为诗的当中,称颂功德的可以叫作颂;其余则是诗,因为与颂的性质相去甚远了。挚虞对颂这种应用文体裁的考察,由于把握了文体性质,理清了古今流变,所以能全面、准确地判别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种种现象,诸如颂形、颂声已非古颂之意,古今的颂在体意、文辞上的正变,颂与后来赋、诗的区别,等等。论中也涉及《鲁颂》、《周颂》和班固、史岑、扬雄、傅毅、马融之作,而所论的目的是探究文体的渊源流变。
这种探究文体渊源流变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文体论和应用文体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认为,《文章流别论》之所以值得重视,一是把文章体裁区分得更细,二是概括前人成果且有所发挥。但我们认为,挚虞真正的贡献在于研究文体的方法。因为,如果仅就区分文体来看,曹丕始创“以体论文”,提出了四科八类;陆机扩为十类;挚虞所增论的只是略细于前人。然而,挚虞考察文体首先深入本源,正本清源,从本质上把握文体性质及特点,进而明确古今正变异同,这种研究文体的.方法则是前人所没有的新视角。我们以概括文体特点为例。曹丕对四科八类从形式上概括为雅、理、实、丽。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考虑,提出的“诗缘情”、“赋体物”触及到文学的形象与感情的根本特征;但是,对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还较少深入到性质从而概括特点,譬如称“颂优游以彬蔚”,“优游”固然指意,然而为什么“优游”呢?挚虞从文体本源的视角考察,指出颂本是为圣帝明王歌功颂德的,是和以律吕歌于庙堂的,才从容而不窘迫,“优游”的特点也才有了解释。我们再以考察文体的源与流为例。对诔、衷辞、哀策三体,挚虞提出了“嘉美终而诔集”、“诔无定制”、“作者多异”,见于典籍的有《左传》衷公十六年为孔子诛;进而指出哀辞为“诔之流也”、“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群”和衷策为“古诔之义”。由上可见,对文体溯其渊源、考其正变,是《文章流别论》的核心。挚虞的研究方法使文体研究理论趋于系统,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其后,刘勰论文体,研究方法以及不少观点、材料就采自《文章流别论》。
四、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古代文/文秘站－中国最强免费！/学批评史上有突出地位的不朽巨着,体大思精,集古今之大成。即使仅从应用文体研究的角度,也应专文予以阐述,这里只能极简要地介绍。《文心雕龙》全面继承了前人的应用文体研究,而且更有创建,主要体现三点。第一,论述应用文体裁周详完备。《文心雕龙》共有20篇文体论,即:《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弓》、《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篇兼论两种体裁,共详论了34种文体,大多是应用文,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弓、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封禅等;又于《书记》中简述24种体裁,绝大多数是应用文。其论述应用文体裁周详完备,远远超过前人,可谓当时的“应用文体大全”。第二,文体研究有明确而系统的理论,表现有有二。其一,刘勰把“文笔说”引人文体研究,采用了层次递进的研究方法。“文笔说”成于南朝颜延之。此前,汉代曾有“文笔”的提法,如王充《论衡·超奇》中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但是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据《南史·颜延之传》,颜延之有文、笔、言三分法。刘勰借鉴了这个理论,第一层是“论文叙笔”,从表达形式上把文学体裁与各种文章体裁区分为两大类;第二层再进行个体研究。《序志》在提出写作的关键即“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经,体乎圣,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之后,指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总术》中具体解释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全书的文体论,正是据此而定:前10篇谈有韵文,其中不少是应用文;后10篇谈无韵笔,主要是应用文。这种层次递进的文体研究方法,显然不同于曹丕、陆机。其二,刘勰以明确的研究理论指导个体研究。《序志》提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意思是探究各种文体的渊源,表明流变过程;解释文体名称,阐明其涵义;选取各体文例,确定评述的篇章;阐述各体的写作理论,构成体系。由于自觉地以明确、系统的理论为指导,在论述各种文体时,不仅能够在前人基础上确定性质,概括特点,理清发生、发展、演变的概貌,而且概念准确,含义清楚,品评中理论结合写作实践,并提出写作规律、要求。《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实际上具有了分体的文章史、文学史的性质,也为全书的创作论奠定了基础;既是对以往文体研究方法、成果的总结,又更加全面、系统而更具科学性。第三,对前人文体研究的方法、成果,于继承中有所鉴别。《序志》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研究的得失,认为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指各家只是从个别角度而很少有全面论述。并具体指出:曹丕的《典论·论文》“密而不周”,即评论作家、作品和提出“文气说”都细致深入,但谈文体过于简括;陆机的《文赋》“巧而碎乱”,即探索创作规律精当,但内容不够严密;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精而少功”(“功”字据《梁书》),即溯渊源析正变精辟,但没有具体到写作规律,因而缺少功效。并评论曹植《与杨德祖书》、应踢《文质论》、李充《翰林论》,以及桓谭、刘桢、应贞、陆云之作“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正是由于刘勰对前人的研究方法、成果能够全面、深入地体察,才能做到不是一般性地继承而是有鉴别、有超越。
《文心雕龙》对大量应用文体裁进行了个体研究,本文限于篇幅仅举一例:颂。刘勰谈颂,既不同于陆机只概括文体特点,也不同于挚虞虽然探究渊源但是没有提出写作规律。《颂赞》中分为两层,进行了系统、精辟的论述。
第一层,借鉴了挚虞的研究方法,考察渊源流变。其一,溯其渊源。首先指明:“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并以尧父帝喾命咸黑歌九韶为例,证明颂本是舞歌,讲究容状,为帝王“美盛德”。然后,指出颂转为诗后与风、雅的区别:“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这样,就从文体产生的本源把握了其性质、用途。再后,指出颂的特点:“颂主告神,义必纯美。”古代告神,出于对自然神、祖先神的敬仰、崇拜,颂既然是告神,特点自然是“纯美”。并且于论述中以《鲁颂》、《商颂》为例(据郑玄《鲁颂谱》,周公摄政治理天下制礼作乐,周成王命其子在鲁国按天子祭天的礼节祭河、海、泰山,“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二者之后”。另据郑玄《商颂谱》:“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证明颂是“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这样,就从文体的性质把握了文体的特点。其二,析其流变。首先,指出了颂体演变过程中开始时的渐变。以周公作《时迈》、晋文公城濮之战听众人诵、孔子相鲁鲁人谤诵和屈原的《橘颂》为例,说明颂从歌功颂德演变为“哲人之颂”、短辞以讽人事和咏物寓意。然后,分析了颂自先秦以来的种种流变。以秦代刻石、汉代乐舞,和扬雄、班固、傅毅、史岑、马融、崔瑗、蔡邕、曹植、陆机之作为例,详析颂而似雅、变为序引、雅而似赋、序详颂略以及魏晋褒贬杂居的种种现象。
第二层,概括写作规律。《颂赞》中指出:“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即首先要求颂要典雅美好,这出于“容告神明”“义必纯美”。然后提出具体要求:内容要称扬、深广,敬慎像铭但是无规戒之意(铭有表扬功德和警戒的作用);言辞要清丽光美,铺陈像赋而不华侈。这样,既提出了颂在内容、言辞上的写作要求。又指出了颂与其他文体在文、意上的区别和交*,比陆机概括得明确而具体,也比挚虞更有创见。现在看来,上述刘勰对颂的论述并非没有值得斟酌之处。例如就思想性来说,历史上为帝王歌功颂德的颂,很少是有价值的。相反,如果从刘勰自己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的视角看,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对所歌颂的人也感叹缺失,虽然“褒贬杂居”,却不必评之为“末代之讹体”。更何况西晋刘伶的《酒德颂》,不歌王朝却疾呼酒德,蔑视、嘲弄统治者,却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传统名篇。因此,刘勰所论未免过于看中文体的最初含义,忽略了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文学发展史观。尽管如此,刘勰的研究角度、深度和概括的写作规律,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更有创见,充分体现了明确、系统的文体研究理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刘勰的研究结合了自先秦至魏晋大量的写作实践,以品评历代重要作家、作品为基础,从评价个体到认识整体到上升为理论,使提出的理论有坚实的基础;同时,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文心雕龙》的“长怀序志”陈诉了为文起因,虽有儒家传统想法“君子处世,树德建言”,但也出于认为前人论文“无益后生”而不尽如人意。从后者的意义上看,萧统的《昭明文选》的编选,就表明应用文体研究已经实际运用于指导文章编选。《昭明文选》选录了自周代至六朝130余位作家的700余篇作品,共分38类,其中应用文达20余类。像诏、令、策、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檄、颂、赞、箴、铭、诔、哀、碑、墓志、弓、祭等文体,均各成一类。这部富于创造性的规模巨大的文章总集的编选,除了作家辈出、文章纷呈、社会需要等因素外,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指导也是难以想象的。显然,对历代的众多的应用文,做到按体区分、从类编排,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代应用文体研究已经用于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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