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四癖之反思论文
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四癖之反思论文
【内容提要】
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存在四种“癖好”：第一种癖好表现为“言必审美”，其主要症结是注意了区别而忽略了联系；第二种癖好表现为“言必危机”，其实，危机是文艺理论的正常状态；第三种癖好表现为“以追求新奇为荣”，显然，这是一种误区，前沿的东西无法与文艺学的建构划上等号；第四种癖好表现为“以呼吁为本”，即文艺学在口号中、呼吁中过日子，研究者动辄得咎。
【关键词】 新时期文艺理论界 “审美”之癖 “危机”之癖 “求新”之癖 “呼吁”之癖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30年先后形成了“言必审美”、“言必危机”、“以新奇为荣”、“以呼吁为本”等四大情结。学者们谈“审美”、谈“危机”、追求“新奇”、注重“呼吁”，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过度了，形成了“癖好”，就值得反思。这种反思对当下文艺理论的发展无疑是有裨益的。
“审美”之癖及其反思
如果说建国后30年文坛到处飘飞的字眼是“阶级”、“政治”的话，那么，新时期大肆泛滥的字眼便是“审美”，以致形成了“审美之癖”。
“审美之癖”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先看形式方面，翻开新时期文艺理论论著和教材，满眼都是与审美有关的术语，如：审美意识、审美活动、审美理想、审美感受、审美教育、审美情感、审美意蕴，等等，不胜枚举。更有趣的是，常常把“审美”作修饰词，动不动就挂上“审美”二字。比如：过去是“文学的特征”，现在变为“文学的审美特征”；过去是“风格的类型”，现在变为“风格的审美类型”；过去称“文学的表现对象”，现在称“文学的审美对象”。另外，还把过去常用的术语、词语进行“审美”的改造，如：把“作者”、“读者”称为“审美主体”，把“艺术创作”称为“审美实践”或“审美创造”，把“创作经验”称为“审美经验”，把“创作冲动”称为“审美冲动”，把“作品效果”称为“审美效果”，把“读者需求”、“欣赏需求”称为“审美需求”，等等，更是举不胜举。当然，这并不是说，上述诸术语提法都不确切或使用不当，而是说今天的文艺理论已经到了“言必审美”的地步。
“审美之癖”主要体现在内容上。在内容上，“审美之癖”主要表现为突出论述文学艺术的内部规律，而文学艺术的外部规律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好像文学艺术除了审美就没有其它内容了。比如，在文艺本质问题上，关于文艺的社会本质逐年被人淡忘，甚至不断听到那些以新潮理论自居的人的嘲笑：今天如果谁还讲“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的社会属性”，他简直就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显然，这些学者存在着一种鄙视“外部研究”的心理，似乎只有“内部研究”才是“正宗”的文艺学研究。还有的学者认为，“审美”是文学艺术自身所具有的唯一的特质。作者创作目的是为了“审美”，作者立场是“审美立场”，作者创作过程是“审美创造”过程，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审美”就是一切，这真可谓是“审美唯一论”。又如，在文艺的功能与价值问题上，很多学者过于强调文艺的无功利性，认为文艺的本质就是审美的、娱乐的、休息的、消闲的，广大读者欣赏艺术作品，就是为了追求刺激，填补空虚，缓和工作带来的紧张与压力。似乎文艺仅仅只是人们“休闲”的一种方式。再如，在文学艺术的发生发展问题上，文学艺术与经济、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等的关系，或者回避，或者一笔带过，等等。
如何看待这种“审美之癖”呢？
极左时期，人们把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等关系简单化、绝对化，甚至把文艺仅仅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的“奴仆”，并独守社会学而排斥了其它理论话语方式，对文艺自身的内在结构、文体、语言、修辞学问题，文艺的叙述学问题，文艺创作心理问题等等，不关注，不重视，从而造成了文艺的贫瘠与理论的匮乏。那时，我们没有文艺心理学、文艺形态学，既没有文学语言学或文学言语学，也没有文学修辞学、文学文体学、文学体裁学、文学叙事学，不敢放手去研究灵感、潜意识、非理性、形象思维等问题。作为反拨和“为文艺正名”，新时期的文艺理论主要强调文艺自身的审美性质和区别于政治、哲学、道德等的独特性和独立性，突出论述文艺的自律性，并由此对许多概念和术语进行了“审美”的改造，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对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文艺“回归自身”起了推动和完善作用，功不可没。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艺学在文艺观念、方法、文体、语言、思维方式等，向前发展和跃进了一大步。但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多元组合体，人们在考察它们时，强调的重点会不一致，但不能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任何一面过分强调或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都会走向片面或谬误。与此相连，对任何问题的纠偏都有个度，超过这个度，就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审美”之癖的主要症结是注意了区别而忽略了联系，即对文艺与政治、经济、时代、伦理、宗教、社会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准则、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等的关系和联系注意得不够。笔者认为，以往的文艺学关注和研究文学的“外部关系”、“外部规律”并没有错，只是进行了不正确、不科学的研究。文艺作品说到底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其中蕴含了艺术家、作家对历史、社会生活的理解、体验、分析和评判，因而它是与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社会问题密切联系的。一切时代的优秀的文艺作品中总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总是揭示出一定的社会问题。因此，文学艺术不仅是一种美学现象和心理现象，亦是一种社会现象。研究文学艺术的规律、特点，不能仅仅只顾及“内部关系”，“外部关系”应同样予以重视。可以这样说，对文艺学科的“外部关系”、“外部规律”，至今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我们还应该大力发展和加强科学的文艺社会学、文艺认识论、文艺政治学、文艺伦理学、文艺文化学、文艺人类学等的研究，正确和科学地把握文艺与经济、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现实生活以及其它各种文化现象的关系，包括文艺与其它各种与之密切相关的所有事物的关系。
“危机”之癖及其反思
关于文艺理论的危机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了，特别是2000年至2006年，可以说是“言必危机”的年代，从“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直到“文学的死亡”和“文艺学的危机”。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终日忧心仲仲，似乎文艺学的末日已经到来。
笔者认为，从整体上看，任何民族的文艺理论都永远处于不间断的危机之中，不是出现这样的危机，就是出现那样的危机；旧的危机还没有结束，新的危机就又产生了；经过努力，有可能消减危机，但不可能完全结束危机；危机，是文艺理论的正常状态，危机的消除，便意味着文艺理论的真正死亡。从这个角度上看，危机是文艺理论生命的组成部分，是它的一种独特的品格。其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从文艺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看，文艺理论永远是滞后的，永远处于未决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与艺术实践脱节。
从发生学上看，文艺理论是对既有艺术经验的解释和抽象概括，概念、术语、命题的发生、演化、淘汰过程都顺应着文学艺术实践。一种艺术经验消亡，它所支持的文艺理论便也随之枯萎；一种艺术经验有生命力，它所支持的文艺理论也相应活跃。文学艺术的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从过去、现在走向未来，它常常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中国新时期艺术实践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如这几年出现的艺术的界限问题、影像文化问题、纸介质文学出版物与网络文学关系问题等，都需要文论加以面对。而这些问题正处于变动之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它的理论概括还需要假以时日。而当理论概括成熟的时候，上述的问题又会出现新的情况，这时文论又会显得捉襟见肘。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就意味着由此而伴生的文艺理论永远是面向未来的，永远在危机中生存。
所以，文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具体艺术实践，完全是正常的。文艺理论对眼前丰富多样的“图像世界”、文化审美现象等，不能及时做出科学的解释，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方法，一时不能适应文艺创作实践，不能直接培养作家、读者、批评家，有的不能直接运用于文本的分析和评判等，这并不是文艺学的“死亡”，而只是表明它的局限性。
第二，从特点上看，任何文艺理论都是在某种领域和某种角度对文学的思考，其结果是“顾此失彼”。
从表面看，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具有统一性。一般讲来有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本民族的文学史研究，另一方面是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最后是研究现实的艺术创作经验。列宁指出：“人不能完全把握—— 反映—— 描绘全部自然性、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1］上述三方面涉及到2000多年中外数以百计的民族文学艺术史、数以万计的艺术家、作家的创作经验、数不清的艺术文本，又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因此，从实际看，任何文艺理论都做不到对上述对象进行全面的观照，它“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从某些方面或领域切入来建构自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说：“文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吗？也没有，各种文论关注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任何理论”只能“从它研究对象这一角度来界定自己”。［2］20世纪西方许多文艺理论形态如接受理论、女权主义文论等都是从某些研究对象出发来构建理论体系的。既然不可能有统一的研究对象，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艺理论，由此就必然出现“适此而不适彼”的现象，对“彼”来说，文艺理论就是出现“危机”。
另外，我们还看到，文艺理论以某些文学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并不包罗一切。马克思谈到哲学时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3］文艺理论家也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艺术世界，所以，文艺理论往往是从某种角度、某种眼光出发对文学艺术的思考。例如，人本主义文论，站在人道主义角度来思考文学艺术；科学主义文论，站在实证主义角度来思考文学艺术，它们依据的角度、眼光不同。可见，视角、眼光有多种多样，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就有多种多样，并不存在单一和统一的解释。由此，文艺理论的局限性和危机就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顾此而失彼”。
第三，从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看，它是质疑者，又是被质疑者，没有永恒的形态、原理、观念、术语。
乔纳森·卡勒曾对“文艺理论是什么”做出了深入探讨，并从四方面对其进行界定，其中一条是:“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4］即文艺理论是一种常常质疑艺术活动常识的话语实践。一方面，它要对艺术实践中形成共性、共识的东西进行反思、质疑，进行概括总结，实现所谓的理论化；另一方面，一旦某种理论化的成功成为一种理论常识时，似乎对艺术实践形成了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对艺术家、作家的个性形成某种“威胁”，这时候它就成了质疑对象。同时，面对新的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理论家又会展开新的反思和质疑，包括对以前理论本身的反思和质疑，从而探索新的理论话语。［5］如此循环往复。文艺理论这种质疑的性质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6］文艺理论就是在这种不断质疑、否定中更替、发展的。它是质疑者，又是被质疑者，也即危机时刻伴随着文艺理论。它不成熟时，遭受质疑，充满了危机；成熟了就意味着开始趋于衰老了，又要受质疑，又会出现危机。
第四，从文艺理论的自性上看，它所蕴含的主观成分，使裁剪与曲解客观的艺术事实现象根本无法避免。
从表面上看，文艺理论与科学知识都来源于实践，因而主要是由事实陈述性话语构成。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科学知识的事实陈述性话语，体现的是知识的客观性、可实证性，而文艺理论的事实陈述话语相对却具有较浓的主观成分。一方面，文论事实陈述话语不仅建立在文论家“前理解”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受到个人的主观要素包括心理要素的影响，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文论家们看、思的方式；另一方面，文论家对艺术事实的描述极具目的性和主观选择性，他们从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中选择的相当一部分是那些符合其理论内涵的实践经验和艺术现象；再者，从整体上看，任何文论都不是先于话语而存在的，其本身就是话语的产物。而话语具有多义性和主观倾向性，它既是媒介，又是实体，既传达意义，又创造意义。因此，文论话语不仅是使用符号以确指事物，还要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创造客体本身。由此可见，尽管人们一直在强调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但由于上述原因，其主观成分根本无法避免，只是多少而已。这就使文艺理论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裁剪与曲解客观的艺术事实，甚至出现“空对空”无法实证的现象。其危机就在这样的自性中产生了。
鉴于上面的分析，文艺学的危机既然是正常现象，我们应该坦然面对。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努力寻找文艺学与文艺创作实践、时下文艺学与要建构的文艺学之间的距离，同时以扎实的成果来填补这些差距。
“求新”之癖及其反思
“求新”之癖主要表现在学术上以追求新奇为荣。
人们追求新事物、新思想，是非常可贵的；我们要建构的当代文艺学，较之过去的文艺学，也体现在“新”字上。求新是正确的，但一味地求新，或为赶时髦而求新，或重新轻旧，或用新来衡量一切等，以致形成“求新”之癖，这就走向反面，它已成了我们建设文艺学学科的一大障碍。
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界一直在追逐时尚的理论，一些学者以“弄潮儿”自居，一些学术刊物只发表具有前沿性的论文，一些有影响的转载刊物也重在转载这些论文；一个个学术会议讨论的都是时髦的话题，一个个学术报告报告的都是时髦的内容；若一些学者研究老问题，便被视为“落伍”，甚至遭到耻笑；这些学者在拿出成果发表时，心里总是发怵，提起这些成果也羞于开口；一些学者为了与时髦俱进，不得不放弃多年钻研并培育出成果的老课题，而跻身于求新的道路上。一时间，前沿的东西与文艺学的建构划上了等号，似乎只有前沿的东西才是文艺学的全部。
显然，这是一种误区。文艺学不是时髦学。文艺学虽然面向未来，但未来并未成为现实，它概括的主要是从古到今的审美经验、审美规律。从份量上看，过去的东西占大头。可是我们却轻视重要的部分，显然是不妥当的。有人说，过去的东西已被研究来研究去难出新意。问题是，这些东西并非已研究透彻。黑格尔说，真理永远是个过程。那么，这些东西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极致，永远值得我们研究。比如，典型问题、悲剧问题，在西方研究了2000多年，意境问题、风格问题在中国研究了1000多年，还没有穷尽，还没达到完善的境地，就是最好的佐证，何况其它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包括基本理论、基本范畴，似乎已经说清了，但那是彼一时的描述。文学艺术在发展，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在变化，视野在扩展，只要潜下心来研究，就会发现那些理论和范畴的不足。俗话说，老树开新花，老问题同样能出新意。这些新意对文艺学的建构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大的方面看，许多问题的研究我们也只是刚刚开个头，比如中国、印度、西欧三个文论源头的比较研究，中外文论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以及文艺心理学、文艺价值学、文艺接受学、当代叙事学、文艺形态学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只初具规模，有的基本上还处于荒漠状态，我们在这里还大有用武之地。季羡林先生指出我们“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7］可见，当代文艺学的建构还任重而道远，我们既需要研究前沿的东西，也需要研究非前沿的东西，如果仅仅以赶超前者为荣，那么就失去了文艺学的半壁江山，更难创造出什么文艺理论体系出来。
“呼吁”之癖及其反思
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的城头上不断变换大王旗，从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现代派热、文学方法论热、文学的主体性热，到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化诗学，再到2000年以来的跨文化研究、新理性主义、审美日常化等等，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在这些浪潮中，产生了日趋严重的现象：站在城头大声呐喊、呼吁的人有余，而坐下来潜心研究的人不足，结果是彼问题还未深入研究、取得成果，就被此问题否定或替代。如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倡导“接轨说”，主张研究并合理吸取20世纪西方文论，然而刚刚起步，便有人提出“失语症”问题，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由“外域”研究转向“本土”研究。显著的成果还没出来，便被一些人指责为民族主义情绪和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僵硬模式的体现，呼吁在接受西方文论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又如2000年刚过，许多人倡导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一时文艺学界“言必跨文化”，还没有等研究出多少成果来，便又有许多人呼吁，跨文化研究使文学的界限消失了，必须回到文学的本体研究上；等回到了文学的本体研究，肯定还有人呼吁，这是封闭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对文学的研究必须是开放式等等。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有一部分呼吁、倡导者的动机不是真心为了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而是为了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或为了发表论文。这种为呼吁而呼吁的行为，我们不妨称为“呼吁”之癖。
“呼吁”之癖带来的不良后果这几年已显示出来了，那就是文艺学的浮躁。即文艺学在口号中、呼吁中过日子，研究者无所适从、动辄得咎。要说危机，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以，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必须克服这种“呼吁”情结。同时，更多的呼吁和倡导应该是让大家坐下来静心做学问、搞研究。
参考文献
［1］列宁. 黑格尔《逻辑学》一节摘要.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60
［2］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16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169
［4］乔纳森·卡勒. 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6
［5］刘进. 文学理论的基本品格和功能. 文艺理论研究，2005(3)
［7］季羡林. 东方文论选·序.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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