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化与性别的重组论文
后工业化与性别的重组论文
和个人主义与平等的「神话」正相反，「近代」与性别无关说法，还不曾有过。即使是在合理的资本主义下，性别都是经济外的不合理变量，而资本则是非常合理地利用性别这项变量。像伊力奇那样说：「资本主义将女与男皆还元为无性别的个人。」其实只表示他天真地相信近代资本主义所传播的「神话」。讽刺的是，他也说过，产业社会乃是「生产归男，家事由女，史无前例实行性别隔离的」社会。
在超越性之「区别」，把「差别」当成问题这点上，女性主义的确是「近代」的产物。要建立两性之间的「差别」观念，必须先确立两性之间作为人的「平等」观念。基进女性主义固然把性支配的结构，公式化地称为「父权体制」，其实自女性主义成立之初，就已经把「近代」这个时代特有的性支配方式当成是问题了。
产业化制造了近代所特有的性别角色分配。那就是指定男性负责生产，女性负责再生产的性别领域，苏可洛夫指出了这点，并将此称为是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的历史性妥协--「victorian compromise」，而且把这样成立的体制叫做父权体制的资本主义。可是，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间的妥协，在历史上并非只有这一次，而是配合产业化的各个阶段，反复地进行微调整。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性支配方式当然不会一成不变。所以我们的问题可以这样提出--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态从性这项变量获取利益呢？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者威尔赫夫曾想用「资本的原始累积」一词来说明资本主义与性别之间根源性的关系。资本主义原是一种对等交换的竞技活动，这个竞技场一旦成立，在开始自行运作之先，必须先完成拥有资本者与无资本者的分化。最初的资本是如何成立的呢？马克思认为是始于掠夺。18世纪的英国，那些土地被掠夺，被迫成为「自由劳动者」的农民们成了劳动力的供应来源。资本的原始累积是藉由都市对农村的掠夺而完成的。这是靠着经济之外政治强制力的「资本之不义」。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交换游戏，内部存在着等价交换与不等价交换两者。从原理上说，利润只源于不等价交换。马克思所观察到的，正是拥有资本者与无资本者分化后，亦即劳动力买方与卖方分化后，在等价交换表相下，劳动力买卖的不等价交换事实。资本在表面上是购买劳动，其实是购买劳动力。换言之，资本所支付的，只是与劳动力之再生产价值相应的价码，而非以与劳动生产品相对应的等价物。这种不等价交换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间有落差。
资本主义打从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就在利用这种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间的落差。这意味着资本不止是农村与都市的落差，也是掠夺性别变量的手段。威尔赫夫指出，资本的原始累积除了以农村为其腹地之外，也开垦了女性这片广大的沃野。
原始累积期的资本利用，还有一条国境的界限。产业资本主义前期，有所谓重商主义的商人资本，借着把财富在地域之间移转产生极大的利润。重商主义是在环球经济（global economy）立以前，利用地方性交换网的落差获取利益。合理的资本主义把重商主义称为未成熟的资本主义或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并以此为耻。可是，耶鲁经济学者岩井克人对重商主义重新加以评价。据他说，资本原来就是从差异产生价值的，所以自重商主义以来，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改变。
城乡的落差、国际间的落差，还有性别的差距，都是经济之外的变量。此种差距是政治性的，而经由此种落差所产生的利润则是经济性的。被认为脱离政治的资本主义，完全未从政治取得自主性。我们将这种被政治深层污染的体制（economy）称为政治的经济（polical economy）。
女性主义注视着资本主义各阶段的变化，一面利用因资本而重编性别的现实，一面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这种变化。就某种意义而言，资本主义与女性主义是「携手并肩」地进行历史性的变化。女性主义在消解性别差典并且眼看着「近代」将因此完成时，直接触及了因建立性别规范而成立的近代父权体制资本主义的基础本身。生于「近代」的女性主义吞食了自己出生的母胎。
由于将性别变量消解，「近代」在完成的同时也开始解体。事情的发生始于资本主义本身想要超越近代产业资本主义的框架。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阶段被称为脱工业化，它使得近代产业资本的诸属性皆为无效，开始了「脱近代」的新历史状况。
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先进工业国家都把第四次技术革新的产业结构转换视为最重要的课题，也经验了脱工业化的历史过程。英国在「撒切尔（Thethier）革命」中，成功地完成了这种产业结构的转换，日本也实施了软化经济，并且到达前所未有的日圆高景气。比奇在石油危机后OECD各国雇用女子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尽管是在1970年代结构性不景气的高失业率情况下，OECD各国的女子雇甩数仍增加。「男子高失业率的同时，女子雇用数增加」的对比性说法，推翻了「最后被雇，最先解雇」（last hired, first fired）这种女子是劳动力后备部队的说法。根据比奇的说明，首先是产业的信息化与服务化，创造了「女性取向的工作」。其次，正因为这被认为是「女性取向的工作」，兼差或临时性的（irregular）工作机会增加了。并不是女占了传统上由男性担任的工作，而是女性大量地出任新出现的周边性工作，由此而来的，是女子劳动的边缘化。
日本在产业结构转换之际，女性受雇人数也大幅增加。和OECD各国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结构性的不景气与高失业率。因为日本为了快速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转换，将没落的产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平和地出成长产业部门吸收雇用。OECD各国的失业率直接冲击了还未进入市场的年轻劳动力。在劳工组织强有力的欧洲国家，中老年层的劳动者牢牢守住他们的既得权益。在日本，产业结构的转换直接冲击了熟练部门的中老年层男性劳动者。他们虽然不会直接面对失业的问题，却也必须随着企业体质的转换做职务调整。另一面即是边缘性的女子受雇数显著增加。1986年兼职劳动者突破500万人，其中七成是女性，占女子受雇人数全体的22.7%。从85年到86年，女子受雇人数较前年增加36万人，男子则增加31万人。其间，经常性受雇者增加了17万人，兼职者增加了19万人，亦即有半数以上是兼职。
提倡文明史的文化人类学者梅棹忠夫认为：脱工业化对女子劳动具有正面效应。换言之，因为不再有劳动的性别问题，以往在工业化时代无法摆脱的劳动性别配置，因此而失效。在信息产业方面，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既无所谓「男性软件」或「女性软件」的分别，信息产品也就没有性别差异。经由技术革新而发生的经济下层结构的变化，提供了消解性别差异的物质基础。
可是在另一方面，比奇所说：「因为被认为是女性取向的工作，故被放在边缘地位来雇用，」也是事实。女性一直都被隔离，在非正式的劳动部门担任不支薪的劳动（unpaid labor），而今则在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之间，因应需要成为自由来去的周边劳动力。可是，这是应谁的「需要」呢？第一是资本的需要，第二是父权体制的需要。资料显示，许多女性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了兼职性的工作，其实那是因为她们将「父权体制的需要」内化了。许多结束育儿期的35岁以上的女性，为了即将来临的另一重父权体制需要，即老人看护--主要是丈夫的双亲--而必须随时准备回到非正式部门。这些都被「劳动自由的扩大」「余暇杜会化」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在劳动「余暇」部分的私有领域「需要」变动中，女性依然居于从属的事实，是女子劳动边缘化的根据。威尔赫夫断言此乃「劳动的主妇化」（housewifization of labor）。今日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许多男男女女，正式与非正式的劳动部门之间，（对资本而言）自由的移动，则是「劳动的环球性主妇化」（global housewifization of labor）。
我们必须指出，日本在劳动力锁国的状态下，内需性的扩大型经济成长大幅扩大了女性的雇用人数。第一，经济成长期的日本，无法像其它先进工业国引进移民劳动力。女性便替代了那些外国移民，出任低工资、高流动率的非熟练劳动工作，而不是成为劳动市场的核心部分。第二，由于资本主义已将家事劳动渐渐商品化，侵蚀了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间的界限。对于战后失去殖民地，亦无以往战争经济可以凭恃的日本而言，除了讽刺地有着和平的成长，却也像章鱼吃自己的脚那样，开始吞食因自我内在差异而出现，位处一亿中产阶级化社会最边缘的性别差异。于是，女性为了购买家电制品、加工食品、成衣而从事薪资劳动，逐渐减轻的家事劳动则把女性推出家庭之外。家事领域的最小化，正是资本主义所期待的。脱工业化使得女子的雇用人数日趋庞大，劳动的性别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废弃。产业结构几近完成，日本进入了走向「黄金90年代」的1980年代后半期，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也完成了。虽然这项法律是日本政府勉强签字批准联合国废止性别歧视条约的一项借口，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的资本主义能够接受雇用机会均等法时，其实已有部分与性别差异无关。后均等法的父权体制的资本进入了第四期，也就是将女性劳动分解为与性别无关的优异分子，还有与性别有关的大众。雇用机会均等法强化了女性之间的竞争，也促进了优异分子与大众间的两极化。为了提高女性地位，对于部分女性有利，却对部分女性具负向意义的状况已经出现。「不受性别影响的劳动市场组织，」原是女性主义的要求，就连资本主义也作了一些努力。女性主义者之中也有人说：「资本主义是女性解放之友。」在1981年《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错误结合》中，曾对马克思主义果敢地展开论战的哈特叟，于1989年11月的国际会议（1989年度国立妇人教育会馆主办女性学国际会议「Global Perspectives on Changing Sex-Role」）上表示：「资本主义对女性有解放之功。」哈特曼认为，过去十年间美国女性劳动的最大变化，是带着六岁以下儿童的妇女劳动力大幅上升。结果使女性劳动率曲线完全脱离了M字型，育儿期不再是女性的痛脚。过去十年间，美国的资本主义在性别差异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这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结果。如今不会活用女性能力的企业是一种「不合理」的表现，为此，企业在企业内部提供如白日托婴之类的服务、设备。另一方面，在「mamy truck」（减少负有育儿责任的母亲劳动者负担）或「玻璃天花板」（女性员工升迁上的无形阻碍）都还是问题的美国女性劳动市场中，哈特曼的评价恐怕过于乐观，对于亲眼目睹70 年代之后女性劳动急速变化的人而言，实在是感慨良多。她认为这种变化「实在难以预测」。
「资本主义页能解放女性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是与否皆然。过去十年间，同时期的日本女性劳动变化，其快速激烈的确不亚于美国。可是资本主义除了提供女性雇用机会，也在结构上重新建构边缘劳力市场。资本主义消解了性别差异，也同时重编了新的性别差异。
后均等法时代的女性雇用新发展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如果从73年的石油危机到85年雇用机会均等法成立的这段产业结构转换期，是「女性雇用边缘化」的时期，那么从八五年到「黄金90年代」，的确有新动向。在统计上，（1）四年制大学毕业女性受雇人数大幅上升，（2）女子受雇者的平均服务年限延长。
就前者而言，自85年6月均等法成立，86年4月1日施行之间，各企业迅速地引入了综合性职位与一般性职位有别的职务分类（course）人事管理制度，以因应均等法。均等法不仅是没有罚则，仅就义务规定的「漏洞法」，而且在其实际运用上，也是有性别差异的，新任用人员中男子99%属于有出差、调职的「综合性职位」，女性99%为不包括上列项目的「一般性职位」。职务分类人事管理制度在「自由选择」的名义下，隐藏了现实中原有的性别歧砚。因着职务分类人事管理制度的发明，企业将均等法对工作场所的影响降到最低。均等法这种原则与实况的双重结构性各国根本都不知道。
可是，不待均等法之设立（或者该说是均等法的前驱），早自80年代开始，高学历的女性已逐渐开始被晋用。四年制大学毕业女性的求才幅度大为增加，相反地短期大学毕业女性的求才市场则渐次萎缩。「要就职就读短期大学」的这种常识不再有效，四年制大学毕业女性要比短大毕业女性有利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说起后者，1976年时全职女性受雇者的平均服务年限为5.3年，十年后的1985年则增加了1.7年成为7.0年。她们在均等法之前已入机构，但如此也是不得已。假设短大毕业20岁就职，经过7.0年即27岁，现在平均初婚年龄为26岁，平均服务年资数的延长会造成晚婚。可是反过来看，在晚婚化的情况下，受惠于工作与待遇的所有OL（office lady）结婚与单身生活之间的选择也受到影响。她们这些在均等法之前已进入各机构的女性，一般都比男性职员的学历低，在业务方面也只被派给补助性的业务。均等法施行后，性别差异的教育训练被禁止，后均等法时代进入机构的女性职员和她们所受的教育训练内容也不相同。在企业方面，（1）均等法施行前与施行后进入的女性职员之间时有冲突；（2）为了让均等法之前已在职的女性有动力，即使是不得已，仍须对五年以上资历的女性职员提供升迁管道，同时积极地推动研修活动，使中坚女性职员「战力再活性化」。企业对于均等法前进入的女性有这种做法，是均等法未曾想到的涟漪效果之一。
高学历女性就业率的增加，女性受雇者服务年限的延长，使得女性劳动脱离了「M字型」。美国过去十年间所发生的事态，也在日本开始了。而在此背后，则是经济成长所引发的全面性人手不足，特别是成长产业部门中高素质（高学历）劳力的不足。在没有性别差异问题的部门中，如今学历的差距比性别差异的问题还大。虽然均等法中规定，「学历条件相同时，」不得有男女的差别，可是在学历条件有别的男女之间，这条法规并不适用。于是，大学毕业的男性与短学大学毕业女性之间的性别问题，就在「学历差别」的大帽子下，堂而皇之地被忽略过去了。与此相类的是，女性之间的「学历差」也比以前要大。虽说是少数，大学毕业女性能得到的综合性职务，短大毕业女性连一个机会都没有。到目前为止，总是遭到平等的差别待遇的女性之间，因为品质不同而开始有了差别。
这种情况就像在美国那样，比起种族歧视或阶级差异更加明显。教育程度高的女性，也就是有竞争力的女性，比起种族、阶级等原因，更容易超越性别差异。在今后的日本劳力市场中，将会有人种、国籍等各式各样的问题出现，而比起人种、国籍的问题，性别差异或许是最先崩解的「职业隔离」（job segregation）墙。面对着严酷的国际竞争，企业对于品质高的劳动力不能再区分「性别」了。对企业而言，性别歧视会失去潜在人力资源，反之则成为高生产力。
今后将不断增加的全职女性在职业场所中所占的位置将有以下三种。第一是专业，第二是在女性众多的职业场所担任管理职位，第三在无性别差异竞争场所的成功女性。第一种是非线上部门的幕僚部门，避开与男性同事竞争，没有前途的职位。第二种是在服务、流通部门等女性众多的职业场所，原本「女性员工男上司」的情况开始变成「女性员工女上司」。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女性重要角色的出现，」容易发生在百货公司、通信、保险、化妆品等女性较多的行业中。第三种是在如设计或计算机等需要创造力的部门，不问性别的激烈竞争中渐渐发生。不过这乃是非传统的（unconventional）管理业务（bencher business），也就是在中小规模的企业中才可能发生，至于员工五百人以上的大企业总经理，恐怕要到 21 世纪才可能由女性出任。
无论如何，降低她们的「家事负担」恐怕才是基本的条件。第一是因为没有小孩，第二是靠着三代同居或是近邻异居的方式得到婆婆或自己母亲的协助，第三则是将自家的家事变成商品雇请人工，第四是彻底的家事自动化（home automation），第五是充实公共的社区服务。在各种可能性中最不可能的，或许就是「由丈夫对等地参加家事育儿」以减轻妻子的家事负担。男性劳动的机会费用既高，由丈夫参与家事，不如由第三者或商品化的家事服务来取代，无论夫或妻都从家庭责任得到豁免。总之，在性别差异乃天生的说法已被否定的今天，如果连「家庭责任」也没有的话，男女都可以工作的事不必证明。可是这种可能性，只限于劳动所得高，竞争力强的女性从业人员。于是，女性被分解为三极，像她们这种优异的女性，还有多数被列入周边劳动的女性劳工，以及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的无业主妇（因为「不工作」而处于特权立场的专业主妇）。女性的多样化，「选择自由」「个性化」的意识形态就好象女性自己的选择那样会被隐藏起来。这与90年代的日本资本主义在「个性化」「多样化」的意识型态之下形成的新阶层分解过程恰相吻合。
回顾历史，女性主义无论在哪一个时期，的确多少都与资本主义的变化同步，也都多少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变化。因此，说女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共犯」，也不算是头脑短路。和其它所有的意识型态一样，女性主义也是时代的产物，同时是具有时代批判力的意识型态。女性主义经常对同时代的父权体制的资本主义之历史阶段提出批判性的论说。
例如，资本主义准备重组与性别差异无关的劳动市场（人力市场）时，女性主义者的课题就必须像这样--为了抗拒因资本而起的女性间的竞争与分裂，女性之间能够建立什么「共同性」？
我们可以看见，资本主义似乎是要借着将私有领域极小化，以摆脱父权体制的桎梏。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夺取女性完全被固定在私领域中专门负责再生产劳动的利益。可是代之而起的，是劳动市场全球性的父权体制重组。以往女性在家庭中所做的部分，现在则由女性、高龄者或移民当作边缘劳动来做。家事劳动的外部化或福利劳动的场所，已经发展成这样的情形。于是，年龄、阶级、人种、国籍梯再加上性别等这些经济外的变量，创造出新政治差异的「边陲」。既是所谓国民国家利益共同体成员，也是阶级集团成员的女性，现是既是多国籍化资本主义的受益者，也是加害者。女性主义自成立之始就一直都是国际主义。今天的女性主义课题将是如何解决因国界、阶级、人种或年龄等因素带来的分裂，及如何建构女性主义者的国际主际主义。
最后，不管所有的变量，存在于劳动内部的差距问题依然，那就是为什么孕育人的生命，又看顾其死亡的劳动（再生产劳动）被放在所有其它劳动之下，才是根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女性主义的课题恐怕永远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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